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等3名美国经济学家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西莫格鲁等3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教授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MIT教授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为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他还是多本畅销书，包括《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te of Liberty）《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等。

此前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给了关于因果关系分析、金融危机应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等领域的研究。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Douglas W. Diamond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Philip H. Dybvig等3名美国经济学家，表彰他们对银行和金融危机的研究。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给了大卫·卡尔德（David Card）、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 、吉多·因本斯（Guido W.Imbens）等3名美国经济学家。卡尔德获奖，是因为他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获奖是因为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2023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诞生93名获奖者，其中3位女性获奖。据澎湃新闻统计，93名获奖者中，最年轻的获奖者是2019年的获奖者之一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时年46岁；最年长的获奖者是2007年的获奖者之一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时年90岁。

经济学家排名

1达龙·阿西莫格鲁

麻省理工学院(M1IT)经济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美国)

2尼古拉斯·布鲁姆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美国)

3伊曼纽尔·赛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加州伯克利(美国)

4兰甘·古普塔

比勒陀利亚大学经济和管理科学系，南非比勒陀利亚

5约翰·利斯特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美国)

6穆罕默德·沙赫巴兹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CEEP) ，中国北京

7大卫作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经济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美国)

8尤里·戈罗德尼琴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加州伯克利(美国)

9拉杰·切蒂

哈佛大学经济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美国)

