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谔：爱国赤子，为革命艺术燃烧生命
打开泛黄的《新华日报》老报纸，1938年6月17日至1940年10月23日，几乎每天的头版，都有一幅宣传抗战主题的新闻漫画出现在报眼位置，如一发发射向敌人的子弹，鼓舞着无数爱国志士。这些漫画的张谔，是一位在革命的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
用漫画记录时代的风雨，为艺术付出毕生的精力。延水河边，宝塔山畔，张谔在有形和无形的战场上“冲杀拼搏”，红色“染遍”他的全身；披星戴月，殚精竭虑，张谔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美术馆的筹建发展忘记自我，谱写一曲历史赞歌。
张谔
笔杆战士
传承《新华日报》的“红色基因”
张谔出生于宿迁市洋河镇上的书香门第，父亲张树桐在当地是素有名望的贡生。然而，张谔自幼却对绘画有着极大的兴趣，在父亲眼中，俨然是一个“叛逆少年”。
“1928年，18岁的张谔考入国立杭州美术专科学校。后又去往上海，加入南国社。”据《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陈军介绍，“在南国社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张谔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向代表进步的左翼倾斜。1931年，张谔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也正是那一年，他参与成立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张谔擅长漫画，1933年至1935年间，他先后在上海、广州为《中华月报》《漫画生活》《申报周刊》《星粤日报》等报刊创作漫画。直到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正式发行，得知消息后的张谔毅然决定要加入到《新华日报》光荣的队列当中。他曾在自传中回忆：“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明天。共产党过去不能公开，现在国共合作了可以公开了，而且还办报了，而我多年在报纸杂志工作，有经验，我决定找上门去，要求加入。”
1938至1940年，张谔一直在《新华日报》任美术科科长，发表过大量的漫画作品。湖北美术学院中国红色美术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继金曾撰文：“《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大量抗战美术作品，主要是漫画和木刻。创刊初期，几乎每天都在报眼位置刊登一幅漫画，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中的许多作品报道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闻事实。”
除了用笔杆作为武器，传递党的正义之音，张谔还曾历时半年，绕行大半个中国，克服种种困难在香港为《新华日报》买到了先进的制版印刷器材，并说服了美术家蔡若虹夫妇和两位杰出的制版工人，奔赴延安走上革命之路。
张谔以实际行动证明他骨子里的“红色基因”，他在自传中描述：“自从到新华日报后，在生活上大家真是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人。报社外特务密布，壁垒森严，但报社内工作、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却过着亲如一家人的新型的革命大家庭的生活。和在国民党机关里工作比，真有天壤之别，从而坚定了我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的决心。”
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新华日报》，称其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另一方面军”。张谔就是这一方面军中，满怀爱国赤子之心的“笔杆战士”。
满腔热血
奋力描绘延安的峥嵘岁月
1940年年底，张谔以八路军军官的身份，带着一批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医务人员和解放区急需的药品，克服种种困难，穿过敌人封锁线，终于到达了心之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的张谔，将而立之年的满腔热血注入钢笔，墨水在白纸上深浅勾勒，一幅幅作品为抗战发出无声却有力的“呐喊”。
因在《新华日报》丰富的工作经验，张谔被分配到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任美术科科长。他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只求将美编的工作做到极致。在那个只有铅字版，印刷设备极为简陋的年代，版面上除了文字几乎找不到图片。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张谔通过手绘人物肖像、漫画地图的方式，为报纸锦上添花。
在《拓垦者：张谔革命艺术生涯》一书中，封嘉延用数据总结了张谔的功绩：“张谔自1941年5月到1946年2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做美编工作近5年时间，他举个人之力为报纸标题写了600多个美术字，创作人物肖像170多帧，自创漫画作品近40幅，绘制精细的国内国际战势地图近40余幅。如此的工作量和成就，让人肃然起敬。”
在张谔的创作生涯中，奔赴延安的经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引导他走上民族化、大众化的漫画创作道路。1942年2月15日，他与同在延安从事漫画工作的蔡若虹、华君武共同举办的“三人讽刺画展”，在延安文艺运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为何要办这场展览？1942年4月17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三人联名发表的《讽刺画展自白》：“我们已经看到了新社会的美丽和光明，但也看到了部分的丑恶和黑暗，这些丑恶和黑暗是从旧的社会中，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在腐蚀着新的社会。我们——漫画工——的任务，就必须是：指出它们，埋葬它们。”三位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漫画家，把对人民的炙热情感浸透在字里行间，“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个社会有更高的热爱哩？我们就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
讽刺画展在当时引发了文艺界的热切关注，在干部群众中也产生了很大的轰动。1942年3月27日的《新华日报》文章提到：“毛泽东王稼祥诸同志曾莅会参观。”画展结束后，张谔、蔡若虹、华君武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艺苑拓垦
美术新征程上的孺子牛
