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
即便没有读过《老子》，绝大多数国人也熟知这一句，这也是《老子》又名《道德经》的原因之一。但直到上世纪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今人才知道《老子》中最为人熟悉的这一句，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篡改过了。
今年是马王堆帛书出土五十周年，近日中华书局专门出版了一套马王堆汉墓发掘五十周年版的《道德经》以作纪念。只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对古籍稍有了解就会明白：
古文献的忽然现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用惊天动地来形容都嫌太过肤浅。
纪念版装帧源自同时出土的马王堆帛画
壹
极其重大的发现，事前往往毫无征兆。1973年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女尸及多件珍贵文物，引发巨大关注。因此对接踵而来的二、三号墓的发掘，人人都充满期待。一号墓的发掘经费只有六千元，而二、三号墓猛增至20万元，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
先发掘的是三号墓，但深入之后才知道：不仅棺椁规模比一号墓的辛追棺要小得多，而且事后开棺发现只剩骨殖，令期待“再现一具古尸”的专家们大失所望。因此三号墓的主要收获，只有内棺和外椁之间四个边箱中的文物，现场看也就是一些漆器、木俑之类的。
东边箱中，有一个编号57、全长60.2厘米的漆奁，通体黑色无纹饰，杂在一堆漆器当中丝毫不引人注目。打开漆奁是一个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从其中一个空间内提取出两卷竹简后，考古人员估计不可能有大的收获了。
不料竹简下还有一堆叠成长方形的丝帛，由于年深日久，除霉变外还粘连在一起。好不容易把这些丝帛提取出来，却在漆奁的另外一个空格中发现了更多的丝帛。这批丝帛被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清理揭裱，才发现是一批帛书，即写在丝帛上的典籍。
由于帛书成本高昂、不如竹简木牍常见普及，又是本质为蛋白质的丝织品，在地下更加容易腐朽，所以之前发现的竹简远多于帛书。经过整理，成果更令人难以置信：不仅有二十多种共计十二万字的古籍，更珍贵的是包含甲、乙两种完整的《老子》写本，价值无法估量。
《老子》帛书乙本（图源 湖南博物院）
古希腊典籍如荷马史诗、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著作，是写在一种名为莎草纸的古纸上。近代尤其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欧洲多地发现了众多的莎草纸残片，但几乎全为只言片语，重要如《理想国》这样的典籍绝无完整的全本。如马王堆帛书《老子》这样两千多年前的完整古籍现世，不仅在中国前所未有，放眼世界亦是。
而仔细审读后才发现，“道可道，非常道”竟然不是《道德经》的本来面目，而这一错已经错了两千多年。
贰
并非人人皆知的是，赵云自称“常山赵子龙”中的常山郡，其实本来叫恒山郡。而自古居住于月宫中的嫦娥，本名也其实叫“姮娥”。如此种种，都因为西汉汉文帝刘恒即位后，为了避其名讳而改“恒”为“常”所致。
而帛书老子甲本的第一句就不避“恒”讳，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也就是说，除了虚词增减上的不同，其实本来应该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不要小看这一字之差。虽然“恒”“常”意义接近，但毕竟此字非彼字，如“父”"爹"“爸”意义虽同但彼此不可随便代替。尤其在现当代语境中：恒是Always，常是Often。而且不仅这一处，老子书中其他用“恒”的地方，也统统被改成了“常”，比如“道常无名”。不是帛书出土，当下很难想象两千多年来无数人研读《老子》，却根本不知道第一句就连最基本的字都并非原文。
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写的《道德经》，只能是“非常道”“非常名” 图据IC
帛书出土前，时人研读的《老子》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文本最为常见：魏晋时王弼所注解的版本，以及托名西汉河上公的注本。王弼本在士大夫中更为流行，比如钱钟书就说他从小读王弼本，一生都觉得好；河上公本在道教信徒中更流行，注解也偏于神仙养生一路。
帛书出土后由于时局所限，海外第一时间并不知情。等到改革开放，相关论文著作面世，海外汉学圈兴奋得快要炸开来：帛书老子甲、乙本作为当下现存年代最早的版本，比任何后世版本都更接近老子的原作面貌。从魏晋唐宋至晚清民国，苏辙、王夫之、俞樾、胡适……历代数不清的大学者想见而无缘得见的文本，就这样呈现于千万人之前。
陕西考古博物馆，靖边杨桥畔杨一村东汉墓M1壁画，孔子见老子图 图据视觉中国
除了“恒”变“常”这样的避讳改字外，学界还利用帛书《老子》版本厘清了很多困扰已久的问题。无论是王弼本还是河上公本，都有“无为而无不为”的表述，然而在帛书里，就算用显微镜也找不到这一句。惊喜的学者们一边感叹后人造假厉害，一边抓紧时间著书立说，“我宣布：从此将‘无为而无不为’六个字永远开除出《老子》。”
没有想到的是，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