10.伊曼纽尔·法希

如何利用统计学“欺骗”民主

1，“葬礼证伪主义”如果有些国家没有因为富裕而民主化，那么，中国还会随着经济发展走上民主的道路吗？按道理说，卡塔尔、沙特等国的反例早就证伪了“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可实际上，事实并不能证伪理论，因为依然有非常多的人相信这个理论。 知道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么事实就居然没能证伪违反事实的理论呢？怎么人们居然可以不顾事实的存在呢？是啊，有什么么办法呢？现实就这么冷酷啊。 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同朴素的证伪主义相反，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证认的低层证伪假说，都不能单独导致证伪。 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 ”[1]拉卡托斯说的是：由于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所以经验不仅不能证伪理论，有时反而是理论证伪了经验（如哥白尼的理论就证伪了“太阳东升西落”的经验）；因此，只有事实加上替代的新理论，旧的理论才能被证伪。 那么，存在替代“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吗？当然存在，“政治文化决定民主”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问题来了，卡塔尔的反例，加上“政治文化决定民主”的替代理论，为什么“收入决定民主”还是没有被证伪呢？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相信它呢？这就是本文要论证的观点：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是错的，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也是错的，只有“葬礼证伪主义”才是对的。 已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葬礼之后才取得进步的”。 就是说，不管事实多么确凿，不管替代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只要相信旧理论的人还活着，旧理论就无法被证伪。 不是“葬礼证伪主义”冷酷无情，是现实就这么冷酷无情，“葬礼证伪主义”只不过是把“该死的”现实描述出来而已。 “葬礼证伪主义”表明：人是一种“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动物。 有人愿意相信复杂的抽象逻辑，就有人愿意相信简单的形象图形（当然，也就有人相信权威甚至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能在葬礼之前就更加冷酷无情地抬出“真理”）。 “政治文化决定民主”也许正确，可它太复杂，不象“收入决定民主”那样有一个简单可观测的指标。 再说，象利比亚之类的国家，虽然没有在人均收入5千美元的时侯民主化，可它现在不是也开始了吗？在预测能力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简单的理论的确更吸引人。 但如果理论的复杂只是因为现实太复杂，复杂理论就能在逻辑上取胜（如亨廷顿的“多因素论”）。 只是，简单理论的吸引力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收入决定民主”的吸引力就存在另一个重要原因：科学的外衣。 2，“经验实证”的堕落：“工程思维”取代“制度思维”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学术界，数学和统计学成功地“入侵”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迅速地成为数学和统计学的“奴隶”。 许多西方政治经济学家已经不会思考，因为数学和统计学已经“能够”替他们“科学”地进行思考。 当数量工具从“仆人”变成“主人”的时候，“洋八股”应运而生，数量工具与自由主义合成的“计量自由主义”成为学术的主流，整个西方社会科学便在这种“西式科举制”中走上了封闭和堕落。 “计量自由主义”看到了人类语言的模糊，因此它企图用“精确的”数量工具来弥补语言的缺陷。 然而，语言在运用时并不试图掩盖自己的模糊，而数量工具在运用时则披上了“精确的伪装”，制造了“科学的假象”。 如果说自然在成为科学的对象时，数量工具能够实现某种精确，那么，人类社会在成为科学的对象时，人心和制度就使数量工具的“精确”回归到了“语言模糊”的水平。 然而，许多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上，科学一但起飞，人类的“经验实证”就被简单化为“数据的实证”，“逻辑的实证”和“直觉的实证”就被踢出了“科学实证”的大门。 但是，科学主义的泛滥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泛滥，在社会科学里，思维方式的泛滥突出地表现为“工程思维”对“制度思维”的取代，“数据的实证”对“逻辑的实证”和“直觉的实证”的排挤只是“工程思维”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本正经地问：“民主是统计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人会回答说：“民主问题当然是制度问题”。 可是，问答过后，有些人就会本能而毫无自我意识地回到了“统计问题”的思路，继续研究诸如“人均收入决定民主”的“统计问题”。 这就是“工程思维”对“制度思维”的取代，它不是一个具体研究项目的问题，它是一个把人类社会当成物理工程、把人当成非人的思维方式问题。 人均收入与民主发展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是上个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的“统计发现”，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水平”急速堕落的一个典型反映。 不幸的是，从思维方式到统计发现，当今的中国正在不加区别地“洋为中用”，并以科学的名义把类似的“洋废品”当成宝贝来传播。 问题在于，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统计相关”自己是不会思考的，要思考的是人，是研究者自己。 喜欢形象、厌恶抽象是人性的缺陷，是人脑节约“运行成本”的必然，但如果研究者被统计图形的直观形象所征服，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就会退化。 事实证明（见下节），问题的要点不是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数量关系，而是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恰恰不是数据问题而是逻辑问题。 发现人均收入与民主之间的数量关系，是搞乱民主分析而不是确立民主因果关系的开始。 为什么？因为“工程思维”会使研究者死死盯住“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这两个变量，一切问题，变成了这两个变量的数据问题，变成了数据应该包括多长时间和多大范围的问题，变成了如何能找着特定时空范围的数据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制度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制度思维”就在“工程思维”中失落，理论家就变成了技术员，而科学的假象却还在使这种堕落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就这样在类似的过程中变成了“应用数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就这样变成了“应用统计学”，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就这样在思想的堕落中取得了精神的升华。 本来，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应该雇一些数学人员协助研究，现实变成了每个政治经济学家，都开始浪费时间学习数学技术细节。 “工程思维”挤压“制度思维”的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如何思考了，Professor（教授）变成了标准的Processor（数据处理机）。 