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新闻记者 贺强 黄杰 苏杭
继获得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河南永城王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近期又取得重大进展，一座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被发现。10月13日至14日，“永城王庄遗址2024年考古发掘成果第二次专家咨询会”在河南商丘永城召开。
本次会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河南省内考古文博机构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对王庄遗址的重要发现进行深入探讨。中共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翁铁军，商丘市政府副市长王爱林以及永城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刘海旺主持，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翁铁军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讲话。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主持学术研讨环节。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王庄遗址2024年度项目执行领队周通向大家介绍了王庄遗址发掘进度，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庄遗址2023年度项目负责人朱光华介绍了特大型墓葬M27大墓的基本情况。据了解，这座墓葬是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与会专家结合现场考察及汇报情况，围绕会议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栾丰实、李新伟、袁广阔、张海、黄可佳、马萧林、叶润清、朱超、马俊才等专家学者围绕王庄遗址考古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工作进行了交流发言，并提出宝贵意见。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一、永城王庄遗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发现防御性质的环濠，是一座史前时期的高等级中心聚落，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要寻找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住址，搞清聚落布局，以及周边是否存在城墙等学术问题。
二、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级别很高，随葬品类别繁多，其中M27大墓为超大型大汶口墓葬，墓主推测应为距今五千年前东方某古国的国君。该认识提升了对王庄遗址级别的判断。
三、王庄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包括大量玉器等，发现多组玉覆面，成组石圭具有典型礼制意义，反映出王庄遗址在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四、王庄遗址目前测年数据距今5300至4600年，从文化类型学研究来看王庄遗址年代最早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早，改变了以往对豫东地区大汶口年代的认识。
五、王庄遗址未来发掘重点应聚焦于居住址的寻找与发掘，开展区域考古调查，宏观研究的理念。
六、开展科技考古与出土文物的保护，在地方政府大力协助下王庄遗址保护开发与利用取得积极的成效，为下一步建设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打造考古小镇，开展文旅项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河南南阳：重要考古发现府衙新莽铸币遗址初露真容
1月16日，南阳市举行府衙新莽铸币遗址保护专家咨询会，南阳府衙新莽铸币遗址露出真容。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中国钱币学会研究员杨君、福建省博物院研究员赖俊哲、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李延祥、北京大学教授陈建立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研究员马俊才等专家与会。 发掘现场 图片来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莽铸币遗址位于南阳府衙东区。 2017年10月暴雨连绵，府衙东区发生地面塌陷，在该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的抢救性考古调查中，遗址被发现。 经过勘探、筹备，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8年1月正式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 遗址发掘面积约75平方米，共发掘灰坑6个、窑2座、窖藏1座。 内存大量红烧土块、炭灰等典型的烧窑特征。 出土物有大量铜炼渣、钱范(铸钱的模具)残片。 一处窑室呈马蹄形，设有火膛、烟道、窑门等。 出土钱范 图片来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过的出土物中，可以看到大量大小不一、布满钱币图案的陶制钱范。 这是铸钱时使用的模具母版，也叫母范，以“大泉五十”较多，有少量“小泉直一”。 还有铜钱五铢、剪轮五铢、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很多铜钱边缘粗糙且有茬，为没经过打磨的半成品或是没有浇铸成功的残次品。 部分母范中带有“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三月”、“后钟官工褒造十一”铭文。 铸币遗址其实早有端倪。 1995年府衙北新华东路(今红都百货东边)发现有王莽时期“大泉五十”钱币的陶范；1997年府衙西北(天桥附近)发现东汉初年的五铢铜母范。 这些出土点距离这次发现的后钟官铸币遗址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000米。 可以推测此次发掘的仅仅是整个铸钱工坊的一小部分。 咨询会上，专家们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保护和利用，铸币工艺流程及宛城遗址考古等进行了充分讨论，一致认为：南阳府衙新莽铸币遗址是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对秦汉钱币铸造业、铸币工艺技术、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珍贵的资料，同时反映了汉代宛城工商业的繁荣和发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 （图文转自：中国新闻网）