叁
1994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伙外来盗墓贼勾结当地村民，集体盗掘当地古墓。由于盗墓贼没有文化，导致郭家岗一号墓中一具罕见的湿尸被警方找到时，已在下雨天的烂泥地里放置了数日。由于罪行严重，盗墓集团为首的三人被抓获后统统被判死刑，而最后一名主犯直至2017年才落网。
事已至此，考古工只有抢救性发掘。盗墓贼盗掘了两座楚墓，在距郭家岗一号墓仅有1公里的郭店一号墓中，考古人员伸手进入内棺头部边箱时，一片竹简自己从水中浮了上来。
“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竹简在干湿相间的环境里纵然腐朽最快，但保留最久的湿环境，其实是指密闭状态下隔绝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的蒸馏水环境，尤为可遇不可求——即便如此，由于在湖北早已有如睡虎地等众多竹简出土，考古人员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常规带回清洗处理。
结果一整理，又是一个巨大到震惊的发现：战国时期的三种《老子》文本，以及十余种从来不为人知的古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学者庞朴指出：仅就其实物价值而言，这已是世界上目前可见最早的原装书。
《老子》竹简甲本（图源：荆门市博物馆）
都不用考虑具体文本如何，仅仅就其抄写年代而言，已经足以重新审订学术史。
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老子》成书年代的争论分歧成为一时焦点，以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和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老子》并非如《史记》所述那般早于《论语》，其成书不早于战国末期；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认为推翻《史记》结论、判定《老子》晚出的证据不足。双方各自著文论述，莫衷一是。
据学者张中行回忆，有一次钱穆、胡适二人在北大教授会上相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当即回敬：“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胡适以“不要亲爸爸”来反对，足见双方分歧之激烈。
如今胡适、钱穆都已作古，而郭店楚墓的时代据考古鉴定，定在战国中期末段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墓中发现的竹简本《老子》，抄写时已不晚于战国中期，而成书年代只会更提前。因此郭店竹简一出，钱穆生前长篇累牍的“《老子》成书不早于战国晚期”的考证即全盘崩坍。胡适泉下有知，也会笑到最后。
另外，郭店竹简虽然只是全本《老子》的节选本，总字数约为完整版的三分之一，但其中赫然有“无为而无不为”一句。之前言之凿凿将其加以开除的学者，又赶紧修改论著亡羊补牢。总之之前的断言越坚决，之后的打脸声就越响亮。
学无止境，所言不虚。
肆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是文字学上的大突破。1900年起敦煌卷子的发现，令学者得以窥见古籍在六朝唐人笔下的模样。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各地古籍的陆续出土，更使重新审视以及改写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成为可能。
除马王堆帛书出土《老子》及《周易》之外，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出土《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古兵书；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论语》等简牍，字数接近今本《论语》一半；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遗址出土《诗经》《楚辞》汉简，还有《庄子》中的《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2008年清华大学受捐的2500多枚战国竹简，中有失传千年已久的《尚书》篇目……无论经、史、子、集，奠定两千多年以来中华文化基础的最核心的先秦典籍，都因为出土文献的现世而焕然一新。
成都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学竹简 鲍泰良摄
上世纪后半叶以来各地简帛文献出土，历史上仅有两次可比：一是汉朝初年，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曲阜为了扩建宫室而毁坏孔子故居，在墙里发现因躲避秦始皇焚书令而保留下来的《尚书》《礼经》等儒家古籍。二是西晋初年，盗墓贼盗掘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附近）的一座战国魏墓，由此发现的十余万言竹简。
书籍是见证文明、保存文化最具信息密度的载体，但书籍本身的载体又实在脆弱：竹木会腐朽、丝帛会化灰、纸张会燃火、硬盘会失灵。那些好不容易在墓中未朽的简牍帛纸，遇上粗鄙无文的盗墓贼也是命运多舛：除了汲郡盗墓贼把墓中竹简点燃作火把照明之外，不知曾有多少古籍，因盗墓贼的粗鄙而永远消失。