人格层次的堕落还伴随着道德层次的堕落，因为在这种“科学”的氛围中，一旦数据缺乏或“不听话”，“政治经济学技术员”就经常不得不“逼迫数据屈打成招”，要么“加工”数据，要么下出数据许可范围的结论，统计学与谎言就这样成为同义语。 “经验实证”已经堕落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 3，民主的制度逻辑与“量化的限度”：对“统计相关”的“十大质疑”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本来就是人为主观的数量参考，可一旦披上科学的外衣，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有了“精确的假象”。 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认为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之间的“统计相关”就是科学的呢？可以质问的问题包括：第一，“相关度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其“相关度”或“相关系数”到底有多可靠？第二，“样本时间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其“样本范围”和“时间跨度”到底有多充分？第三，“多元回归问题”：除了人均收入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也会影响民主指数？问题一定是“一元回归”吗？有没有“多元回归”的可能性？第四，“非线性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的“统计相关”是不是按比例、成直线的“线性关系”？如果是不按比例、不成直线的“非线性关系”，“非线性回归”是不是一定能被转换成“线性回归”？第五，“负相关问题”：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有没有可能不是“正相关”而是“负相关”？人均收入的提高有没有可能导致民主程度下降而不是上升？第六，“中间变量问题”：是不是存在什么别的“中间变量”，使得人均收入先影响了“中间变量”，“中间变量”再最终影响民主指数？第七，“未知变量问题”：是不是存在什么别的“未知变量”，这些“未知变量”既影响人均收入，也影响了民主指数，结果导致人均收入与民主指数之间出现了虚假的“统计相关”？第八，“数据可获性问题”：“统计相关”是对已有可利用的数据的“统计相关”，如果想要的数据根本就不存在，“统计相关”是否还可能存在？第九，“因果关系问题”：相关并不一定意味着因果，从相关到因果的飞跃靠的不是数据，靠的是逻辑，靠的是理论。 第十，“制度运行问题”：专制的灭亡和民主的确立，根本就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就一定能正常运行，民主运行是信仰问题而不是人均收入问题。 在这十大问题中，前几个更多的是统计技术问题，后几个更多的是制度逻辑问题，“收入决定民主”能否成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统计技术，而是制度逻辑，是逻辑在指导和决定技术的使用。 这里就是区别“政治经济学技术员”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关键之处：“政治经济学技术员”让技术决定逻辑，让“工程思维”决定“制度思维”，“政治经济学家”则完全相反。 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学家”比“政治经济学技术员”更懂得“量化的限度”。 人是一种“只相信他所愿相信”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理性”的感情动物，人的主观感受是常变和无法量化的，现有的量化只能被当成一种“在技术允许情况下的近似表达”，技术上无法实现的主观量化，在社会科学里是常规。 例如，利比亚的“人均收入”，国际货币基金给出的2010年数字是1.2万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算则是1.5万美元，利比亚自己的算法又会有所不同。 这里除了有汇率因素外，还有通货膨胀因素，收入的计算还忽视了黑市、灰市、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因素。 如果是“政治文化”或“幸福”这样的变量，那量化的问题就更大。 不同地方不同观念的幸福感如何量化？100年前人们的幸福感如何量化？不能量化又如何进行相关比较？如果社会问题的本质本来就是如此，社会问题的“科学”与否就不能以“是否有量化分析”为标准，否则，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应该歇业了。 事实恰恰相反，量化分析必须以逻辑分析为基础，否则量化分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木之林。 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十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出岔，“收入决定民主”的结论都会倒塌。 其中的逻辑要点包括两方面：一是“未知变量问题”，二是“数据可获性问题”。 许多人以为科学研究就是“让数据说话”的“经验实证”研究。 错了。 任何变量和任何数据的选择决定，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问题”。 为什么是选这个变量而不是那个变量，为什么是选这个数据而不是那个数据，所有的决定都包含着“理论含义”。 如果研究者熟悉相关的理论和文献，量化分析会更有针对性；如果研究者“脑子空空”，量化分析的结果也会带上他所未必能理解的“理论含义”。 所以，最无意义或最不确定的量化分析往往是由“政治经济学技术员”作的，因为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自己所干的在“理论的地图”中是处于哪个位置，以至于即便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还自以为是发现和证明了人类社会上最伟大的真理。 而万一有幸真的发现了真理，他们往往也由于缺乏背景知识而弃之如粪土，等到别人确定了他们的发现，他们自己才知道“原来是这样”。 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真正本质是：人们只能从能够数量化的变量中确定变量的关系，人们必然要忽视难以数量化的变量的作用；人们只能从能够找到数据的变量中确定变量的关系，人们必然要忽视难以找到数据的变量的作用。 所以，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人们必然把复杂的“民主因果问题”简化成“手头有数据的变量关系问题”，人们必然因为确定了“收入与民主的相关”而忽视了对其他变量的逻辑思考，直到“政治经济学技术员”的错误由“政治经济学家”指了出来。 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本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技术员”所热衷的所谓“科学研究”的本质。 当他们以科学的假象批评别人的“非科学”研究时，科学的陶醉使他们无法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早就已经失去了“从事研究的基本资格”。 与社会科学“量化分析”的本质相对照，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本质是：“数据的实证”必须以“逻辑的实证”为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逻辑的实证”，任何“数据的实证”都是空中楼阁。 数据不能思考，沉溺于数据反倒害了真正的思考。 在“收入决定民主”的问题上，当“工程思维”压倒“制度思维”的时候，对基本图形和结论的关注，会压倒对相关度、时间跨度和范围广度的细节关注，发现真理的兴奋，最终淹没了对“未知变量问题”和“数据可获性问题”的慎重。 4，理论的贫困与理论的发展“收入决定民主”的荒唐，其实可以从“工程思维”的机械推论中明显感知。 例如，由于收入决定民主，那是不是要等到人均收入提高了再去搞民主呢？如果压低劳动者待遇有利于经济增长，那是不是要坚持压低劳动者待遇，以确保经济增长和民主的早日到来呢？“制度思维”的思路当然完全不同：要民主的人会去“等人均收入提高了”再说吗？他们会接受“压低劳动者待遇”吗？他们会为了满足你的“工程思维”而放弃现实利益吗？为了进一步说明收入与民主的关系是“理论活”而不是“技术活”，下面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有关的文献。 