2023年5月21日，在中国美术馆建馆开放6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美术馆的老专家老艺术家回信中说，中国美术馆有力见证了新中国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典藏精品、展览展示、公共教育、对外交流等方面守正创新，取得了积极成效。
中国美术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唯一的国家艺术博物馆，于1963年5月23日建成开放。
为了让新中国的美术步入世界艺术之林，张谔不遗余力地投入到为美术家服务、开展全国美术交流、促进美术创作的工作中去。当各种展览频繁举办之时，国家还没有大型的专业美术展览馆。因而，“建立一座国家美术馆”的愿望像一粒种子深埋张谔心间。1955年，在陪同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参观画展时，张谔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设想。
据封嘉延介绍，1958年中国美协党组决定成立中国美术馆基建小组，由张谔、蔡若虹、华君武、吴一舸等人组成。其间，作为主要负责人的张谔，不仅身先士卒参加基建工作，而且多次代表美术馆起草有关建馆、规划、方针、任务、财务等文件并上报文化部。1960年，在张谔的直接领导下，美术馆成立了美术品收购收藏小组。他同组员奔走全国各地，截至开馆前，用为数不多的经费收集征购到1500余件美术精品，为中国美术馆的陈列展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2月14日，在中国美协集体办公会上，张谔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同年5月，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中国美术馆”馆额，中国美术馆正式开放，张谔等一代美术家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中国美术馆办公室原副主任杨小云曾撰文纪念张谔，并写下近两万字的《张谔年谱》，详细记录了张谔85年的生命历程。她曾说：“我与张谔同志非亲非故，我之所以要克服一切困难，如此下功夫地写，是因为我非常崇敬张谔老馆长的人格。他为国家美术事业、为美术馆的创建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他从来不炫耀，这种可贵的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值得宣传。”
峥嵘岁月，方显风流。张谔如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拓垦在革命事业和艺术探索的漫漫征途中。他的漫画作品，成为新中国几代人的文化记忆；他的美术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江南时报记者 杨爽
这是一张什么邮票，它是什么背景？
一.你图上这枚邮票是： 原邮电部 1977 年 5 月 23 日发行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全套 2 枚）中的一枚； 该套邮票志号：J . 18， 面值：8分+8分 。 你图上这枚是该套邮票中的第二枚， 图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发行量：1000万枚 。 二.发行背景就是： 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 。
贺敬之是谁？
贺敬之，山东枣庄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诗人、剧作家。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届荣誉委员。 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的主题。
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遒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
扩展资料：
贺敬之的诗有抒情短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 《三门峡---梳妆台》等。
如《放声歌唱》 、《十年颂歌》 、 《雷峰之歌》 、 《中国的十月》等。 他的政治抒情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成就突出。
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 他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
《回延安》表现了延安的巨大变化，赞颂了延安的历史功绩，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意义；《雷锋之歌》挖掘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含。
参考资料：网络百科---贺敬之
宝塔山下交响乐：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的文化组织与文学社团目录
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延安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孕育了众多重要的文化组织和文学社团。 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组织和社团如何在宝塔山下影响和塑造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景观。 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中国文艺协会，它是陕北根据地的第一个文艺团体。 丁玲的到来催生了这个组织的成立，随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和“战地社”、“铁流社”等团体相继诞生，为前线战士提供了精神支持。 边区“文协”及其后续的文化宣传活动同样引人注目。 从“特区文协”发展到“边区文协”，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共对文化工作的重视。 大会的召开和文化政策的实施，推动了《文艺突击》和《中国文化》等刊物的发行，同时，众多文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文抗”延安分会则见证了作家们的合作与冲突。 它的组织结构、文化普及活动，如《谷雨》和“鲁迅研究会”的成立，展现了不同艺术流派的碰撞和融合。 而“文艺月会”的批评氛围，以及萧军等人的争议，都成为历史的烙印。 “鲁艺”文学系致力于“艺术宣传”与“专门提高”，为培养新型文艺人才做出了贡献。 《解放日报》文社的兴盛与改版，展示了延安媒体的力量。 中央和边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等机构在背后起着关键作用，他们与这些社团共同构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 附录详细列出了相关文献资料和活动年表，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线索。 这些组织和社团的活动，不仅塑造了延安的文化氛围，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