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对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给予一并支持，可以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潜力，更好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和人民利益。同历史上的苏联和现代西方国家仅依靠“有形的手”或“无形的手”相比，中国模式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稳定性。近年来，中国着眼于对未来技术的战略性投资，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反映了中国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对经济创新发展的新认识。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 (Alexander V. Lomanov)
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决定，涉及议题范围广泛，是一份详尽而全面的战略规划，可被视为中国实现长远发展的路线图。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始终坚定不移。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明确一系列中期目标，并确定其先后顺序。此外，中国领导层已将2035年设定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里程碑之年。
中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部门给予一并支持，并非是经济转型阶段的权宜之计。相反，这是一项长期战略，旨在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潜力，让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进来，服务于国家发展目标，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任何一者前景黯淡，甚至可能被中国经济所淘汰。民营企业在推动经济活动与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大型国有企业的发展推动，以及政府对于创新活动的大力支持。
以过去苏联模式的视角来看，私营企业是“非必要”的存在；而在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公有制则显得“多余”。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超越了这些单一且片面的认知框架，充分展现了其吸纳民营企业力量，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能力。
中国体制的优势显著，体现在其独特的“双手”管理模式上。相比之下，苏联只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即主要依靠国家力量进行调控，只有在上世纪20年代由战时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个例外。而基于自由主义理论的现代西方体制也只有一只“手”，也就是“看不见的手”，即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动调节机制。中国的成功实践，在于巧妙地结合了这两种调控手段，运用两只“手”对经济实施双重管理。这一模式不仅为经济提供了额外的稳定性，还充分发挥了国家治理机制的优势，可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市场失灵的风险。
为了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中国亟须调整其发展战略，以适应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当前，西方国家正逐步剥离与中国相关的国际生产与销售链，并日益限制中国获取其尖端技术。面对此局面，中国必须提高其劳动力素质，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积极扶持创新发展，这是唯一的可行之路。中国正致力于实现其工业基础的现代化，并在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关键技术领域，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自力更生。
中国的改革历程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先驱认识到，在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下，中国迎来了实现经济飞跃的宝贵契机。在改革开放的头三十年中，中国充分把握并有效利用了这一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摸着石头过河”这一表述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它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断探索与试验的策略。如今，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对决策质量的要求已显著提升，“自上而下的设计”理念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条件下，为提高战略规划的质量，确保决策有效实施，党中央的统一集中领导尤为重要。
发展仍是中国的核心主题，但在中共的一系列文件中，“安全”一词的提及频率也显著上升。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体现了中国在追求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同时，致力于维护经济和技术安全等各领域安全的努力与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主动塑造有利外部环境。在“黑天鹅”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灰犀牛”问题也可能逐渐显现的当下，这一深刻提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提升国家抗风险能力的高度重视。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会因意外情况而大幅放缓。
当前，西方国家正在多个领域对中国加大打压力度。中国深知，若屈从于西方压力，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与不利后果。中国经济的全面崩溃可能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但美国仍强烈希望中国作出让步，以长期拖延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减轻西方生产商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一直有一种论调，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他们声称，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产品在西方市场上泛滥，它们的价格优势源于国家补贴。当前，中国产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竞争力强劲，因此西方国家想方设法减少这些商品的供应，尽可能推高其市场价格。
西方国家急于降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存在，以削弱中国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然而，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表明，中国决心向先进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加大资源投入。这不仅事关提升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更着眼于对未来技术的战略性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2023年9月，习主席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他强调，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规模，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增长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刻体现了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对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新认识。
高端智慧传播与交流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Public, private sectors key to nation's modernization"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栾瑞英
：张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康晏如亦有贡献
实习生孙维苹亦有贡献
军事和经济哪个更厉害？中国在经济困难时期还研制成功原子弹和两弹一星，高军事科技领先世界，
1.中国虽然现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实际上只是数量上第二，经济质量却没有很大的进步。 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完全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得的‘世界工厂’头衔所引起上网，另外跟房地产也有很大的关系。 2.军事技术在全球还是排得上的，肯定排在军事强大的美国、俄罗斯后面，跟英日德法差不多，不分伯仲。 事实上现今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的世界大战，更多的可能是小规模的区域战争。 所以更考验军事的反应能力和投送能力。 这样的话，像中国这样有巨大的经济和人口优势的国家反而难以发挥优势。 但是如果发生世纪大战，中印美俄这些国家的抗打击性要强于那些小国。 中国一直以来的问题就在于高科技领域不太强，很多武器需要引进，等引进来研究出来以后又落后了一个时期了。 如果对2020年中国军力进行一下世界排名的话，我认为届时中国综合军事力量应排在美、俄、英、法之后，位居第五。
为什么中国最后摒弃了“苏联模式”？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可估量的损失。 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思考。 在苏联解体十几年之后，对其解体的原因进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从中科学地总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成为我们难得的反面财富。 . 一、打击腐败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 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 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 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 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 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 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 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 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 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 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 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 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先进的群众性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基层组织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党员，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一体化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将各地区、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通过对各种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通过自己普通党员的一致行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化解各种不满和矛盾。 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革新”党向削弱党、取消党的方向发展，使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量，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其结果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里，由于联合了各民族先进分子的共产党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泛滥，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关键所在。 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 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苏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证明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何等的重要，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的重要。 