约瑟夫·熊彼特是最早提出现代民主制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学者之一，丹尼尔·勒纳也提出过城市化带动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看法。 但人均收入决定民主发展的观点，最有名的是西摩尔·李普塞特1959年根据欧洲和拉美的数据提出的“现代化假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有可能实现和巩固民主。 可这个“现代化假说”在时间跨度和范围广度上存在明显的问题，后来被证明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 首先是人们观察到的完全相反的例子，即经济发展加速时民主程度反而下降，民主程度提高时经济发展反而减速。 这种发现的致命点，在于对“现代化假说”中所暗含的“线性历史观”的怀疑：难道通向民主的道路只有经济发展一条？第二，经济发展也许能够产生有利于民主发展的因素，如通过提高教育程度而改变观念、形成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机会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等等，但在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会通过激发期望、提高参与而引发动荡，亨廷顿在 1968年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提出，恢复政治秩序的要求也可能使收入提高中的民主发展停顿或倒退。 第三，罗斯托在 1970年的“民主的转型”一文里直截了当地认为，“现代化假说”是误把相关关系当成了因果关系。 他提出了一个民主化的阶段分析，认为民主本身并不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国家统一相反是实现民主的前提；民主可能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僵局的结果，是政治精英的有意选择。 所以，经济发展既不必然导致民主发育，也不必然缓和社会矛盾。 第四，罗伯特？达尔1971年的《多头政体》一书，明确地提出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是一种“非线性关系”：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低于某个区间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极低，进入这个特定区间时，民主发展的可能性最大，超过这个区间时，均收入和民主发展变得毫无关系。 亨廷顿在1991年的《第三波》里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个特定区间大体是在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之间（按198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呈现出N形曲线关系。 亨廷顿还认为，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着变化，外部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示范性作用。 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会有所不同。 第五，罗伯特·巴罗1994年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统计分析（涉及1960-1990年的100个国家），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会增加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而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 巴罗的结论使“收入和民主互为因果”的说法显得极其苍白（见本书第七章）。 第六，亚当？普沃斯基2000年的《民主与发展》一书颠覆性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任何水平都可以出现民主，区别只在于，比较富裕的国家民主存活的概率比较高。 但人均收入高并不必然有民主，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当然还有卡塔尔）。 最后要提到的，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新秀达伦·阿西莫格鲁2007年的“重估‘现代化假说’”一文[2]。 阿西莫格鲁使用了1875年到2000年的跨国数据，与别人完全不同的是，他考虑了影响人均收入和民主指数的其他历史因素，这是一些被人们忽略的“具体到国别的稳定历史因素”。 他发现，一旦这些因素的“确定影响”被控制，人均收入和民主发展之间就变得毫无关系，而且，教育水平也与民主发展无关（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别于“工程思维”的“制度思维”）。 阿西莫格鲁的背景“制度理论”是：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资源分配状况决定一个社会的当前权力分配，当前的权力分配又决定了当前的经济制度，并决定了未来政治制度的演变（包括他著名的“双模式殖民地理论”）。 经济发展的状况就是由当前的经济制度（包括产权和平等机会）所决定的，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关系，不是“现代化假说”描述的那样，而是他所认为的“关节点假说”的情况：在某些历史的紧要关头，在特定制度条件的作用下，一些国家走向了民主和发展，另一些国家却走向了专制和停滞。 我在本书第六章批评了阿西莫格鲁“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分析，但他否定“经济发展促进民主”的结论依然是有效的。 5，走向“制度思维”“收入决定民主”的理论发展史表明，什么时候“工程思维”取代了“制度思维”，结果就是思想的混乱和理论的倒退；什么时候恢复了“制度思维”，现实的面目就恢复了逻辑的说服力。 常识能够看到：在某一个时点上，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民主程度也越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民主国家也随之增加，而且，每一波民主浪潮的起落，也似乎与世界总体经济水平有关。 “工程思维”的研究赋予这些常识以“科学的假象”，只有“制度思维”，才能通过类似“十大质疑”的思考重新给现实以“逻辑的秩序”。 人性的缺陷使人们往往偏向于形象和新奇，“人均收入高的地方民主水平高”同“冰淇淋消费高的地方犯罪率低”一样生动活泼，可这种统计结论都是错的，它们只能吸引有“工程思维”的人。 “制度思维”提醒我们，民主发展其实是由制度文化决定的，而高冰淇淋消费其实只是高收入的一个反映。 统计能够发现“相关”，但只有理论才能确定“因果”。 卡塔尔能不能民主化、中国能不能民主化，都与人均收入毫无关系。 简洁的理论也许优美，但人们不得不对可能包含在其中的“反智倾向”保持警惕，因为“解释力”才是优美理论的要素，“简洁”不能以牺牲“解释力”为代价（“反奥卡姆剃刀原理”），否则，结果只能是“废品进，废品出”。 沉迷于“数量分析者”往往指望数量关系能表达一切逻辑，以至于他们往往无法用语言把基本的逻辑表达出来。 如果现实就是复杂的，而人们却总期待用简单的理论去解释，这其实是人类退化的一种表现。 真理是朴素的，但朴素的真理是在深邃智慧的光芒下闪烁其朴素的一面的。

如何评价 MIT 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

克拉克奖得主，聪明且勤奋。 博士论文写了7个Chapter，一般人只写3篇，甚至有人1篇也毕业了的。 至今每年大约有10篇paper发表在top和准top的journal上，相当恐怖。 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在几个领域都有建树的人，最主要包括新政治经济学和新增长经济学。 前者研究政体和经济的相互影响，有数篇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文章。 后者重点研究技术变迁。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领域（比如社会学）方面的交叉paper，体现的是经济学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