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大墓在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被发现,该墓葬出土遗物350余件,是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全新样本。
数以百计的玉器陶器、代表财富的猪下颚骨、纹饰繁复的象牙饰品……新发现的M27是一座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总面积逾17平方米,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古国君主之类。
王庄遗址现场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说,此发现说明王庄遗址并非普通聚落,而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
图为10月14日王庄遗址M27大墓发掘现场。新华社记者 史林静 摄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永城市苗桥镇,是一处距今约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型聚落。2023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遗址展开考古发掘。
联合考古队领队刘海旺介绍,2024年王庄遗址新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45座,已清理27座,部分墓葬等级较高,出土器物丰富,且墓葬中普遍含有代表财富的猪下颚骨。
图为M27大墓出土的纹饰繁复的象牙制品。(考古队供图)
其中,M27大墓长约4.8米,宽约3.68米,墓室有棺有椁,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各类陶器、玉饰300余件。
刘海旺说,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石圭、玉钺等具有浓厚的礼制色彩,对夏商周及其后的礼制文化影响深远,尤其是此次墓葬的发现,彰显出史前中原地区王权的初步形态。
图为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出土部分遗物,自上而下、从左至右依次为玉钺、玉鼠、玉坠、绿松石坠。(考古队供图)
截至目前,2024年度王庄遗址共出土各类器物一千余件,从器物形制来看,遗址文化面貌复杂,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又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南方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
“王庄遗址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熔炉,既受东方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还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因素,同时形成自己的特色,其发现实证中华文明的初始交流,为研究史前不同区域文化融合提供了重要标本。”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说。
目前,该遗址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记者桂娟、史林静)
五千年前的山东焦家址 见证黄河下游进入古国阶段
“中国考古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来的问题。 山东焦家遗址在距今5000年左右,是黄河下游进入古国阶段的典型代表和确切例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表示。
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成果系列展之一,“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今天下午在国博开幕,这是继6月26日开幕的“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后,国博考古发现成果展系列第二展。
展览分“横空出世”、“王者之城”、“礼制先河”、“工艺流变”四个单元,精选了焦家遗址最新出土的230余件陶器、骨器和玉器文物,并辅以大量现场发掘实景照片和视频影像等展品,系统展示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地域交流和社会性质等古代文化信息,揭示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趋势和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程。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展览现场
焦家考古为龙山文化找到源头
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南距著名的龙山和岳石文化遗址——城子崖仅约5公里。 遗存时代主要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年代距今约5300-4600年。 遗址总面积超过100 万平方米。
山东焦家遗址
2016-2017年,山东大学的考古工们在章丘焦家遗址再次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内涵丰富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揭露出包括夯土城墙、护城壕沟、祭祀坑和大型墓葬在内的诸多高等级设施,出土了大量规格齐全的玉器、白陶、黑陶和彩陶等高端礼仪用具。 高等级墓葬棺椁齐全,开启后世棺椁制度的先河。 大墓主人多陪葬象征王权的玉刀和玉钺,并以各种精美陶器和玉饰品显示占有的财富,陶器和玉器陪葬品的位置都非常固定,而且成套组合陪葬,在埋葬制度上形成了十分稳定的礼仪制度和文明化标志,具有时代早、规模大、制度全等特征。 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昭示了焦家遗址作为鲁北古济水流域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大型聚落的重要史实。
2017年6月10日,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焦家遗址墓葬发掘现场。 视觉中国 图
焦家考古的收获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源头,对于揭示5000年中华文明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东方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意义重大。 焦家遗址以其丰硕成果和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入选2017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6月10日,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焦家遗址墓葬发掘现场。 视觉中国 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伯谦表示:“中国考古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来的问题。 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在距今5500年前后,我们开始从基本平等的原始社会迈向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中国境内有六大文化区都在进入这一阶段,这一时期被考古学界称为古国时期。 焦家遗址恰好处在距今5000年左右,是黄河下游进入古国阶段的典型代表和确切例证。 ”