如《老子》这样的古籍，直接构成轴心时代以来两千多年国人的思想血脉，其影响更早已超出神州一域。在当下研读古籍，如果对出土文献视而不见，大概率只会因袭陈说、一误再误。五十年前马王堆帛书的出土，可以视为一个新时代的标记：
现代人能不断地目睹与更接近本来面目的古籍出现。这样的幸运，以往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有识之士梦寐以求，但始终没能等到。
文/启凌 苏静
“道可道，非常道。”包含了一个逻辑错误？请听我说……
白居易年轻时说过，道是说不出来的，为什么老子会留下五千言来说出说不出来的道呢？这才叫做驳论嘛，用老子的话反驳老子！！你不能用如来佛祖的话反驳耶稣的理论。 耶稣说如来的话是错误的，同样老子说宇宙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可以是你们所说的真理，但它不是道，他只是道的小一部分。 道你可以理解成规律，理解成真理，但是道是说不出来的。 宇宙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道德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的一句话，反着道之动，相反的，变化的是道的根本。 对于你这个问题，我又有一个小问题，老子说说不出来的才是“道”，你现在把道翻译成了 真理，这对吗？正因为宇宙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所以老子才不把道说出来，说不出来的东西就绝对不会错了！！道德经，也有一个假设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道的存在。 就像宗教里面假设他们的神存在一样，这个神的存在就是宗教一切的基础。 你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你没有跟着道的假设前提走。 很明显“宇宙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是真理，不是道！
老子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因为老子自己都会被后世的训诂家们给绕晕掉。 没办法，语言的发展越来越复杂。 老子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全被后世之人给解释出来了，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讲一个故事，先给这句话做个起步注解。
有一天，齐桓公小白在堂上认真读书，车轮工匠阿扁在堂下认真做车轮。 然后，阿扁就跟齐桓公没话找话，问他说：您看得啥书，我不认字，给我讲讲哈。
齐桓公一脸不屑地说：我在看圣人的书，你个土鳖一辈子也理解不了。
阿扁则继续不耻上问：那圣人还活着吗？
齐桓公真心不耐烦了：死了、死了，早就死了。
阿扁则立即反唇相讥：原来你就是在看死人留下的糟粕啊。
齐桓公已经怒不可遏了：你个瘪三，寡人岂能容你放肆！你今天必须给我说出个道道儿来，否则我把你个土鳖烤成土鳖干儿。
然后，这个做了一辈子车轮的阿扁，就给齐桓公讲了一个关于车轮道理：
而做车轮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把这些零件严丝合缝地组装在一起。 不留余地、组装不起来；余地太大，跑不了多久，车轮就会散架。 所以，做车轮，一定要不松不紧、严丝合缝，一分一毫都不能差。
你说做车轮难不难？但是再难也难不倒我，因为我能做到，这门手艺我玩得要多高明有多高明。 不要迷恋哥，哥就是这么牛，但扁哥我也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就是我不能把这门手艺传给我的儿子。
为什么呢？因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啊，这种手艺的精髓根本就讲不出来，我没法告诉给我儿子，所以也就没法传给他了。
而著书的圣贤，跟我这个做车轮的，也是一样。 圣人死了，然后就带着他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起埋到了土里，所以只留下一些糟粕。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字，就是圣人留下来的糟粕。
车轮阿扁的道理，当然可以反驳。因为从逻辑上就能找出问题：你讲不出来、别人就讲不来吗？你现在讲不出来，以后就没人能讲出来吗？即便是你能讲出来，你那个更土鳖的儿子就能学会吗？
但是，这个故事能给这句话做第一种注解，那就是：能说出来的道道儿，都不是真正的道道儿。阿扁的表述太下里巴人，那就用士大夫们的阳春白雪：
所谓道，就是经书政教之道；所谓常道，就是以无为养神、以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 所以翻译一下就是：道若可以言说，就不是永恒长在之道。
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真理，根本就说不出来；而凡是说出来的，就都是错的。
后世之人当然不服，于是就又有了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道可以言说，但不是人间常俗之道。
第二种是：道可以言说，但不是恒常不变之道。
所谓非人间常俗之道，基本就属于飞升上仙之道了，道教喜欢这个说法；所谓恒常不变之道，意思是说老子的道是变化无常的，唐玄宗提出了这个说法。
