最近，我应邀参加了“澎湃下午茶/京沪之间”第五场研讨会，探析什么是高质量孵化器。我回顾了中国孵化器的起步，谈及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痼疾和现有孵化器的问题，提出了创业孵化器需要正本清源，发展创业生态系统。参加这场研讨会，促使我对创新集群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我从1978年开始研究产业集聚，1991年开始研究产业集群，之后逐步转到探索创新集群，并著有《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2016年出版）。最近我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过去认识的不足，创新集群应该有更深的含义。10月19日，我将在第二十三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上做主旨报告，我将题目确定为“关于创新集群概念的再探讨”。
关于创新集群概念的认知
在研究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的二十多年里，基于对创新是社会过程的认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一直从地方的视角，从隐含经验类知识面对面地交流对创新的重要性来认识创新集群，强调机构（促进集群成员合作的机构）和活动（促进市场交易和知识交流的活动）这两个创新集群的特征。
2023年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文集《园区和集群》，该书由澎湃研究所。我在绪论中写道，“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或“创新型集群”（Innovative Cluster）都是外来语，体现了各创新型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创新集群可能更多地需要在集群促进机构的推动下建立，因此创新集群又被理解为新的区域治理模式。
我所列出的创新集群的创新型行为主体包括：同行业和相关行业的供应商、制造商、客商、服务提供商，以及政府机构和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培训机构等。其中，集群促进机构，即促进各行为主体合作的机构，是创新集群的核心。
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动是创新集群的表征，它能够促进跨学科、跨产业的产学研合作和知识交流，使创新型行为主体在浓厚的创新氛围中发挥集体创造力。
这是我此前对创新集群的理解，将创新集群和创新型产业集群相提并论。在《园区和集群》一书中我阐述了1990年代分别起源于美国和意大利的产业集群两大学派——波特的产业集群和巴卡蒂尼的产业区。我提出，这两个概念都是创新型产业集群，又称为创新集群或高端集群，而发展中国家有很多依赖型的非创新型的产业集群，又称为生存型集群或低端集群。
低端集群要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为高端集群，必须通过其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来提高集体效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提倡的合作机构（IFC，Institution for Collaboration）非常重要。2019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采取竞赛方式遴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群发展促进组织”是参选的必备条件之一。我欣喜地看到“集群发展促进组织”的建立，它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
关于创新集群概念的再探讨
不过，之前我们对创新集群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晰，因为它纵然列出了集群中的各类行为主体，强调了合作行动，也没讲清楚哪几个行为主体更加重要，因此不能解释如何使得创新快速发生，尤其是难以解释突破性或颠覆性创新的发生。最近我认真阅读了2014年恩格尔（J. S. Engel）的《全球创新集群——世界经济增长的创业引擎》，他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恩格尔是在创业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他从企业家和创新过程的角度来定义创新集群。
他将创新集群定义为一种充满创业精神的商业环境，其特点是资源（包括人员，资本和技术）的高度流动性。他认为创新集群是由初创企业、支持创业的企业和从创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成熟企业所组成的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他认为对创新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和创业行为。他说，创业行为是创新集群的核心和灵魂，企业家精神是启动价值创造过程的引擎。这有助于对创新集群深入理解。我认为，这个定义找到了创新集群的源头。
他的创新集群定义既不像波特的定义那样注重国家竞争优势产业的专业化特征，又不像巴卡蒂尼那样注重经济嵌入地方创新文化的地域特征。恩格尔等人以集群成员的发展和创新的过程来界定创新集群，强调新创企业（start-ups）和技术商业化。他所定义的创新集群侧重于不同产业之间和不同技术之间的跨界融合，从而能够产生突破性或颠覆性创新。从这个认识出发，创新不仅是社会的、地方的过程，而且是全球的过程。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还可以从非地理意义的视角，在全球尺度上认识全球创新集群网络和超级集群，这有助于加强创新集群的国际合作交流。
恩格尔以美国硅谷为案例分析和定义了创新集群的组成部分。创新集群的核心，即创新引擎包括企业家、风险投资者，以及主要公司、战略投资者、研发中心和有潜力的公司。硅谷大量现金匮乏以及高潜力的初创公司萌生，促使专业服务提供商（如律师、会计师、设计专业人士、招聘公司、投资银行家、孵化器和加速器）和专业的创业管理阶层发展起来，成为创新集群的组成部分。
近十年来，国际上有大量研究者从创业行为和创新过程分析了各国的创新集群案例。例如，2016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对英国、印度、美国、新加坡和爱沙尼亚的五个创新集群案例的生命周期以及成功因素的调研报告。在我国，深圳市是创业行为最活跃的城市，深圳市南山区有“中国硅谷”之称。在不到15平方公里的粤海街道，高密度地聚集了华为、中兴、大疆、腾讯等创新型企业，还有虚拟大学园、深圳大学、软件园以及多个孵化器，风险投资公司及各类商业服务供应商十分活跃。深圳市及其粤海街道可以作为典型的创新集群进行深入调研。
创新集群需要真正的创业孵化器
