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采访的是一个中国、芬兰混合家庭的妈妈。她的儿子Mark今年18岁，爸爸是芬兰人，孩子6岁时便随父母从北京搬到芬兰。生活了10多年后，儿子开始越来越厌倦芬兰的慢节奏，反而对高速发展的中国充满向往。
在与Mark妈妈的交谈中得知，孩子这几年一直期待能回到中国，去尝试有压力的工作和忙碌的生活。
：Alan Song；：Mina.L；本文来源：公众号“菁kids北京”（ID：Jing-kids）。图源：提供、Pexels 。 如果喜欢蓝橡树的文章，请记得要把我们“设为星标”哦！
为方便阅读，本文以第一人称讲述
我和Mark的爸爸20多年前在北京相识，当时我刚刚步入职场，他则是一家跨国公司驻华代表。Mark在7岁以前基本都在北京生活。因为我的家乡是大连，所以Mark小时候走到哪儿都说自己是大连人，他最喜欢的美食是大连的海鲜饺子。
那时Mark主要说中文，在姥姥家住久了，说话还带点儿大连的“海蛎子味儿”。
上幼儿园和小学后，Mark更多地说英文，和爸爸交流时才说点芬兰语。
十多年前，我和老公带着6岁的Mark从北京来到芬兰。当时身边人都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让孩子接受全世界“最好的教育”。然而， 在亲身体验了芬兰教育之后，才越来越觉得“最好的教育”只是一个传说。
Mark现在读高中，他从小就经常和我抱怨学校的课程太简单，没有挑战，希望上大学后能回中国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每次听他这么说，我就对生活的“围城”越发有感触， 我们为孩子创造了一切，到头来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真是自己折腾自己。
一、从北京到赫尔辛基
2010年，Mark爸爸结束了驻华工作，我们全家便从北京搬到赫尔辛基。因为以前也经常往返于两所城市之间，所以我们正式搬到这里后，很快适应了这里寒冷的气候，以及长年不见阳光的日子，Mark也几乎没有受到文化冲击的影响。
刚到赫尔辛基不久，Mark爸爸拿着全家的身份证明到学校办了入学登记，整个过程还不到20分钟。因为芬兰教育的平等是世界出名的，全国的学校之间没什么差异，压根不存在什么优等教育资源，所以择校的唯一标准就是离家近。
虽然是半个芬兰人，Mark刚开始还是被安排先在语言班学语言，然后再参加正式课程。一般这个过程需要一整个学年，但Mark适应得很快，半学期就回到普通班上常规课程。
小学生活开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真的太轻松。
孩子每天背着几乎空荡荡的书包，书本和学习用具都不用带回家。学校每天3点放学，偶尔有点作业基本十分钟就搞定了。
即使在学校，他们也不会经常坐在教室里，而是在操场或附近的公园、博物馆等其它户外场所活动。
那时我还以照顾家人为主，后来每周去一两次附近的学校，教当地的中国孩子学中文。因为当地的孩子中文基础都不太好，所以Mark并没有在我的班里学习。
我们还是在家里保留说中文的习惯，希望他能保持原来的中文水平，但 孩子能很快适应新环境，也会很快把原来的生活忘掉。 后来，他还是慢慢不太习惯中文阅读和书写了。
二、芬兰教育的优势
我觉得芬兰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平等，比如我们在赫尔辛基这样的城市，其实跟偏远村子里的学校没什么差别，这里没有重点校、没有特级教师、没有成绩排名，也没有“择优录取”的概念，各地学校之间也就不存在竞争。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孩子们自然不会感到学习的压力。
他们不会用成绩把孩子们划成三六九等。他们的基础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初中各科的平均成绩可以作为申请高中的依据，学生的兴趣和其它技能作为参考，直到高三结束，才会有一次全国统一毕业考试，成绩也只是大学入学的参考。
即使不读高中、选择职业技校的学生，也可以在毕业后继续攻读技术类大学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位。
来芬兰之前，我对这里的教育是非常向往的。都说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高素质的老师、学生压力小等等；我也听Mark爸爸介绍了很多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感觉他们的童年几乎就是在游戏和户外玩耍中度过的。
虽说芬兰的小学没有考试、没有打分、没有排名，但每个学期结束后，老师还是会给每个孩子发成绩单，只是成绩单上没有考题和分数，只有老师的评语，比如“很棒”“优秀”“很好”或“继续努力”等等，而这样的评语会让每个孩子得到认可和鼓励。
和我们国内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很多课本知识不同，这里的小学有一半的内容与书本无关。
Mark上小学时，即使是上课时段，他们也经常在户外度过，比如到公园、林子里或农场，去发现大自然的美。每天2、3点放学后，大部分孩子都留在学校操场上疯玩，男孩儿踢足球、打篮球、玩单双杠，女孩儿画画、做手工、玩沙子……
到了周末，每家都会安排家庭活动，滑雪、登山、采摘、徒步等。即使天气不好，也会在附近的活动中心玩桌游、搭乐高、玩拼图、做手工、玩攀爬。孩子们每天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开心快乐是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三、芬兰教育的不足
即使在这样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教育，芬兰学生在PI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中依然位居世界前列，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芬兰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这种说法。
我也就此跟Mark爸爸交流过， 他觉得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目标，这个目标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看应该都是合理的，“最好的教育”这种说法未必客观。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赞同Mark爸爸的观点。想想看，芬兰的人口密度差不多只是中国的1/10，人口这么少，自然从小就不会有竞争和压力，能轻松地享受童年时光。至于PISA排名，这只是针对15岁学生成绩做的统计，并不能衡量教育系统，也不能证明芬兰人的教育程度有多高，最多只能说明芬兰学生挂科的比例最低。
要知道，芬兰的学校和老师会特别关照学习明显吃力的孩子，他们要确保所有孩子不掉队，都达到中等水平。但 我却觉得 他们把很多精力放在学习吃力的孩子身上，而忽视了“优等生”的发展。
我在Mark小时候就会带他读些绘本、教他数数、做一些逻辑小游戏等。本来这在中国不算什么，但在芬兰，Mark简直就属于超常生。记得刚入学时，校长告诉我们3、4年级以后，课程会有些难度，比如要求孩子的数数能力，一般要数到1000，当时还不到8岁的Mark说，“我现在就能数到1000了。”
所以，Mark在小学时经常抱怨上课无聊，因为他的学习能力比较强，刚入学时就能自己阅读和写字了，而其他很多孩子还需要学字母。 这里没有“因材施教”的概念，有天赋的学生无法得到满足，会逐渐丧失学习热情，慢慢就养成了懒散的习惯，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缺陷。
Mark现在读高中，基本不用做作业，考试前稍微复习一下，各科就能轻松拿到10分和9分（10分满分）。他们现在可以上感兴趣的选修课，但因为从小缺乏相关基础知识的积累，所以我觉得选修课也是马马虎虎。其实这些问题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关注，但这几年好像没有什么改善。
四、Mark梦回中国
Mark马上快要上大学了，他经常说要离开芬兰，到其他国家去感受一下，特别是想回去感受飞速发展的中国。
Mark现在很关注中国，他知道中国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无论北上广还是在其它二线城市，机会遍地都是。他从网上经常看到中国的科技发展成果、越来越多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北京冬奥会的盛况……这一切都令他着迷。相比之下，他觉得在芬兰的生活太平平淡淡，好像一眼就能看到自己老年的样子。所以他渴望上大学或大学毕业后去中国尝试另一种生活状态。
有时我会跟Mark介绍我以前在国内的情况，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想要竞争，身边的同学、朋友、亲戚都拼命赚钱，自己也只能继续努力；虽然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但好像大家总觉得很疲惫，无暇享受生活。
这种压力是他现在无法想象的，因为生活在芬兰，我们都习惯了慢生活的节奏，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没有那么多压力和焦虑。
如果将来Mark真的去中国读书或工作，我可能真觉得这些年都是在替孩子瞎折腾。 多少人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而辞职卖房，带着全家移民，但孩子长大后可能还会羡慕国内的发展环境。
到时候，我最大的遗憾应该就是没让Mark继续学好中文。他现在只能说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大多数时候基本都是芬兰语或英语思维。小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后来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芬兰人。
但我问儿子，他倒是觉得自己很幸运，觉得自己有一个中国妈妈，自己可以作为半个中国人去挑战竞争激烈的生活。他说，即使在中国生活得平平庸庸，消失在人群中，大不了随时回芬兰，到时可能更容易脱颖而出。
生活真就像一座“围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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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
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
高尔基于1868年3月28日诞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戈罗德镇的一个木匠家庭。 4岁时父亲去世，他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度过童年。
10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 他先后当过学徒、搬运工、看门人、面包工人等，切身体验到下层人民的苦难。
在此期间，他发奋读书，开始探求改造社会的真理。 1884年，他参加民粹党小组，阅读民粹党人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
1905年，高尔基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1906年，高尔基受列宁的委托，由芬兰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在美国出版长篇小说《母亲》。 后定居意大利卡普里岛。
扩展资料：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 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
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
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着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
他被锁入囚笼。 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 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 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 ”
“我落在陷阱里。 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
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 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
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
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高尔基是怎样勤奋成才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 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 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 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 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 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 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 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 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 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 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 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 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 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 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 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 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 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 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 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 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 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 ”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 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 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 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 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 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 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 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 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 高尔基”。 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 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 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 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 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 他的危害极大……”。 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 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 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 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 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 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 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 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 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 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 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 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 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 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 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 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 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 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 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 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 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 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 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 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 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 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 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 ”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 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 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 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 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 我确实厌烦 这套。 ”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 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 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 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 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 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 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 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 ”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 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 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 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 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 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 他被锁入囚笼。 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 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 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 我落在陷阱里。 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 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 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 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 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 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 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 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 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 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 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 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 “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 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 ”———《童年》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 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 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急求!!!!!!!!!!!!!!!!!! 高尔基的简介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 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 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 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 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 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 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 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 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 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 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 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 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 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 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著。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 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 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 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 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 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 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 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 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 ”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 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 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 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 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 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 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 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 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 高尔基”。 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 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 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 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 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 他的危害极大……”。 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 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 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 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 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 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 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 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 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著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 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 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 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 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 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 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 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 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 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 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 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 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 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 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煤?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 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 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 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 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 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 ”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 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 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 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 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 我确实厌烦 这套。 ”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 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 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 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 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 他对著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 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 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 ”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 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 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 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 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 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 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著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 他被锁入囚笼。 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 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 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 我落在陷阱里。 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 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 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 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 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 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 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 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 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 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 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 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 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 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 “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 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 ”———《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 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 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 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