但是，老子的道到底是什么？你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辨别这句话是啥意思。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 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引文太长，但这是老子对道比较详细的正面描写。编排到通俗地翻译一下：
你看它，但你却看不见；你听它，但你却听不见；你摸它，但你却摸不到。 在形象上你无从探究，只是一片混沌。 它上面不显得光亮、它下面也不显得幽暗，就是一种绵绵不绝的存在状态。 你可以说它是没有形状的形状、不露形象的形象，就叫它“惚恍”吧。 你迎着它走，却看不到它的前头；跟着它走却看不到它的后面。 那怎么办啊？于是就有：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我们就要把握早就存在的古之道，来驾驭现在的具体时势，而能够洞彻到宇宙的原始，就是道的规律。
老子说的是啥玩意？玩我呢吧？
但老子开篇就说了：道可道，非常道。 你说不出啊，或你也不能说。 但可以把握这一堆描述的关键，那就是何为“道纪”。 一般的解释就是道的规律，但要探究本初就要从训诂上入手。
《说文解字》：统，纪也。
段玉裁注释说：每根丝线都有线头，这个线头就叫纪，而把一堆丝线的线头束起来，就是统。
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
于是，所谓统纪，就是指丝线的线头。 那么道纪的意思，就可以揣摩了，也就是道的线头。 结合“能知古始”这个前半句，就能知道了老子的意思就是：道之原、道之本。
于是，对于老子的思想，魏晋玄学家王弼一言以蔽之，就是：崇本息末。
就像大树一样，你要让它枝繁叶茂，怎么办？就是在树根之处浇水啊，你不能不管树根而去搞什么园艺修剪。 今天剪个风华绝代的树冠、明天披条价值万金的丝巾，这就是舍本逐末，这棵树肯定会被你玩死。
以上这些全是老子在玩比喻论证，论证的是什么？就是治理国家。 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怎么做？就是要“崇本息末”，别没事盯着树枝、树叶死命琢磨，根本是把树根涵养好。 而树根就是道之原、道之本。
于是，往后推，具体到政治实践上，就有了所谓的无为而治。 老子《道德经》不是教你做什么，而是教你什么也别做，因为你们做的都是舍本逐末的事；不是教你怎么做，而是教你为什么不做，因为崇本自可息末。
但，这里的“你”，是理解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各种误解老子，就是因为把老子当成了在向你传道受业的至圣先师。 实际上，老子根本就没有教育芸芸众生的心思。 他不是在为大众立说，而是在为统治者，即诸侯王立说，老子教的是诸侯王不是老百姓。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对象给搞错了。
老子时代没有活字印刷、没有现代出版业、没有互联网，所以它不会想着出本书发行十万册然后教育人民群众去怎么无为、怎么参道。
唐宋士大夫，比如杜甫的三吏三别、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都是在玩一种曲线救国。 在士大夫这个朋友圈里诉说百姓有多苦，然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唐宋士大夫可以发朋友圈，而老子时代比这还惨，没有朋友圈，没有士大夫阶层，所以只能直接向统治者、诸侯王谈治国之道。 所以，孔子是最牛的，为了能发朋友圈，先培养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 但老子不行，印书十万册以开民智，老子不想干；发朋友圈曲线救国，老子干不了。 所以，他的思想就是直接对诸侯王说的，让诸侯王明白道之原、道之本，让诸侯王不要舍本逐末，让诸侯王无为而治。
于是，道可道是什么道呢？就是治国之道，目的就是要“取天下”，这里的取就是“治”的意思。即所谓：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既然道就是治国之道，为什么老子却说“道可道、非常道”呢？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你怎么就不说了？
一种原因是悟，老子获得的道是一种神秘体验，所以不能用世俗的语言表述。 一个原因是畏，人的理性总有触及不到的地方，所谓的治国之道就是自己的确认偏误和不靠谱的解释框架而已。
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就是把道说出来的人，自以为道破天机，然后以智治国了，实际好心办了坏事，成了国之贼。 而垂拱而治、无为而治、不以智治国的，却在实践中实现了国之福。
或者，你可以直接采用唐玄宗的看法。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近，是不常于一道也。
把非常道解释为不是常而不变的道，认为老子的道是可以言说的，但老子的道不是恒常不变之道。
我们读老子，往往是一种“此种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感觉。 但这种神秘体验只是我们的感觉，而不是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
老子的道，很世俗，就是一种救世治国之道；老子的道，很直接，就是一种对诸侯王的正面说教。 但是，或许老子很敬畏，得道但不说道，因为“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或许如唐玄宗所言，“是不常于一道也”。