三十多年前，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信息化使得大企业垂直分离，亟需发展分工协作的中小企业集群。如今数字化驱动的发展加剧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和地方对创新经济需求迫切，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必须高度重视创业行为和创新过程，因此需要从企业家精神以及从颠覆性创新的视角进一步理解创新集群，要为集群内的企业家提供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合作网络，以快速创新促进由企业家主导的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正在培育标杆孵化器，多个省市都出台了标杆孵化器的培育方案和行动计划。我在最近澎湃研究所举办的“澎湃下午茶”中谈到，希望创业孵化器能够正本清源，要纠正一些对孵化器的认识误区。我现在再探讨创新集群概念，进一步认识到创新集群需要真正的创业孵化器。我希望将有实质意义的创业孵化器的建设作为我国创新集群培育的重要工作。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必须结合起来。通过不断进展的学术研究来影响政策，是学术研究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王缉慈, 2016. 创新集群三十年探索之旅[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王缉慈, 2023. 园区和集群[M]. 北京: 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
Engel JS. 2014. Global Clusters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ial Engines of Economic Growth around the World.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
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
王缉慈学术著作和译著
王缉慈在学术领域贡献卓著，出版了多部重量级著作和译著，涵盖中国产业集群、创新经济地理学、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高技术园区、中关村发展、现代工业地理学、以及山河风情等内容。 首先，《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一书，由王缉慈等于2010年出版，深入探讨了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问题，为研究中国产业集群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 其次，《创新经济地理学》一书，于2009年由童昕、王缉慈等译者出版，为读者揭示了创新经济地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者，《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一书，由王缉慈等于2001年出版，对创新在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此外，《重新发现地理学》一书，由黄润华译，王缉慈译审，于2005年出版，通过重新审视地理学的概念，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 《世界高技术园区》一书，由王缉慈译审，于1998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面介绍了全球高技术园区的发展情况，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关村十年之路》一书，由王缉慈参著，于1998年由改革出版社出版，记录了中关村十年发展过程，为研究区域经济提供了宝贵资料。 《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一书，由魏心镇、王缉慈于1993年共同撰写，探讨了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问题，对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最后，《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由王缉慈编著，于1994年出版，系统阐述了现代工业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工业布局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山河风情领域，王缉慈与班武奇合作，于1990年出版了《山河风情（东北卷）》，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东北地区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展现了独特的地域特色。
产业集群理论的相关文献回顾
1．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分工协作理论亚当.斯密目睹了工业化初期生产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效率。 他认为，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 他在《国富论》中分析到：劳动生产率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斯密不仅一般论述了采取分工生产的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深入分析了产生分工效率的原因。 他将分工分为三种：一是企业内分工；二是企业间分工，即企业间劳动和生产的专业化；三是产业分工或社会分工。 第二种分工形式实质是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依据所在。 正是因为这种分工，企业集群才会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过细分工和市场分工都有一系列弊端。 而企业集群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与此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必须满足降低个别价值的目的，否则，资本增值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所以当事实证明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分工与协作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时，采取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就成为资本家的普遍行为，以便利用分工的优势降低成本。 马克思认为，建立在协作基础上的企业生产，可以产生比分散生产更大的效率。 产生合力效应原因是：第一，协作性的集体生产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比分散生产节约了占用的空间；第二，有利于在交货期临近或其它紧急情况出现时，集中生产能完成较大的生产量；第三，在集体生产的环境中，个人能力可以通过劳动效率间的差异表现出来，努力争先的竞赛，提高了生产率；第四，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容纳在一个企业中，有利于管理和控制，可以保持生产的连续性和比例性；第五，协作性的集体生产提高了生产资料的利用率。 