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被修复师清理过的一个铜质箭镞，样貌很清晰。当时考古队员把它从墓葬中取出来时，箭镞被泥土包裹着，表面还有大量锈蚀，基本看不出原样。”11月12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管部主任闫雪梅介绍着该所即将被移交到新疆各地博物馆的文物。
当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将近年来新疆12项考古发掘项目出土的3175件文物，移交给疆内8个地州市的各级博物馆，力求丰富新疆基层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品类和数量，让各族群众共享考古发掘成果。
这次文物移交涉及考古项目的数量多、分布区域广，哈密市花园乡萨伊吐尔墓地、富蕴县海子口墓地、昌吉努尔加墓地、尼勒克吉仁台沟口墓地、乌鲁木齐萨恩萨依墓地、库车友谊路墓地等都在其中。这使得本次移交成为新疆迄今为止单次移交文物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一次。那么，一件文物从出土到最终走入博物馆，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出土文物大多“伤情较重”
“没有去过考古发掘现场的人，可能不知道文物出土的时候，大多数是残损、破碎、脆弱的，陶器除了残破严重外，多数从形态上看还能辨认出来，但铜器、铁器特别是木器、纸文书、纺织品等有机质文物的‘伤病’就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在发掘现场就要先对文物做临时性保护处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阿里甫江·尼亚孜说。
在发掘现场，考古队员会第一时间把易损、罕见或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送往研究所的实验室做针对性保护，及时清理、加固并为文物提供必要的保存环境。
记者曾在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见到一件木质箭囊，考古队员刚发掘出土时它已经酥朽，带回研究所后，文物修复师清除了木质箭囊表面的泥土和腐蚀部分，但囊内的泥土却一时不能剥除，因为它酥化的外壳已无法支撑自身的形状。
文物修复师的妙手重生
年代久远、自然侵蚀、气候影响等因素给文物造成的“创伤”，需要修复师花费大力气“治疗”，比如在这次移交的文物中，就有很多是破碎的陶器。移交文物的工作台上，可以看到多件灰色、褐色、棕色的陶壶陶罐，它们身上有拼接起来的残片，也有用白色膏体材料填补的部分。
“只要陶器的口沿、腹部、底部等关键部位的残片还在，那么修复师就可以把它还原出来，缺失的部分用专用膏体材料填补。”闫雪梅说，遗憾的是有些陶器的残片从材质和纹样上看都很有代表性，但关键部分的缺失导致文物无法完整复原。
乌鲁木齐萨恩萨依墓地出土的一件彩绘纹样精致的圈足彩陶罐，出土时已是一堆碎陶片，腹部、口沿、器耳都有缺损，但经过修复还原了其真实样貌，目前该文物已移交乌鲁木齐市博物馆。
“一件文物从出土到进入博物馆的过程相对比较长，但随着高科技手段的跟进和运用，我们的考古发掘、信息提取、保护修复、研究阐释工作已经更科学、规范、深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说，“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将历史文物保护好，将其内涵挖掘得更全面、更准确，让文物‘活’着走到公众面前。”
研究者为文物书写名片
青铜时代的木质车轮和骨质冰鞋，春秋战国时期的彩陶罐、箭镞、料珠，汉晋时期的陶器、五铢钱，唐代的忍冬纹陶片和掌纹砖……这批移交文物或反映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在新疆的交融汇聚，或实证着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或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化对西域的深刻影响，也为丝绸之路上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提供了重要物证。
文物走进博物馆的重要使命就是“开口说话”，充分展现历史事实。实现这个使命的前提，是文物工对文物历史背景的科学认定和精准释读。
“每一件走上博物馆展台的文物，都有自己的名片或身份证，它的名称、年代、出土地点、材质、功能、价值等信息，都要经过科学的整理、研究、判断。”李文瑛说，目的就是让公众看到文物的同时，了解文物的重要价值和其背后的故事，这才是展示的意义。
一个考古发掘项目特别是大型项目，完成田野发掘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除了残朽的各类文物需要修复保护外，大量关于遗存的信息数据需要系统梳理，最终形成考古报告。文物移交到博物馆进行对外展示，必须要基于考古报告刊布的内容。
“这个过程有时候会很长，但绝不能少或简化，讲每一件文物的故事时，都要有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对学术的严谨之心。”李文瑛说。
近几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已先后向全疆各级共25家博物馆移交文物合计近5000件，极大充实了博物馆的展陈内容。
目前，本次移交的文物正陆续前往位于乌鲁木齐、伊宁、塔城、哈密、库车等地的博物馆“安家”，研究所文保工在文物的点交及包装、防护、运送方式上执行严格的操作规范，同时也向各地博物馆说明文物的保存条件，包括温度、湿度、光照等，确保文物安全。(银璐)
最不该出现的三件文物