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 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像苏共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行不通的，像戈尔巴乔夫时期那样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实现改革开放方针，而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承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艰巨的改革任务。 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 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以党代政使苏维埃实际上处于无权境地，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的重担，而且还在于从总体上说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未能处理好中央与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造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新的民族问题，形成民族隔阂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决的民族问题与地方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和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权各自的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吸引少数民族参政、议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 同时，对于少数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分裂国家的势力，应毫不手软，坚决给予回击。 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教训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谓的民主束缚住手脚，对民族主义一味姑息、迁就，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击不力，最终只能造成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四、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 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 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 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 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 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 “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 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 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 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苏联解体的深刻根源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解决。 60年代以前，苏联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等灿烂夺目，不仅联盟内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争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发生了信仰危机。 然而自70年代始，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传统体制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增长缓慢，逐步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 经济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与离心的新变化，苏联面临信仰和解体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必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点。 一个国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历史上如此，现而今也是如此。 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政权的活力、国家的活力和党的活力；经济的凝聚力同时也是政权的凝聚力、国家的凝聚力和执政党的凝聚力。 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条件下，边境地区人心的向背和人员的流向，民族地区的向心和离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社会生产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共同的利益是团结的基础。 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五、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 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 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 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 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 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 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 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 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 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丹尼洛夫在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认苏联社会现代化成就，他说：“俄国革命前的现代化进程仅仅是注重经济的增长。 苏联时期的现代化与之不一样，在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社会体制。 国家保证了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实行了普遍就业、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以及实际上的免费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会保障。 ”⒀必须指出，在此期间苏共指导思想中确实存在甚至是严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和教条主义倾向，如斯大林对停止新经济政策、对重工业优先等政策的解释等。 但关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赶超发展战略”等理论，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俄国实际的思想路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如果说这一时期苏共指导思想中是教条主义占上风，仅仅表现为“教条主义”单一特征，恐怕无法解释究竟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20世纪50-80年代，苏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各种思潮交织。 既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一面，戈尔巴乔夫等人就自称是“苏共20大的产儿”。 我们曾经把其思想特征概括为“修正主义”，现在看来当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能否仅仅用“教条主义”概括当时的主要思想方式，还值得商榷。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指导思想的最明显特征是背叛和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28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修改苏联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这一时期当然也有“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当然要吸收全人类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成果。 但如果不假思索对资本主义的一切顶礼膜拜，甚至把其糟粕当成精华，后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当然，我们绝不应当低估教条主义在阻碍苏共思想创新方面的危害。 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结合本国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论上的僵化问题始终没能有大的改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进一步发展。 但同样更应当清楚苏共垮台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东欧剧变，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 这个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在冷战后期，东欧各国在各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内因上：在经济方面，东欧袭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在政治方面，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因为缺乏监督和选举，贪污腐败、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行为层出不穷。 在外因上：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同时戈尔巴乔夫采取“辛纳屈主义”减少了对东欧国家的控制。 可以说，东欧剧变是东欧各国在冷战期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 一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和民主化。
世界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
朋友你好！不同的国家对我国改革开放的看法都不一样，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际地位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短短30年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繁荣发展、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孤立到全球交往的历史性转变。 ●墨西哥学者韦利娅•埃尔南德斯：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巨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传媒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韦利娅•埃尔南德斯说：“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改革开放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中国奇迹’。 ”法国索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史专家雅克•马赛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副校长阿诺德•万•齐尔教授说：“30年来最震撼世界的国家无疑是中国，中国社会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发展，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强烈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变。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在国外学者看来，1978年的中国还是一个低开放、低收入的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大幅度提升。 对此，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不无感慨地说：“中国经济30年的发展已经使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星球”。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颇有同感地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谓显著、惊人。 我们当初也没有想到中国能发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说：“30年前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无足轻重，过去30年的发展带来了中华巨龙的腾飞”。 ●英国学者阿塔尔•侯赛因：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改变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于崩溃的经济，而且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的生活还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阶段，今天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这种变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说：“数千年来，吃、穿、住一直是中国民众操心的大问题。 但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这些问题就基本得到解决。 可以说，改革开放成就了这一历史性的功绩。 ”墨西哥知名经济学家、中国农村问题专家约兰达•特拉帕加•德尔芬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间，中国农村上亿人摆脱贫困，现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对于一个人口超过13亿的大国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尔•侯赛因看来，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权的巨大成就。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体现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领域逐渐分离的过程。 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就是社会领域不断分化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的分化，迅速导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连锁反应，文化的分化当然也是其重要结果。 中国经济的自律和分化导致了观念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促成了市场化的大众文化的出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中国每年有数万年轻人赴西方大学深造，数百万人在本国大学学习，包括学习英语。 在掌握现代化知识的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国际化。 他说，中国年轻人跟西方同龄人一样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好莱坞大片、肥皂剧和电视娱乐节目。 美国的电影和体育明星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不亚于本国。 中国有的城市还准备建迪斯尼乐园。 改革开放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社会交往、爱情婚姻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不少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的村民选举、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 他们注意到，中国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 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所指出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大多数国外学者肯定，中国经济不仅在数量上发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丁•戴维斯，自1986年以来，先后访问中国25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说，中国政府作出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学发展战略决策具有远见卓识。 30年来，中国科技界在纳米、超导、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项项自主创新成果让中国科学家站到了世界前沿。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科学家更加自信，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更强，中国科技发展的前景更辉煌。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金融时报》分别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成为科技领先者。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为全球第一，甚至超过北美用户的总和，而且多是年轻人。 中国还拥有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中的15台，成为仅次于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超级计算机大国。 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达64.4万，比美国多三倍。 “中国曾经是创造了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它的科技创造力有可能突然爆发出来并一举成为众多现代科技领域的领先者。 ”外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无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俄罗斯学者季塔连科：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三大经验”：第一条经验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之前进行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准备工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条经验是，所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国特殊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改革，不像俄罗斯照搬西方经济教条；第三条经验是，政府推广政策时采取“循序渐进”的做法，正是这种渐进性改革保证了理论上的全面性和实践的实验性能够结合在一起。 季塔连科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实践证明，强有力的政权能够解决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他还认为，创新是中国党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征，创新能力和决心使党和政府能够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连续的深入的变革。 ●美国学者齐迈克：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美国洛杉矶太平洋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齐迈克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国人民不断突破禁区，并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诸实施。 “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开放经济特区，打破国营独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励人们自由择业，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出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取消人民公社，关闭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大批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如果没有这一项接一项的大胆尝试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 ”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所以他说：“尽管一些西方人经常批评中国共产党，但我认为它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以及所采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决策客观上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因此，仅凭这一点，我就要给中国共产党打一个高分。 ”●俄罗斯专家皮沃瓦罗娃：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新加坡的郑永年说，“这次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如果美国发展成了社会主义，或者欧洲更加社会主义化，并不会使人感到惊讶。 对中国来说更是这样。 它提醒人们，中国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灭市场和资本的贫穷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本身。 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对资本和政治进行节制和监管”。 俄罗斯学者皮沃瓦罗娃赞扬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打破了原有社会主义的教条。 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学者胜雅律：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深谋远虑的政策在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时，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的欧洲著名汉学家、瑞士比较法研究所胜雅律教授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如今已持续30年，而且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国际影响的加大，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媒体注意到一个细节：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以晚宴款待各国领袖，每次与客人合影时布什都站在左边，唯独与胡锦涛合影时，是让胡锦涛站在左边。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目睹这一幕。 他说，过去是“美国打喷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变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此次峰会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指出，在这次被称作“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峰会上，最吃香的是中国。 法国《世界日报》12月3日发表达尼埃尔•韦尔内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渐取代西方位置的亚洲迁移”。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可谓是二战后第二大最能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不少国外学者认为，改革开放既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中国制造”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受益。 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大大提升。 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他国家也可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认为，如果要排列二战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那么除了冷战结束，中国因改革开放而崛起并成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排在第二位不会有争议。 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豪尔赫•马莱纳说：“国际社会和发达的北方国家为了使中国利用经济繁荣来缓解危机而赋予中国的主角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南非学者马丁•戴维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繁荣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整个世界经济、地缘政治格局都会因中国的发展而改变。 ●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中国30年的发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这个诞生过儒家、道家哲学思想的古老国度，如今已经屹立在世界舞台的显要位置，但她从未有过野心，始终保持着‘谦谦君子’的风度。 在奥运会之后，我相信中国人民还会以平和心态面对世界，不骄不躁，踏实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贝格尔认为，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会“全球化”，而世界也会“中国化”。 