总之，对高效率和低成本的追求，成为产业集群形成的内在动因。 2．马歇尔的规模经济理论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马歇尔所指的外部规模经济概念是指在特定区域的由于某种产业的集聚发展所引起的该区域内生产企业的整体成本下降。 通过对英国一些传统工业的企业集群现象的考察，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企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企业集群是基于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 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与内部规模经济同样具有产业组织效率，因此是十分重要的，“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 ”马歇尔把专业化产业集聚的特定地区称为“产业区”。 马歇尔对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作了细致的探讨。 他认为，大规模生产的主要利益，是技术的经济、机械的经济和原料的经济。 因为，大工厂可以采用高效率的机械，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从机械的经济所获得的各种利益是小工厂难以企及的。 大企业的大批量采购可以获得相对低的价格，而且大批量运输保证了对运输工具的充分利用，因此有着较低的运输成本。 企业集聚在“产业区”内，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搜寻成本和辅助生产成本，信息的溢出可以使集聚企业的生产效率高于单个的分散的企业，特别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知识在该地区的溢出。 协同创新的环境也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发展。 3．产业区位理论和新产业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ber）在其1909年著作《工业区位论》中从产业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 他认为费用最小的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 一个企业规模的增大能给工厂带来利益或节约成本，而若干个企业集群在一个地点同样也能给各个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技术设备发展的专业化、搜寻劳动力的相关成本的降低，也都促进了企业集聚。 他把集聚带来的好处视为成本的节省和收益的增加，正是成本的节约促使企业产生了集聚的动因。 专业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批量购买规模和销售的规模，使企业享有购买原材料的便利和顺利实现产品交易，从而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效率。 企业集聚有利于道路、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共享，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从而促进了企业集聚。 新产业区理论从企业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研究企业集群的形成动因。 在对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爱米利亚—罗马格纳等高技术产业综合体实践的研究基础上，新产业区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应运而生。 该理论认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最主要的因素，不是物资资本的数量与质量，而是与发挥人力资本潜力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环境因素。 正如长期研究硅谷特征的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森宁所说：“硅谷成功的真正奥秘，是因为硅谷有了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创新、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文化生态环境。 ”此后，又出现了欧洲学派，它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区域科学家组成的GREMI（GroupementdeRechercheEupopeensurlesMilieuxInnovalieurs）小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他们的主要概念是文化环境（Milieu）。 这个概念把产业的空间聚集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使该理论流派相当有影响力。 5创新环境理论认为产业的本地化包括提升整个社区的技术和专业化水平，提供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加辅助的贸易和专业化服务，满足众多公司的需求，为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创造条件。 企业聚集使大家可以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 创新环境研究强调产业区内创新主体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强调创新行为的协同作用，强调社会根植性。 Capello（1999）、Hart&Simmie（1997）等人研究发现，在创新地区中，创新厂商群聚在特定区域，但通常保留他们彼此独立运作，群聚区域内厂商运用的是区内良好的环境特质。 4．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也与产业集群的形成紧密相关。 增长极概念及其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 在分析经济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增长时，佩鲁引入了“推动性单位”和“增长极”的概念。 所谓“推动性单位”就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单位，当它增长或创新时，能诱导其它经济单位增长。 推动性单位可能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同部门内的一组工厂，或者是有关共同合同关系的某些工厂的集合。 而所谓增长极是集中了推动性单位的特定区域。 