焦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山东省文物局供图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表示,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焦家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规模超大,是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5000年前后山东乃至我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布展进行时,图为布展进行中
展览汇集焦家遗址最新考古成果
“礼出东方——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东大学、山东省文物局和济南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成果系列展之一。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展览现场
展览分为“横空出世”、“王者之城”、“礼制先河”、“工艺流变”四个单元,汇集了焦家遗址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精选了其中230余件玉器、陶器等遗存代表,是这些国宝首次以最全的阵容集中向公众亮相。 展品中有玉钺、玉刀等大型礼器,也有形式精美的玉器饰品,更有富有生活气息的日用器皿。
“山东焦家遗址考古发现展”展览现场
焦家遗址1987年被发现,1992年被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2017年,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重要发现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也是其精彩所在,发现了夯土墙、壕沟、墓葬、祭祀坑等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骨器等文物,年代距今约5300—4600年。 大汶口文化为龙山文化的直接源头。
M91墓中陪葬的玉器(18件)
中国古代统称东方各诸侯国为东国,并以远近分,近者为小东,远者为大东。 今天的山东地区就在大东的范围内,是传统上东方地区的代表之一。 焦家遗址夯土城墙、环绕城墙的壕沟和一大批高等级墓葬,以及大批量的玉器、白陶和彩陶的发现,昭示着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成为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中心聚落,是当之无愧的都邑。
高柄杯白陶杯陶背壶
焦家遗址经过两个年度的持续发掘,共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 根据规格,可分为大、中、小层三个墓葬等级。 215座墓葬中,有104座墓葬都随葬有数量不等的玉器。 墓葬的棺椁葬具使用率超过60%,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墓地中极为少见。 墓葬体量、棺椁葬具的形制、随葬品高低多寡等现象,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并且形成了十分严格的礼仪制度,玉器在礼仪系统占据了重要位置,形成了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开后世礼仪制度的先河。
M152出土陶器
本次考古发掘领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芬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墓葬发掘情况看,墓葬群的墓主人应是古国时期一群掌握着较高权力的人,也可能是权力和家族相结合的一个群落。 这些人不仅有权,而且比较富有。 这一墓葬群中出现了两椁一棺的形制,这也是大汶口文化迄今发现的唯一重椁一棺形制,可见其规格之高。
M152出土玉器
众多新发现表明,焦家遗址所在区域是比龙山文化更早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发祥地,在距今5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孕育了十分发达的远古工艺技术,出现了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提升,这些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都蕴涵着早期文明的因素。 在历经1000余年的漫长发展后,大汶口文化过渡为龙山文化,其地域分布更广,发展水平更高,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在迈向早期文明的进程中更进了一步,实现了新的历史跨越。
彩陶壶彩陶罐玉指环玉镯东方大帝轩辕黄帝资料
黄帝,有熊国君少典的次子,姓公孙,名轩辕。 也有人说姓姬。 生于河南省新郑市的轩辕丘,在今河南以新郑为中心,新密、荥阳、登封、禹州等地建立了有熊国。 也有一说,生于天水、《史记》说生于寿丘。 现在专家研究表明,寿丘要首先排除掉,《史记》原书没有明确的注释,而孔安国强加上去,汉代人孔安国[山东人]是孔子的17代世孙,在当时的社会,大家都对孔子十分崇拜,孔安国也就是给《史记》加注释冒充原书之手笔!当然有不少正确的,但把“黄帝居于轩辕之丘。 ”注释指出“生于寿丘”,且在鲁东门外(今山东曲阜县东北约六里)是个不小的错误!一直让后人疑惑了好一阵子,后来在一些出土文物中,也验证了这个注释是所加错误!因当时的寿丘根本没有很早的文明出现,而其他的书籍《帝王世纪》、《水经注》、《国语》、《括地志》...都注名了轩辕之丘即新郑也! 立宫建殿于河南省新密市云岩宫,新郑与禹州之间的始祖山[又叫具茨山]也是其经常活动的地方,葬身一说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一说河南省灵宝市。 其母亲为有 姣 氏之女,名附宝。 相传,她闭着眼睛看见巨大的闪电围绕着北斗七星中的天枢星,照亮了郊野。 附宝因此怀孕,后生黄帝。 黄帝 37岁而登天子位,寿年110岁。 据《史记 ·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载,黄帝正妻为西陵氏的女儿,名嫘祖,生下昌意和玄嚣。 二夫人是方雷氏的女儿,名叫女节,生下青阳。 三夫人是彤鱼氏的女儿,生下挥和夷鼓。 四夫人嫫母,生下苍林和禺阳。 黄帝共有25个儿子,3 个女儿得到姓的只有14人。 黄帝未让他的儿子继承帝位,让昌意的儿子高阳(颛顼)继承帝位。 颛顼死后,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死后,即其弟勋立是为帝尧。 后禅让于虞(名为重华)、禹。 黄帝修德振兵,教熊、罴、貔、貅、 貘、虎与炎帝战于逐鹿的阪泉,经三次战役而得胜。 蚩尤作乱,不听帝令。 黄帝九战九败于蚩尤,率部退守河南省新密市云岩宫,于此立宫建殿,研练兵法。 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为将相,与风后研创兵法八阵。 而后,黄帝乃征师诸侯,在河北涿鹿战败蚩尤,统一中原。 黄帝时期,发明创造繁多。 播百谷草木,驯养畜禽。 造指南车,以辨方向。 征避水患,削木为船。 伐木造室,始筑宫殿。 其妻嫘祖教民栽桑养蚕,抽丝制衣。 臣大挠制定天干地支用来计算年月日,后人称之为“黄帝历”,俗称“黄历”。 容成制作盖天(浑天仪),观察天象。 仓颉始创象形文字。 伶伦作律,荣猿铸钟和五音。 与岐伯、雷公探研医药,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制处方,防治疾病,而后传为《黄帝内经》。 黄帝和炎帝后代的繁衍,逐渐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由多民族相融合的中华民族。 因而,后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把一切文化制度创立都归功于黄帝,称之为我国的“人文初祖”。 《国语·晋语》称:“炎帝以姜水成”。 《帝王世纪》等文献, 也有相似的记载。 姜水的地望,据《水经注·渭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 ”因此,炎帝氏族部落的主要活动地区应是渭水流域。 据《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引皇甫谧曰:“黄帝受国于有熊。 ”即黄帝为有熊国君。 有熊,一般认为即今河南新郑。 新郑居中原的中央,所以黄帝氏族部落应以中原地区为其主要活动地区。 由此可见,炎黄时代的主要活动地区是渭水流域和中原地区。 在这地域内, 目前田野考古发现最早的耜耕农业,是距今约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台文化;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山西襄汾陶寺的河南龙山文化早期遗址,从现已发掘的近千座墓葬中,能明显地反映出有了一定的礼制。 这时的礼制,似乎不像是开始出现,应再向上推至仰韶文化晚期。 有较多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认为,陶寺遗址的时代是属传说时代的尧时期。 尧之前,为黄帝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五千年左右。 这样,炎黄时代是从距今7000、8000年左右至5000年左右,经历了约有1500至3000年之久。 炎黄两个氏族部落,也就是古史传说中所称的华夏集团。 他们长期在渭河流域、中原地区经营、繁殖、发明、创造,这些成就,必然对其周围地区发生影响。 《史记·五帝本纪·赞》:“余尝西至空峒(即今甘肃镇原县境内),北过涿鹿(即今河北怀来县或涿鹿县), 东渐于海,南浮江(即长江)、淮(即淮河)矣,至,长老皆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因此,徐旭生先生说, 由于黄帝、尧、舜的声望极高,各地的人都愿意拉上他们为同乡,这也反映了黄帝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是以中原为中心, 向四方扩展。 炎帝属于哪一个氏族部落,有着不同的意见。 徐旭生先生认为属于华夏集团,而傅斯年、蒙文通两先生都认为属于南方集团,蒙先生更具体地说是南方的江汉民族(即苗蛮集团)。 《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 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 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 以处江水。 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关于炎帝的世系,《山海经》与《礼己·祭法》、《左传》相一致的是,都说共工生后土。 相异的是,《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出于帝颛顼。 不论怎样,祝融与长江中游的苗蛮集团有关,当无疑问。 关于祝融的世系关系,说他属炎帝一支的传说记载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能性较大一些。 若此推测不误,那末,祝融到了南方之后,成为南方氏族部落的领导者,他的后裔仍是其领导地位的继承者。 祝融“可以说成了南方集团的象征”。 祝融的始祖是炎帝,炎帝的声望高,影响大,就以炎帝作为南方集团的人文始祖,是完全可能的。 一些专家推测是:炎帝是东夷族比较正统的领袖,蚩尤可能是反对炎帝统治的“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炎帝只好选择和黄帝与蚩尤当中的一个联合起来对付另一个。 大概炎帝比较正统的缘故,最终黄帝被说服与炎帝结盟共同打击蚩尤,然后终于在今河北涿鹿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有记录的大战“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的结果是,黄帝与炎帝共同战胜了蚩尤。 这次大战的又一结果是,黄帝的西戎部族与炎帝的东夷部族开始融合为一个部族,他们占据了中原,即今中国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交汇处周边的区域,这就是早期的华夏族,此时的华夏族尚仅分布于黄河流域。 华夏族也以黄帝和炎帝的称号作为名称,因此华夏族自认为炎黄子孙。 这是华、夏两大族系的第一次大融合。 轩辕黄帝氏族执掌朝政约四百六十年,经历了姬姓轩辕黄帝时代;姬姜姓灵宝有熊黄帝时代;鬼酉姓新郑缙云帝鸿黄帝时代;姬姜姓灵宝有熊黄帝时代;和姬祁姓轩岗汾晋帝轩黄帝时代四个时代,创造了红山文化,大河村仰韶文化,是以征伐统一四方的用兵时代。 与炎帝、蚩尤、神农、夸父争战时代是姬姓黄夷氏族时代,到帝芒时始称帝,号黄帝,袭天鼋氏号,名轩辕国,都有熊,地在轩辕丘。 在此之前轩辕只是一个方国(地方政权),而不是统一的中央之国。
揭开五千年前“河洛古国”神秘面纱
为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工作,近来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发掘出土的家蚕牙雕。 光明图片 发掘出土的彩陶钵。 光明图片“河洛古国”发掘现场。 光明图片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 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 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 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 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 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 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 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 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 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多平方米。 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 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 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 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 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 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 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 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 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 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 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 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 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 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 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 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 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 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记者 王胜昔 通讯员 王羿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20年5月8日第1版)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