《胜天才王般若经》说：一切诸法皆不可说，其不可说亦不可说。 佛家比老子做的更绝，连不可说都不可说了。 “不可说”禅意满满，但属于佛家而不属于老子。 关于老子，我们也只能是在这不可说中强自为说了，给出或是确认偏误的解释、或是沙中城堡的解释框架。 至于其言为何意，已经众说纷纭了，所以只能见仁见智。
道可道,非常道
下面的解释很长也很全面，楼主要有点耐性才可以老子《道德经》八十一章中的第一章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这是老子写《道德经》的开宗明义之句，其分量是极重大的。 如果这个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没有弄清楚，那么以下整本《道德经》都没有法子好好地读下去，更不要说如何去正确理解和实行了。 然而，这个“道可道，非常道”一句六字中，最关键的问题乃是：“常道”二字，到底应该怎样诠释、怎样理解呢？ 论者或谓，老子既然说出一个“常道”来，而未加进一步的解释，正好给后人留有余地，帮他解释发挥。 纵观古今，对“常道”的解释大致分成两类：一是本着“六经注我”的原则，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与思辨力，创造或嫁接出一个“常道”的意义来；二是本着“我注六经”的原则，从《道德经》里去找“相近”的字眼，然后把它们“栽”到“常道”身上去。 如前者的方式，就是认为“常道”即是不可思议的、永恒不变的，那么它必定是超越于万有之上，或超越于可道之道的一种“东西”。 现存《道德经》注解，《河上公章句》虽归“六经注我”一类，但以长生成仙为旨趣，其所谓“常道”乃“自然长生之道”，故不入此类之大流。 后世解老思想之大流，至少可以上溯到王弼。 他的《老子注》被历代官学各界奉为“通行本”，他对此六句的解释是：“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到唐高诱在注解《淮南子·泛论训》时，开始直白地说：“常道，言深隐幽冥，不可道也。 ”推到《关尹子》（伪书）：“不可言者，即‘道’。 ”达到了极端。 从古至今，不知道有过多少人注释过《道德经》，恐怕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么解说的：“可以被人说明的道，就不是那永恒不变的道。 ”或者是：“道可以说出来的，就不是那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 ”或许有人用些不同的字眼，但总体意义，都是相差无几。 我们查看过《道德经》的16种英文译本，这句话都被翻译为：“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of is not the eternal Tao.”有些译文变易一些字眼，也于大意无害。 可见中外古今，俱是这般解说，就应该是铁定了的，不容别人置喙！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种训释的本身，不仅文法上有问题，意义和逻辑上都自相矛盾。 “道可道”中，第一个“道”字是名词，第二个“道”字是动词，“可”字是副词。 第一个“道”字是一个总体的名称，它的内涵应该是整本《道德经》的内容。 “可道”，是去界定头一个“道”字，说它是“可以说明”的，引申来说，就是“可以思议”的。 因为“言”为“心声”，必先有思，后才有言。 根据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如：“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35章）“道冲而用之。 ”（4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41章）“以道佐人主。 ”（30章）等等。 这“道”不仅可以思维，可以议论，可以阐明，而且可以施行，并且很有实用价值。 因此，“道，可道（言说和遵循）。 ” 这句话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反之，古今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与《道德经》自相矛盾，就大错而特错了。 可是，跟着来的“非常道”这一句话就出了问题。 这个“非”字一般人都把它当“不是”讲，“常道”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五千八百多言的《道德经》中，只出现了这一次。 “常道”可以当“平常之道”、“正常之道”讲，也可以当“永恒之道”、“不变之道”讲。 二字《楚简》本不存，证诸《帛书》本，原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今本以“常道”为“恒道”，盖为汉人为避文帝刘恒之讳而改。 把“常道”解释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乍然观之，似乎比较接近“合理”，而古今中外一般学者也大都是这么解释的。 把“道可道，非常道。 ”前后两句话连接起来，就自然变成：“那可以思议的道，【但，并】不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 ”这样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反转来读，“常道乃不可道之道。 ”就是“那不变的永恒之道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的，不可施行的，不可实用的……。 ”这样一来，问题可就大了。 我们接着必定要问：第一，这个“常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老子既然提出这个名词，为什么不说它是什么，给它特别下个定义？第二，老子既然只提出而不加说明，大概是因为它是不可以说明的。 既然是个不可说明的东西，那么提它出来做什么？第三，老子在《道德经》第一句里，就提出一个“常道”的概念，可见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比第一个“道”字还重要些。 可它又是一个永远无法“接触”到的东西，那么把它放在第一句话里，除了“否定”了第一个“道”的总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外，还有什么作用？第四，老子既要些写《道德经》来传“道”，而第一句话，就把“道”否定了，这是何苦来哉？因为除了“永恒之道”以外，就是相对的、暂时的、不稳定的“道”。 用整本书来描写那样无谓的相对的“道”，又所为何来？第五，在短短有限的五千八百个字里，要说“宇宙论”、“本体论”、“目的论”、“方法论”；还有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甚至于策略。 这么多东西，为何还提出一个毫不相干的“常道”来？如此等等，还有许多连带的问题，问不胜问。 总之，是老子自己矛盾呢？还是解读老子的人矛盾？ 实在地说，老子一书，“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利，非不可言说者也。 老子曰“美言”，曰“言有君”，曰“正言若反”，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皆言也，皆可道可名。 而以“常”谓不变不易，实为解老者之偏。 有些人强调“不可道的常道”，是把“常道”放在“道”之上的说法，等于替老子建立了一个“自在天”。 佛教不立“自在天”，就是佛教不相信创世主。 其他如犹太—基督教，就有一个全智全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的创世主“耶和华”，回教称“阿拉”，儒教中也有自己的“天”、“上帝”。 这个创世主是有人格的。 把“常道”看成了创世主一类地东西，甚而至于把老子这个“人”变成了个创世主。 这个“命题”，牵涉到了由哲学到宗教的演绎，内容十分庞杂，不是本文的重点，只好到此打住。 有些人根据《道德经》说：“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16章）意思是说：回复到根本（如叶落归根），就叫做“常”。 知道（认识）“常”的，就叫做“明”。 他们把这句话说成：回复到根本就是“常道”，认识“常道”的，就是聪明。 这似乎太简易了，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道德经》第一句里的“常道”，应该是个很重量级的奥秘字眼，而且注明了是“不可道”的。 怎么在这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马马虎虎地就“说明”了那个“常道”？知道叶落归根就是“常道”，知道“常道”的就是聪明。 这有什么神秘不可说的地方？这个“常”字分明不是“常道”，应该是“常理”、“常规”或“常识”。 不然，那个不可思议的一成不变的永恒之道，不就成了个“纸老虎”了吗？其次，例如“见小曰明，……是谓袭‘常’。 ”（52章）意思说：见得到微小之处，叫做聪明，……这就是因袭了“常道”。 还有，“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55章）这些地方，帛书《老子》用的也是“常”字，而不是由“恒”改成“常”字的，分明不能就把它认作第一章里的那个“常道”讲，把它们当作同一回事。 如后一类的方式，虽然因王弼的引领而使绝大多数人盲从，但也并不是没有一两个独立思考的古今人士。 古今研究《道德经》的学者们，对首章之句，不是没有另一种的读法和解释。 他们把这句话做了这样的解读：“道，是可说明的；道，不是一成不变、永恒的。 ” 《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的解说接近于这种观点：“道者，虚极妙本之强名也，训通训径。 首一字标宗也。 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万物，是万物之由径，可称为道，故云可道。 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无定方，强为之名，不可遍举，故或大或逝，或远或返，是不常于一道也，故云非常道。 ”然而2000多年来，持此论者可谓凤毛麟角。 当代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在此基础上给予更高度的概括和总结，他说：“老子著五千之文，于此首发其立言之旨趣。 盖‘道’者，变化之总名。 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虽有变易,而有不易者在,此之谓常。 自昔解《老》者流，以道为不可言。 ……不知老聃所谓道，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既无永久不变之道，亦无永久不变之名，故以此应物，则‘建之以常无、有’（《庄子·天下》），言能常无、常有，不主故常也。 不主故常，故曰：‘非常’。 