佩鲁认为推动性单位具有三个特点：（1）新兴的、技术水平较高的、有发展前景的产业；（2）具有广泛市场需求直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业；（3）对其他产业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的产业。 增长极同时具有“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5．技术创新理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技术创新及其扩散促使具有产业关联性的各部门的众多企业形成集群。 因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幷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相反，它们趋于群集，或者说成簇地发生。 这仅仅因为，在成功的创新之后，首先是一些，接着是大多数企业会步其后尘；其次，创新甚至不是随机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而倾向于、集中于某些部门及其邻近部门。 熊彼特在解释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时认为，除战争、革命、气候等外部因素外，创新的群集和增长的非周期因素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 上述认识，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首次创新会比随后类似的创新要艰难得多，一旦突破入门障碍，对后来者的启迪，包括观念、认识、信心及行为都有极大激励；创新是一个学习过程，首次创新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都会给后来者提供少走弯路，快速实现创新成功幷较快获得超过社会平均赢利能力的机会的借鉴。 两点重要性造成的结果将是客观诱导后来者蜂拥而至，即形成技术创新的群集现象。 历史上有颇多类似的例子，比如由于合成材料在化学上的相似性，某公司的首次创新肯定会增加下一项发明的可能性；计算机问世后引发的多次再创新和换代产品的周期迅速缩短，正是群集的功绩。 6．基于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理论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供应链和市场战略下，投入要素可以从许多不同的地区获取，但运输成本的降低幷未使许多公司不把公司设立在原料来源地或者大的市场所在地。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clePorter）率先提出全球经济下的产业集群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产业集群现象。 10产业集群在竞争日趋复杂、知识导向和动态的经济体中，其角色也愈来愈重要。 波特提出了由四种关键要素所形成的“钻石体系”理论，从竞争力角度对集群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集群不仅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而且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 更重要的是集群能够改善创新的条件，加速生产率的成长，也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形成。 虽然群内企业的惨烈竞争暂时降低了利润，但相对于其它地区的企业却建立起竞争优势。 7．其它与集群相关的观点（1）钱颖一（1999）运用“栖息地”（habitat）的概念来解释集群企业的竞争优势。 他认为企业集群区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它至少包括七个方面的因素：①开放型的生产结构；②人才流动频繁，跳槽的情况常有发生；③法律环境较为宽松，使跳槽变得容易；④容许失败；⑤生活和工作观；⑥外国移民多；⑦美国的全国创业板股票交易系统（NASDAQ）市场。 （2）台湾学者注重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解释台湾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之间紧密的产业集群关系是台湾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陈慧娟、吴秉恩，2000）。 这种集群关系是建立在群内企业之间彼此承诺与信任关系之上的（王如玉、曾淑婉；1992），而这种承诺与信任则是需要依靠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建立，因此企业主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维持群内企业安定的主要力量。 由同家庭、同民族、同乡、同学、同事等所形成的关系在无形中规范幷维持了集群区内的运作次序（陈介玄，1994）。 （3）内地学者对于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与广东一带，特别是在江浙地区。 由于中小企业集群在江浙的迅速发展，江浙的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从区域经济（方民生，1997；张仁寿，1999；武云亮，2003）、产权制度（应焕红，2001）、制度变迁（朱康对，1999；林毅夫，2003）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也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新春，2000；吴国林，2001）；北京大学王缉慈（2001）把企业集群看成是适合创新的空间，幷将其中原由归结为地理邻近和社会根植两组效应。 （4）日本学者青木昌彦（MasahikoAoki，2001）从创业投资者对创新企业的控制权角度入手，提出了“只能在一群创新式企业和一组创业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背景之下才能理解硅谷模式”，幷提出了锦标赛制度的创业资本治理机制。 青木主要从企业治理角度探讨企业集群的发展问题，开创了企业集群研究的一个崭新思路。 但他过分强调代理人市场对企业治理机制形成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它方面。 （5）Dunning（1988）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区域优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市场的地理位置状况、基础设施等，而这些正是聚集效应的体现。 Dunning（1993）又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不仅要考虑传统的要素及其成本，又要考虑聚集经济和交易成本、动态外在经济性”。 （6）Krugman（1991）从区域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角度，解释了工业活动的集中性，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