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中华文明中的江南文化

先秦就有江南这一地名,但直到秦汉时,江南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明清以来,狭义的江南是指苏浙的八府一州,即江苏苏州府、松江府(含上海县)、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浙江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广义的江南,泛指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与浙江钱塘江流域,以及江苏扬州一带和江西长江以南数县。江南文化,就整体而言,即指先民在这一特定的地域范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或亚区。就其具体的文化而言,也都属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区古代文明延续的产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明确指出,良渚在5800年前已经出现文明曙光,5300年前已进入文明阶段。在江南地区还发现了年代更早的文化遗址。但从先秦到近代的江南文化并非江南地区的这些古代文明、文化遗址延续下来的产物,因为包括良渚在内的古代文明在4000年前后都发生断裂或突然消失了。

那么五六千年前的文化是否完全灭绝了呢?从理论上说,只要当时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口生存于原地或附近,他们生活、生产和生存方式就有可能得到延续,这类文化形态也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但这取决于这类人口的数量,也取决于他们及其后裔与外来移民的比例和实力消长。如果客强土弱,甚至外来移民具有压倒性优势,土著文化会很快被移民文化所取代,土著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移民的文化。在尚未发现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不能将江南的早期文化和历史视为“一万年文化”“六千年文化”的自然产物。实际上,江南的早期传说基本都是外来移民为了提高自身地位而作的重构,如某地人为大禹后人,某地有舜的遗迹等。

江南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中原。史籍中“太伯迁吴”的记载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在西周之初的确有一支周人南迁。不过他们是从今山西西南先迁至江南的宁镇丘陵,再迁入平原地区的。太伯,可视为北方、中原地区上层移民或移民领袖的代表性人物、文化象征。而当时当地的习俗还是“断发文身”,相当落后。常州淹城遗址等也应是北方移民迁入、定居、开发的产物,江南城市的可信历史都不早于春秋战国。

无论儒家、道家、法家及诸子百家,还是礼乐制度、大一统观念和中央集权思想,都起源和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区,都是以后才传入江南的。上海松江的“二陆”(陆机、陆云),祖籍吴郡吴县(今苏州),但在其祖陆逊之前尚无事迹记载,说明并非世家大族,可能是北方移民后代,亦可能是当地土著,但陆氏能持续产生陆逊、陆抗、陆机、陆云这样一批兼资文武的名人,也是主动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结果。

江南文化的物质基础是比较适宜的自然环境。600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个气候温暖时期。据竺可桢等推测,当时黄河中下游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出2摄氏度左右,而长江流域和江南地区的气候过于湿热,不太适合人类居处。植被过于茂密,不少地方应为热带丛林,水道密集,湖沼遍布,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无法开发农业。即使在气候已经变冷的西汉初年,“江南卑湿,大夫早夭”还是中原人的常识。这里的“江南”虽主要指今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部分,但长江下游江南部分大致也是如此。

随着气候变冷,黄河流域气温下降,降水量、光照量、积温减少,影响农业生产。河流水位降低,冬季冰封时间延长,影响航运。降水量虽减少,但集中于夏秋之交,导致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更因中游地区的变牧为农和不合理开发而加剧。大量泥沙在黄河下游河道中的淤积形成陆上悬河,造成频繁决溢和大幅度改道,生态环境恶化,百姓生命财产频遭威胁。与此同时,长江流域与江南地区变得适宜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和生存。以后虽然出现过几次气候冷暖的转变,但都未突破以往的极限,因而这样的趋势并未逆转。

江南文化的发展与人口南迁正相关。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基本的劳动力。人口也是文化传播唯一的、最活跃的载体。移民的整体素质和移民迁出地的状况决定了移民对迁入地文化作用和影响。历次人口南迁都是从中原发达地区、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或重心所在迁至江南,最后一次南迁(靖康之乱后至元代)也不例外。移民中的“衣冠”,即宗室、贵族、官员、士人、名流的比例很高,这些人又掌握着行政权力,拥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传播能力和影响很强。

秦始皇时已有通过行政手段强制从中原移民至江南丘陵山区的记载。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都有中原人士避居江南,其中一部分人就此在江南定居。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末年、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末、靖康之乱后至元代这三次持续的、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江南地区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增加了大量人口,而且吸纳了大批人才。到明清时代,江南在科举、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工艺、出版等各方面的优势已无可争议,难以撼动,并且保持至近代。