他说，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来看，它能够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实和巩固，但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彻底改变，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变中国经济那样在未来彻底改变中国文化。 未来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中国全球化的同时，世界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化”，这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文化方面。 ●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荷兰籍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指出，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韬光养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项策略是成功的。 但如今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打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说：“当前世界经济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已不适应需要。 中国必须在新的国际管理组织中担任领导角色，中国不能再逃避。 ”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在一篇题为《下一步，中国会让整个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许多人一起击缶和打太极的场面……其主题是和平发展。 但中国人还应当继续努力，不应该表现自己的民族优越感。 中国的经济规模要求中国人必须谦虚谨慎，以便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 ●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2005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进一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维也纳大学学者特拉普尔表示，中国不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一个世界警察。 他认为，首先，世界现代史已表明，只有一两个警察来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 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次，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特征是目光远大，中国哲学的精髓是谦和。 儒家突出一个“和”字。 历史上，中国没有殖民地，没有境外驻军，尽管中国曾有过这样的实力和机会。 所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必须意识到自己承担的全球责任，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贡献。 国外学者认为，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难以说明中国的成功。 于是，便出现了种种解释。 几年前，“北京共识”比较流行，近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受到关注。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识”理论。 他认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一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发展。 就中国而言，发展的三个基本定理是：（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2）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3）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 墨西哥学者杜塞尔•恩里克认为，“北京共识”与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不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根据发展情况，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对政策措施进行修正。 墨西哥和拉美国家盲目采用新自由主义理论，造成了可悲的结果。 “北京共识”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中国模式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混合模式，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苏联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极端私有化模式。 它整合了各个方面的动力机制，因此成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基础。 中国模式是国际最优经验和中国本身实践结合的产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国性。 因此，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光强调国际性或者光强调地方性（中国特色）都不是很科学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皮沃瓦罗娃认为，中国模式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导向、受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是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 ”俄罗斯经济学院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者说东亚的发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这种模式与美国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可谓背道而驰。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中国改革开放理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多数学者逐步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结合。 因此，它既克服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缺点，又避免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弊病，值得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 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季塔连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垄断的基础。 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国外学者看来，“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中国模式具有特殊性。 中国的成功在于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中国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创新性，它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把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 （3）中国模式强调发展的人民性。 “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民众，强调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国外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建设美好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所有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个国家经济高度增长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中国目前应当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尽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制度，这是保证社会稳定的根本，也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动力基础。 没有保障体系，内需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拉动。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价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 日本学者宇野重昭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真空状态,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经济改革越是向前推进,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强传统道德,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泽菲林•迪亚布雷：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必须充分考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泽菲林•迪亚布雷认为，200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0.45,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这意味着贫富差距扩大。 他指出:“在经济转轨的初期也许还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存在,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必须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柯伟亮(Willem van Kemenade)认为，“保持稳定”既是中国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后将面对的最大挑战。 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大力发展农村和偏远地区经济，尽快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纠正社会不公。 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制度,……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长期研究中国问题，其《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以极其宏大的视野深入分析了中国当前面临的一些深层问题,如贫困与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挑战、环境恶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挑战、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等。 他由此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中国政府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要对现有的道路进行改进。 其中,他尤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强调政府应该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败。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俄罗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学者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的发展以及面临的威胁与挑战都会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和走向产生影响。 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会遭遇来自大国的直接军事威胁,但却存在隐性风险。 比如,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加强,世界的传统领袖(美国、欧盟、日本)决不会在自己控制的市场空间对中国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中国”就会被他们视为潜在的危险,必然受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的遏制,以达到削弱中国国际地位的目的。 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这种威胁作出正确的反应。 当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连的中国出现混乱。 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层建立合理的机构和机制，以应对各种风险。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所长桑德施耐德：“中国发展的成功和失败其实就只有‘一线之隔’，走错一步，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保持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