常有、常无，故曰：‘复命曰常’（16章）；‘知和曰常’（55章）。 常，即非常也。 ”（《朱谦之文集》卷3《老子校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他把老子所说的“道”，定义为“变化之总名”，因为《周易》是周朝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易”就是变化，宇宙万有都在阴阳的相激相荡、相辅相成中变化无穷。 《易经》的大前提是：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地变化，所以称之为“易”。 但变化不是没有规则的乱变一通，它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称之为“易简”。 一切事物都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却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的本身。 变化的本身是不变的，也是不许变的。 因为如果“变化”的本身都变了，那就变成没有变化了。 这样就会破坏了大前提。 所以称之为“不易”。 “不易”已经被包藏在“变易”之中，因此不必再作单独强调。 这一点与老子整体思想没有什么不通之处。 老子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23章）天长地久，四时变化，都是可变可易，安有所谓“常”者哉？这种解法完全破解了 “不可道的永恒不变之常道”。 如果把“常道”仍看作一个专有名词。 应该着重研究的就在这个“非”字上。 “非”字可以当作“违背”解，可以当作“错误”解，……也可以当作副词“不是”解。 问题是：“非”字能不能当作“无、没有”解？考诸古籍,《书经·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 ”孔颖达疏：“君非众人无以守国，无人则国亡。 ”其次，《元史·食货志》：“民非食货则无以为生。 ”近代邹容《革命军·革命之原因》：“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鬻妻典子而后已。 ”以上之例，都是把“非”字当作“无、没有”解。 如果“道可道，非（无、没有）常道。 ”那么就彻底否决了常道的存在。 排除了因“常道”而带来的困扰，和朱、林二人殊途而同归，也彻底解决了矛盾。 不过，这里比较更直截了当。 另外，还有一种读法，就是把“非常”两个字连用，当作形容词，去形容最后那个“道”字。 也就是把这句话解读成：“道是可道的，是非常的。 ”就是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谈的“道”，既是可思议的，也是特殊的，不是一般普通的道。 唐代道士李荣曰：“道者，虚极之理也。 ……圣人欲坦兹玄路，开以教门，借圆通之名，目虚极之理，以理可名，称之可道。 故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非常道者，非是人间常俗之道也。 ”（《道德真经注》）其意为：道即虚极之理，理是可以说的，所以道可道；但这个道不是人间常俗之道。 今人已有一些学者认识到这层意义，郭世铭先生《老子就竟说什么？》一书（华文出版社1999）以注原书思想的内在一致性而超群出众，他说：“整个句子的意思是‘道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不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那样’。 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以及老子同时别人也在讲道（事实的确如此），不过老子认为他们讲得都不对，现在要重新来讲。 ”这种解释，即使并非老子要表达的原意，也道出了老子《道德经》蕴含的思想特征。 不难想象，在老子写书的时代，社会上还存在了一些别的“道”，例如，周朝开国是的先王礼乐之道；郑子产的治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夷吾之道；至少还有与老子同时，周游列国的孔子，到处宣讲的尧舜之道、《大学》《中庸》之道、宗祧体制下的孝道。 ……老子以的身份，把自己的著作，做了说明，给它一个与众不同的定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然他如何能开道家学派之先河！ 老子是一位大智大慧的人。 他的书中有些话，都要叫人转几个圈圈，才能理解（辩证逻辑）。 他这《道德经》的第一句话，是不是“埋伏”了什么“机关”在内？因为如果第一句话就解歪了，那么以下就不知道要歪到哪里去了。 如果解读的人没有“真知卓识”，遽而发言，就应了“言者不知”（56章）的话了。 按老子的话，本来是：“甚易知，甚易行” （70章）的，可偏偏就“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70章）因为老子老早就知道：天下人多爱自作聪明，会把最简最易的事，弄得复杂万分，就掉到自己的陷阱里，出不来了。 他就明说：“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 ”（70章）因此，“知我者，希。 ”（70章）大多数的人把老子第一句话就解歪了。 对老子能不能有真知灼见，就在这第一句话上，马上就现底。 莫非“道可道，非常道。 ”就是老子“埋伏”下的“试金石”？这样说来，老子真伟大啊！真是微妙玄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