中华文明因江南文化而更丰富多彩。江南优美妩媚的自然环境和富足丰饶的物质条件使中华文明产生了更多的文化形态,发展得更丰富多彩。山水诗、《兰亭序》、六朝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无不受到江南山水的熏陶孕育,无不因江南而更显神韵魅力。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兴盛和市镇的繁荣催生了市民阶层,产生了市民意识和市民文学,也凝聚了职业道德和契约精神,王阳明独树一帜——将商业从末业提升到与农业相同地位。到了近代,上海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使江南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场所和中国文化的输出地,产生了最多的出国留学、游学人员和学成归国人员,涌现出最多的科学家和现代专家学者。

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型工商业城市在江南形成,一批传统市镇率先走上近代化之路,转化为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分散的、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的集约型生产。世界上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往往首先被引入江南,实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各地。江南的工商业、服务业在全国的份额达到空前高度,江南产生的物质财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

葛剑雄

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地域文化的形成相关介绍

探寻历史的长河,追寻不同地域文化的源头,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将引领我们领略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五千年文明的沉淀与记忆。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因此人们常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南方人偏爱细粮,北方人钟情粗粮;傣族人偏好吊脚楼,福建沿海信奉妈祖。 这一切,无不体现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真理,不同的地域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地域文化呢?葛剑雄教授将为我们揭示答案。 了解地域文化,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更能在现代社会中提供深刻的启示。 他将带我们遍历中国疆域,讲述中国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 从南方湿润的江南水乡,到北方雄浑的塞外草原;从傣族神秘的吊脚楼,到福建沿海的妈祖文化,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将逐一展现。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的深度思考。 葛剑雄教授的讲座,将带领我们走进地域文化的奥秘,感受文化多样性带来的丰富与独特。 通过深入了解地域文化,我们不仅能更深入地理解历史,还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 地域文化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历史的悠久,更在于其与现代生活的紧密联系。 它不仅塑造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欣赏文化多样性的视角。 上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讲座,将为我们开启一扇了解中国地域文化的大门,让我们在感受历史的同时,也能在现代社会中找到文化多样性的价值和意义。

司马迁<<史记>>中写的江南与宋书中写的江南有什么不同

司马迁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 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 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 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 当地名胜古迹很多。 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人。 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 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补注1:关于司马迁出生年份的争论 前14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所依据的是唐代张守节《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 前135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 也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 郭沫若等主此说。 一般采用前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 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 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 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 ”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 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 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 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 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 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 《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处四十二”是正确的。 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毫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 ”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 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 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较合理。 补注2:司马迁出生于何地?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 同时,韩城鬼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 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感到不光彩,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持山西河津县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 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 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 而且现在该村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 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 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 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 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1、力求真实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马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强暴,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强暴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汉高祖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汉高祖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汉高祖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汉高祖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汉高祖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高祖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汉高祖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他那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人格将永远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 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 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 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 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 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 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 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 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 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 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 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 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 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 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 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 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 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 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 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 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 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 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葛剑雄

中国历史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因素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一}首先我们的华夏文明属于大河文明,这种文明区别与希腊的海洋文明(以对外贸易为主讲究民主与公平).而大河文明以农耕(农耕的实用也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见长,出于防范自然灾害(我国独特季风气候导致旱涝灾害频繁,地形的复杂多样又导致地质灾害频繁)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全国的物力抵抗灾害(这种明显的集体主义也区别与西方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二}农,牧文明的长期对抗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前进的重要力量,农耕文明需不断强化小农经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

{三}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大洋,背靠最大的大陆。 面对着对海权和陆权的选择,在古代以陆路交通见长的时期加之长期无海患(相对2000多年封建社会来说)。

然而现今的现实是除了渤海我国所有的领海都与外国有纠纷。 我国对外能源的依赖不断加深,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海军。

美国妄图以岛屿链实现对中国崛起的压制。 这种种表明我国的海防严峻,传统的陆权思想亟待改变。

中国是一个素称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从新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是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这在很大成度上决定了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并由此带来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有别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地理环境说,按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类可以粗略区分为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 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人们生活的空间相对狭小,利用海洋漕运之便,往往商业比较发达,人员交往和流动方便。

又因为内地活动空间有限,回旋余地不大,造成向外拓展的动机。 而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恰与海洋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相反。

中国有极为广袤的疆土,其内部平原广阔,特别是黄河,长江两流域平原毗连,没有明显的天然的屏障可以析划,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国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的退路可供周旋。 其他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中国有较易于隔离的地理环境。 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公尺。

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 这种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当开阔的环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