成都发掘出大面积古代城市遗存
7月22日，在成都城市考古研讨会上获悉，2013年至2019年，为配合“天府文化中心”项目建设，经报国家文物局批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成都青羊区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开展了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 截至今年7月，该遗址发掘揭露出大面积的古代城市遗存，主要包括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区、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 专家指出，这些遗存表明，秦汉以来的成都核心生活区就在现在的成都市中心，这为研究成都2300余年的建城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秦汉以来，成都核心生活区一直在现主城区明代琉璃套兽东华门街至成都体育中心一带，是现在成都主城区中心区域。 此次公布的考古成果表明，2000多年以前，这里就已经是成都核心生活区，且一直延绵至今未易址。 秦惠王二十七年（前311年），张仪、张若等筑成都城，其中大城为蜀侯、蜀相、蜀守治所，此后的两汉六朝时期，大城一直为成都的政治中心。 东华门遗址约处在大城的中部偏东，发掘出土的排水沟、水井、灰坑等，以及大量的陶质器皿、瓦当、筒瓦、板瓦、钱币等生活遗物，与当时城内高等级的衙署府治或宫室殿宇等建筑物存在密切关联，应为秦汉六朝大城生活区。 摩诃池，是隋唐至两宋时期成都城内著名的池苑园林景观。 唐代中叶以后，此池声名渐起，为城内一大胜景，是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宴饮和游玩去处。 除却园林景观的功能外，摩诃池亦为唐代成都全城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用水保障。 五代前蜀立国于成都，王建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衍又名宣华池、宣华苑，大兴土木，环池修建宫殿，一度成为皇家园林。 两宋时期，尽管摩诃池的范围已开始缩减，但仍不失为城中一大盛景，名仕往来者络绎不绝。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营建蜀王府，填池以做基础。 汉代云纹瓦当东华门遗址发掘的摩诃池池苑园林，建筑年代从隋唐至两宋，延续600余年，主要有池岸、步道、庭院、殿基、沟渠、水井、小型水池等，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皿和建筑构件，基本展现了池苑东岸一带的建筑格局面貌。 明代蜀王府，即明代蜀藩王的府邸，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蜀王府先后生活过的蜀藩王共计10世13王。 蜀王府在明代历史上曾出现两次宫墙颓坏，三次火灾，经过两次维修，但未遭大的损坏。 明末，张献忠攻陷成都，建大西政权，曾一度据王府为宫；清顺治三年（1646年）遭毁灭性破坏，存续时间长达256年。 东华门遗址发掘的蜀王府建筑群，主要由城墙、道路、河道、凸台、踏道、桥梁、木构建筑、水池、台榭、码头等各类设施组成，功能上主要是宫城内的苑囿区，占地范围南北长约240米、东西宽约100米，总面积超过平方米。 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皿、建筑构件、铁器、木料、动物骨骼、植物果核等，其中几件“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瓷器，为明代宫廷瓷器中罕见的精品。 发掘区航拍全景建设文化名城，成都直面保存与展示的挑战东华门遗址考古领队易立说，东华门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自战国末年以来，即为张仪所筑大城的核心生活区，证实了以往仅见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之“摩诃池”的确切存在。 隋唐至两宋摩诃池池苑园林和明代蜀王府宫城建筑群，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工艺精良考究，为研究长达2300余年的成都城市史提供珍贵参考依据，是考察成都古城形态及其演变进程的文物窗口和时空坐标，同时也是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根基与文脉所在。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表示，保存好遗址、展示原汁原味的历史遗址，对当代、后代都非常重要。 但那么丰富的城市遗址，如何展示给当代人，是个挑战。 东晋兽面纹瓦当近日，成都东华门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方案专家咨询会召开，来自意大利和中方的专家一同对东华门遗址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进行讨论。 此前，2018年9月，四川省文物局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将“2019年东华门城市考古遗址保护开展本体保护与展示利用规划方案编制与实施”纳入中意两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合作内容。 专家咨询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东华门遗址是具有极高价值的重要考古遗址。 东华门遗址保护与展示利用方案设计应致力于将遗址打造为成都市最为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地标，并作为成都市创建世界文化名城的支撑项目来认真对待；遗址展示要有整体考虑、重点突出，设计应体现与当代城市发展有机结合的思想；保护与展示方案应表达面向社会公众的理念，可突出水景、植被等自然因素的利用，在以明代遗存为展示重点的基础上，实现不同历史时空的和谐分割，强化遗址在城市现在与过去之间的纽带作用；应加强前期基础性科学研究、临时性保护措施研究和预防性保护研究，注重团队间合作与成果的共享，避免出现遗址揭露展示后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意大利在城市考古、遗址保护展示方面有诸多可借鉴的案例，相关机构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为东华门遗址保护与展示设计工作做好专业咨询和技术服务。 摩诃池沿岸的唐代排水沟易立说，接下来，考古工将重点进行对摩诃池、明代蜀王府遗址的保护和展示，还将在东华门遗址周边有计划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掌握周边古代遗存的埋葬情况。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