考古界发现的三大不该出土的文物：首先，战国水晶杯在杭州博物馆中展出，其透明的杯身和自然的裂纹让现代人感到异常熟悉，仿佛是家中常见的玻璃杯。 这件文物引发了游客的广泛共鸣，令人不禁思考古人是如何制作出这样一件看似普通的器物。 其次，古埃及金字塔中出土的金色飞机模型，以及乃伊身上的心脏起搏器等物品，震惊了考古界。 这些现代才有的物品如何出现在数千年前的古埃及，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最后，1995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尼雅遗迹中发现的一件汉代纺织品，其上绣有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字篆体文字，不仅展示了汉代高超的纺织技艺，也体现了当时的文化与信仰。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它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物质遗存，具有不可再生的价值。 中国对文物的定义涵盖了所有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有价值遗存，这些文物可以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时代、区域、存在形态、质地、功用、属性和来源等，进行多样化的研究和分类。
考古学家是如何管理出土文物的？为什么有些文物不适合展出？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但从目前考古上的发现来说，出土最久远的文物只是在3000多年前，所以想证明最早的那两千年历史可能还需要发掘更多的文物。 不过考古始终有一个难题，就是有些文物可能并不适合出土，因为某些原因不能见光。 或者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没办法进行完整的挖掘，例如秦始皇的陵墓目前就没办法打开，所以只能靠未来科技的进步，从而推动考古的进程。 而且对于文物的管理和保护也非常有讲究，一起来看看具体是要怎么做吧。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是沟通古今的重要一手资料，是研究和还原历史的直接物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数珍贵的文物不断出土。 对于这些发掘出土的文物，目前在管理、利用以及部门协同保护等方面尚存不健全之处。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和公众考古学中心日前举办了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座谈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展示和传承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发掘出土文物如何管理？据统计，2012年至2015年，中国主动实施考古发掘项目1803项，考古发掘面积近100万平方米；2017年，共有215个项目进行了主动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9.4万平方米。 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数以万计长埋地下的文物显露真容，比如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出土了铜、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组)。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该如何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在考古发掘完成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交结项报告，3年内提交考古发掘报告，此后6个月内移交出土文物。 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却面临着不少困难。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公众考古学中心执行主任王涛说：首先，考古发掘尤其是大型遗址发掘，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考古报告的编纂整理不是短期内就能完成的，所以，发掘出土文物移交的时间若按原规定严格执行并非易事；其次，考古学旨在通过实物遗存研究过去人类社会，这其中既包括遗物也包括遗迹，两者紧密相关，如果仓促移交文物，势必会对考古整体研究带来影响。 加强博物馆与科研机构合作相较于出土文物的归属权问题，更应该重视这批文物资源如何利用，达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白云翔表示，博物馆可以加强与地方考古所、高校等的合作，通过合作举办展览等方式，让出土文物得到更多展示机会，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得到更充分利用。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各地文物保护收藏单位的资金、设备投入力度，改善发掘出土文物的保存、研究、展示环境。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肯定了白云翔的观点。 她认为，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工作重心和方式方法不同，承担的压力也不同。 