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雍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中国的气候,也影响文明拓展的方向。

古代巴比伦,埃及,罗马,印度等文明,都发源于暖温带逐渐向寒冷地带发展,中国则相反,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而地势由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注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欠,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秦汉时期,就拥有六千万人口,而耕地面积却远远不足。

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这样不得不使农民在所分得的狭小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对土地作最精济的利用。 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的条件下,虽然忙碌辛苦,也仅能糊口,这便养成了安土重迁,乐知天命,安分守己的民族性格。

对他们来说,土地就是生命,离开或失去土地,就意味着贫穷与死亡。 这种经济上对土地的依赖,反映到民族心理上则表现为对乡土的无限眷恋和对故国的深厚情怀。

这种文化特色,形成中华民族最大的凝聚力。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哪些

一、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1.由于土地、气温、雨水等条件较好,所以较早形成农业社会,使文化发展较早、较快. 2.尽管也有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但由于农业人口始终占有数量上的多数和文化上的优势,所以农业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 3.由于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局部自然环境的变动,并不能影响总体的农业生产,使文化的延续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4.由于受周围的地理障碍的保护,文化得以独立发展,长期延续. 二、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 1、由于地形地貌繁复,地理特征多样,造成文化多样. 2、有游牧文化和农业文化的不同.农业文化中也有中原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区别. 3、各种文化区域之间经济形态、生活方式、观念形态不同,且接受外界影响的程度也不同. 三、对开放和封闭的影响 1、相对封闭的环境,使中国文化独自完成文明发生期(与其他文明的比较). 2、形成中国独特的表意文字、文学艺术、哲学、思维方式、社会结构,自成体系,与西方大异其趣. 3、使中华文化没有断层,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具备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4、长期隔离和文化发展水平高,造成自我中心意识. 扩展资料 中国周边的地理环境较为封闭,海上交流有限,而且没有一种外来力量能够对中国文化形成挑战。

一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虽然在军事上是征服者,但是在文化上却是被征服者。 文化,印度文化均因为地理屏障,未能较深地影响到中国文明。

反过来,同样由于地理原因,中国也未能将自己的文化影响范围扩大到全世界。 很多人认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是全世界领先的,中华文明引领世界千年,只是近代才开始落后,也有很多人喜欢拿同时期汉朝与罗马帝国进行比较。

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比较也没有任何意义,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范围内的文明交流十分有限,相互之间很少有直接的碰撞,因此很难比较罗马帝国与汉王朝。 此外,一种文化必需与相应的地理环境相适应。

自古以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与华夏民族各方面的交流都十分频繁,游牧民族也吸收了很多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但中原对草原的影响始终不像对日本、朝鲜那么大,原因就在于中原、日本、朝鲜都是农耕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更加容易,而草原为游牧文化,因此不可能对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全盘吸收,只是部分的借鉴。 明朝后期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开始强大并逐渐加强最中国的文化影响和渗透,而由于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这样的影响始终非常有限,防线最终被穿破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虽然如前所说,中华文明由于地理原因,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是闭塞的。 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从其他文明中吸收了很多的东西,只不过这些东西都被汉化了。

例如现在的凳子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在南北朝时被称为“胡床”。 参考资料网络百科——中国文化。

中国自然环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

1、恢宏的地理环境,宽广的发展地基 中国:黄河流域,70—80万 东亚大陆: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北京 周口店 长江流域 辽河流域 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豫州 (《尚书 禹贡》) 2、完备的气候类型,繁复的地形地貌和大江大河流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样发展的地理基础; 秦岭、淮河以北:小麦、粟等旱地作物区; 秦淮以南:水田作物区 东部:农耕区为主 西部:畜牧区为主 3、复杂的地理形式为中华文化的多样化提供了空间条件 (1)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 三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

(2)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 A 哲学、思想文化的多元并立到一元独尊 春秋战国时期、西汉前期----董仲舒----近代康有为 理学:濂学(周敦颐) 洛学(程颢、程颐) 关学(张载) 闽学(朱熹) B 文学: 宋代—江西诗派(黄庭坚) 永嘉诗派(徐照、赵师秀等) 明代— 茶陵派(李东阳) 公安派(袁宏道、宗道、中道等)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 清代---浙西词派(朱彝尊) 桐城派(方苞、姚鼐等) 阳湖派(恽敬等) C 学术(以清代为例): 吴派(惠栋) 皖派(戴震) 浙东学派(黄宗羲—章学诚) D 艺术(以明清绘画为例): 吴派(文徵明、沈周) 常州派(恽格) 扬州八怪(郑板桥等) E 语言: 七大方言区 北方语言区(官话区):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到镇江沿岸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 吴方言区:江苏南部、浙江大部 赣方言区:江西省 湘方言区:湖南、广西北部 粤方言区:广东部分地区、广西东南部 客家方言区: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 闽方言区(闽南、闽北):福建、台湾、海南潮汕。 3)辽阔的疆域为中华文化的中心转移提供了纵深的腹地 安阳——西安及其周边地区—— 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北京。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哪些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地理环境,主要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三个方面。

、地理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环境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严格区分越来越难。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有四个方面:一是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物质基础;二是决定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决定其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三是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以各种形式转化或传递。 四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

、尽管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的条件是有限度的,但只要人类的活动没有超越这一限度,就能够拥有相对无限的活动余地。 因为第一它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

6 、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二是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不同的地区儒化的程度是不同的;三是对中国文化开放程度的影响。

8 、黄河中下游一带是是中国历史上百姓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地区。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10、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

11、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同地区所受的外来文化影响和影响程度各不相同。

12、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首先,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其次在不同的生产力条件下,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再次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决定开放与否的唯一条件,海洋并不是开放的唯一途径

13、中国历史上确实长期缺乏开放的动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地理阻隔,而是中国的地理条件过于优越。

举例说明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和影响,400字以上

地理环境最开始影响到的就是一个地方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的不同使人环境的关系也不同。

人是环境中的动物,在依据周围的环境状况能动的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饮食习惯。

环境的不同连同人民的饮食习惯一同更改者人的思维方式和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生等等的认知。

文化说白了,其实是人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南北和东西差异,精彩纷呈,就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和人民的饮食习惯下一步一步发展过来的。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从小就过得游牧的生活,时刻在感受的草原的辽阔,所以所创造出来的文化业都打起不拘小节,好比大同石刻;青藏高原因为地处高喊地带从古至今都有着对神的崇拜,所以有着很深的信仰文化;江南地区,以为内河网密闭,多低山丘陵,一衣带水,所以碧水融情,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就如同江南水乡园林一样柔美细腻,小巧可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又以满腔的情怀在执念这这片水土。

谈谈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环境对于其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第一节 地理环境及其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P15、24页)

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 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从总体上来说,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人们往往难以觉察。 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它的变化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之类。

人文地理环境,是指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要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两种环境各有其特定的内容,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 在人类产生以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 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所以,地理环境主要的应该还是自然环境。 特别是当我们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时,更主要讨论的是自然地理环境。 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文地理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 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二、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的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它对于人类文化的产生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地理环境对人类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作全面的认识。

从总体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人类的生产、生存、发展、消亡或离开这个环境提供了物质基础。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环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在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人类的任何历史阶段特别是远古阶段,都离不开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

2、决定了这一自然环境中的一切生物及其活动(包括人类及其活动),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个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如许多生物物种的灭绝;关于人类消亡的话题:核武器的威胁、金字塔等早期人类文明的来源、佛教关于劫的说法。

3、在这个环境中的一切物质和由物质产生的能量。 既不能增加,也不会减少,只能是各种形式的转化或传递,除非受到这一环境之外(例如其他星球)因素的影响,或者离开这一环境。

4、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这一环境的内在规律。 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人类才能够更好的利用、开发这一环境,使它向着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方向转化。

从具体的地理环境来说,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具体的人和物上,地理环境一般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对地理环境的开发利用还远没有达到它的极限,人类的发展就拥有相对广泛的自由。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创造文化的载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环境存在着可供利用的最后限度,而现在的发展已经接近了这个限度。 人类虽然通过适应环境、改造环境而改造自身,但成为环境的主人后,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制约。 这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人通过改造自然获得发展文化的机会,但毕竟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 教材认为,尽管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但只要人类还没有超越这一限度,就能够拥有相对无限的活动余地(第25页)。 这是一种理想的观点。