当前，很多地方的考古所面临着库房保存和保护条件不足、发掘出土文物管理难度大、工作量陡增等诸多问题，使得原本就繁重的科研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博物馆与科研机构以及馆际之间的联系就更加重要。 此外，除了大型博物馆，各地政府部门可以加大对中小型博物馆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提高博物馆对藏品的利用率，同时博物馆除了关注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也要重视近现代文物展陈展示。 白岩说。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物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钱益汇表示：考古遗物发掘出来后，需要专业人员开展研究，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这是必要的，而博物馆可以把库房中的文物，用观众能听得懂的语言，以讲故事的方式阐释出来，让公众对馆藏文物有更明晰的认识。 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开发文创产品，实际上也是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一种再创造，是让公众更容易理解考古的一种方式，因此考古与博物馆，发掘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和展示、挖掘如何更好打通，需要思考和实践。 王涛从公共考古的角度指出，公众考古学旨在探讨考古学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其中，考古学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尤为突出。 博物馆是考古学成果展示的重要输出端，考古发掘品是博物馆展陈的重要来源。 如何处理好考古和博物馆之间的关系，使双方合作共赢，共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公共考古问题。 王涛表示。 筹建考古博物馆与传统综合类博物馆错位发展虽然各地考古所和博物馆双方的工作方式有所差异，但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并利用好文物资源。 在此共识基础上，可以尝试将文物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分开，将文博行业纳入到整体的系统中进行规划。 陕西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筹建办主任曹龙表示，陕西正在尝试建设专门的考古博物馆，拓展以往库房——基地的职能，在开展考古整理的同时，力图系统展示室内整理、研究分析等考古工作全过程，让公众对考古学有更为深入、立体的认识，实现与传统综合类博物馆的错位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博物馆馆长袁广阔认为，目前，虽然博物馆已经展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珍贵文物，但仍有大量出土的一般文物有待整理。 相较于综合类博物馆，依托于各地考古所建立的考古博物馆应当承担更重要的保存、保护和科研基地的重要作用。 此外，除了可移动文物，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问题也应当尽快提上议程。 袁广阔说。 另外，也可以借鉴海外经验，建立独立的文物保存管理机构，对考古发掘所获遗存进行统一保存、保护和管理，使其服务更多研究者和公众。 白云翔说。
为何文物出土后每年要“闭关修养"半年，而不可以常年放在博物馆？
文物出土后每年要闭关休养半年，不能常年放在博物馆中。 在这个期间内，文物修复师会对文物进行一些保养，比如说除尘和有害铁锈修复。 即使这些文物被安放在玻璃橱窗内，还是会落下一些尘土的，需要进行定期的清扫。 博物馆的空气也是比较湿润的，整体很阴凉，就有可能让文物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一些化学反应，产生锈迹。 定期的养护才能让文物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也能让文物的品相越来越好。
一件文物长时间埋在土中，突然接触到的空气肯定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古墓都没有挖掘，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应对这种变化的方法。 这些文物可能会在接触，到空气的一瞬间变得特别的脆，一触摸就会碎掉，根本没有办法运输走。 有些文物在土中埋藏的时间比较的短，可能是清代或者明代的东西，就是可以被挖掘出来的，不会发生太大的反应。 而秦朝的东西也就没有办法保存起来了，必须要发展一下科技，研究出保护文物的方法。 在博物馆中的文物也是如此，养护并不是拿个毛刷扫一扫，而是一个非常细致入微的工作。 在进行修复的时候必须制定专门的方案，非常的艰难。
除了空气中的灰尘以及湿度这方面的原因，有些文物还要外出进行展览，运输以及环境的变化，都会对文物造成一些损害。 比如在运输的过程中，汽车是会产生颠簸的，可能会让文物的某个结构出现松动的现象。 这就需要在展览结束之后进行修复，不然文物的裂痕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整个文物出现问题。
博物馆中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有些观赏者根本就不能发现自己没有看到某个文物。 因为这些文物就好像是人上下班一样，都是轮流上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