收起 - zybang/q。

-2016-12-5-快照-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和影响】 sogou_preview_link=://zybang/question/293b96c61ee37dbd6a9eabb0781a3c22.? url=/webpreview?ie=utf8&preview=1&url=%3A%2F%2Fzybang%2Fquestion%2F293b96c61ee37dbd6a9eabb0781a3c22.%3F&did=4e8a345fcd5d274b-fbce7c4c37-c1f6684d327d8e9385b3df7336a02a2f&k=b17bd79b4bca19cf98c24a87c4&encodedQuery=%E5%9C%B0%E7%90%86%E7%8E%AF%E5%A2%83%E5%AF%B9%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5%92%8C%E6%96%87%E5%8C%96%E7%9A%84%E5%BD%B1%E5%93%8D%20%E8%91%9B%E5%89%91%E9%9B%84&query=%E5%9C%B0%E7%90%86%E7%8E%AF%E5%A2%83%E5%AF%B9%E4%B8%AD%E5%9B%BD%E5%8E%86%E5%8F%B2%E5%92%8C%E6%96%87%E5%8C%96%E7%9A%84%E5%BD%B1%E5%93%8D%20%E8%91%9B%E5%89%91%E9%9B%84&&title=%E3%80%90%E7%AE%80%E8%BF%B0%EE%90%8A%E5%9C%B0%E7%90%86%E7%8E%AF%E5%A2%83%E5%AF%B9%E4%B8%AD%E5%9B%BD%EE%90%8B%EE%90%8A%E6%96%87%E5%8C%96%E7%9A%84%E4%BD%9C%E7%94%A8%EE%90%8B%E5%92%8C%EE%90%8A%E5%BD%B1%E5%93%8D%EE%90%8B%E3%80%91%E4%BD%9C%E4%B8%9A%E5%B8%AE&st=1>预览

自然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影响

1----地理环境首先决定了人口的形成和分布,世界最早出现人类聚居的地方都是大河大江周围,世界最早的物种也是起源于水中; 2----人口的聚居也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例如我国的黄河文明,古印度的印度河文明等。 世界4大文明古国都是在水源附近的;3----人类文明出现就意味着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并且自成系统。

此后由于文明的扩张以及技术等条件的发展,人类开始开发水源附近的地形,并依据开发出的地形特征开始形成一系列有特色的居住形式和生活方式,比如平原地区(生活住所稳定,气候宜人,适合开展各种文农工商业活动,各行个业中又自成体系并且出现大批名人名史,很多习俗和节日就产生了,如农历、12节气等就是根据农业得来;端午节是根据历史名人屈原得来;航运陆运和钱的使用是商业的需求等等);高原地区(气候等条件比较恶劣,最显著的就是形成了衣服饰品上的民族文化特色);草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居民住房多半是流动式[如蒙古包],牧草资源丰富所以畜牧业相当发达,而当地人由于长期流动并食用牛羊肉体格较强壮,由当初争夺土地或者比试而产生的一些活动,发展到现在只是健身活动甚至是民族习俗的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项就是摔交)。 此外还分有多雨地区(吊角楼的发明);干旱地区(坎儿井的发明)等等,涉及了民俗、风土人情、建筑、饮食等方面的窘异。

4----由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文明逐渐差异,南北高低地区就需要相互交流和补给,后来甚至需要与海外相互补给,这样的交流需求促成了很多事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南北和海外的沟通又带来更多的文化,最突出的就是宗教。 各宗教的相继传入和影响也改变和形成了一些传统文化,如高原地区信仰小乘佛教 ,出现了一系列事物,大到民族领袖班禅 喇嘛,小到百姓用的转经筒;平原地区汉族大多信奉大乘佛教,而流传至今的很多传统文化都来自佛教的宣传和发明,如斋菜、茶道、人物山水画、建筑台基甚至印刷术在发明初期最大的需求就是用来印刷佛经;特例有 ,他们就信仰 教,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饮食方面不吃猪肉(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但多半都来自 的清规戒律)5----在这样的相互交流和补充中,外来习俗和文化因为要能与本土文化相互依存,因此进行了很多本土化的改造和发展,进而形成新的一批传统文化。

6----发展到现在地理也依然在影响传统文化,有的利于传统的保留而有的就被逐渐破坏了,如 布达拉宫,由于地形较为封闭现在又成为宗教旅游圣区,一方面发展了经济又与利于传统的维护,因为人们来这里就是体验当地风俗和文化的,算是一种变相性质的强迫保护;再比如沿海地区,由于航运等事业发展,和海外联系紧密,但却导致很多本土文化流失或是丧失了原本的寓意,如春节越来越没气氛,没什么人重视端午之类的传统节日甚至最后都被别国申请了世遗,可以说是非常讽刺的,但圣诞节愚人节之类的舶来品却越来越大受欢迎。 (主要就这些吧~再扩展下去就该写成论文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

讲座在布鲁塞尔举行 文物里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漫评 禁区 不能吹向 想你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