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欧盟官员：气候治理需欧洲与中国共同展现领导力 | 世界观）
中新网北京12月19日电(薛凌桥 林卓玮)“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来说，立法很重要，因为企业需要法律的确定性，需要确保政策不会变，才会去做所需的巨额投资。”近日，欧盟驻华代表团气候行动与环境事务一等参赞骆浩君(Laurent Bardon)接受中新网采访时如是说。
2024年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期间，各缔约方就《巴黎协定》下属条款达成共识，取得积极成果。尽管《巴黎协定》于2016年正式生效，但其具体执行仍需要世界各国法律和政策的支撑。围绕政策视角下的全球气候治理、欧中环保合作与气候治理等话题，骆浩君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目标，需要法律的确定性。”骆浩君说。
以强制碳市场的建设为例，他介绍称，欧盟于2005年启动了这项政策；中国也从2011年起逐步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对此，骆浩君表示，在这个领域，欧盟与中国开展经验分享与合作极其重要。
“在碳市场上，企业通过购买配额，拥有碳排放权并开展交易。该机制覆盖下的行业，排放下降得更快。”骆浩君表示，强制碳市场机制不仅能帮助企业明确其碳排放配额、为排放所需支付的价格，也能帮助其作出预期，实现更优投资，因为在欧盟年度排放总量逐渐降低的信息多年之前就已公开发布。
截至7月15日，中国碳市场碳配额累计成交量达4.65亿吨，累计成交额近270亿元。2023年，中国火电碳排放强度相比2018年下降2.38%，电力碳排放强度相比2018年下降8.78%。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运行，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盟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十分密切，已经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欧中双方对彼此有着深入的了解，双方有着深厚的信任基础。”谈及欧盟和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角色，骆浩君称赞了双方为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做出的努力。
2024年7月，欧盟专家一行探访广东深圳，探索深圳增强气候韧性的成功之道。提及欧中双方的交流互鉴，骆浩君认为，通过学习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欧洲国家可以从中受益；而另一方面，欧洲成熟的碳市场机制也助于中国借鉴并在建设碳市场的过程中，规避欧盟早年发展道路上的前车之鉴。
他指出，近年来，欧中双方围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开展了紧密合作，双方在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推动联合国塑料公约谈判方面，也正开展合作。
“2025年，欧盟和中国必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展现其领导力。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新的全球环境需要欧盟和中国展现更高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这能让其他国家看到欧盟和中国做出的巨大努力，受鼓舞效仿。” 骆浩君说。
联系实际谈谈全球变化在我国的表现原因及可能措施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 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面对当下愈来愈严重的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的问题， 中国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并根据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 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可是任重而 道远，将来中国必将在气候变化上迈出更远的步子，也相信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显现的同时。 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对现在的影响： 1.陆地地区低温天气(包括白天和晚上)和霜降出现频率降低，可能性超过90%。 2.炎热天气(包括白天和晚上)出现频率增高，可能性超过90%。 3.绝大多数陆地地区热浪更频繁出现，可能性超过66%。 4.极高海平面出现率提高，可能性超过66%。 5.自上世纪70 年代以来全球受干旱影响地区增多，一些地区的可能性超过66%。 6.热浪更频率席卷绝大多数陆地地区，可能性超过66%。 7.自1970 年以来北大西洋热带气旋活跃性增强，一些地区的可能性超过66%。 全球气候变化对将来的影响： 1.雪盖区萎缩、永久冻结带解冻加速以及海冰数量减少，可能性超过99%。 2.酷热天气、热浪以及强降水出现频率增高，可能性超过90%。 3.热带气旋强度升高，可能性超过66%。 4.高纬度地区降水增多，可能性超过90%。 5.亚热带陆地地区降水减少，可能性超过90%。 6.包括美国西部和地中海盆地在内的很多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减少，可能性超过90% [ 2 ] 1.3 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局势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给人类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安全观。 就安全观 念而言，通常认为其中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基本方面。 传统安全观重视的是政治 与军事层面上的国家安全，尤其强调领土安全，认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是军事力量，战争 是解决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方式；在非传统安全观中，强调的是除军事、政治上对国 家的威胁以外，其他对主权国家及其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如经济安全、生态 和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等，此类问题都是由非政治和非军事因素引起，并具跨国 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2.1 推进节能减排 一是淘汰落后产能。 2006 年~2008 年，我国淘汰落后的炼铁产能6059 万吨、炼钢产能4347 万吨、水泥产能1.4 亿吨、焦炭产能6445 万吨；到2009 年上半年，已关停小火电机组5407 万千瓦，提前一年半完成了“十一五”关停 5000 万千瓦小火电机组的任务。 二是优化能源结 构。 截至 2008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已达 2.5 亿吨标准煤，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 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太阳能生产能力等均居世界第一。 三是推动技术进步。 加快 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攻克一批促进节能减排的关键和共性技术；全面实施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和重点环境治理工程；加快建立节能技术服务体系，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培育节能和环保 服务市场。 四是增加森林碳汇。 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草原建设和管理、自 然保护区建设等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进一步增强林业作为温室气体汇的能力。 近5 年来， 中国森林蓄积量以每年近1 亿立方米的速度在增长，森林覆盖率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的14％ 提高到 20％，人工造林保存面积居世界第一。 五是加强基础管理。 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统 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实行耗能产品最低能效标准，扩大强制性能效标 识的实施范围；切实抓好电力、钢铁等重点耗能企业以及建筑、交通行业和公共机构的节能 工作，加强了重点耗能单位的节能管理；对重点污染源实施了在线监测，推进重点流域区域 污染治理和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不同模式循环经济的典型经验。 六 是完善政策机制。 设立节能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节能重点工程、高效节能 产品、合同能源管理等。 对开展节能、发展循环经济和进行资源综合利用的企业，采取了减 税免税政策；对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的工程，实行“以奖促治“政策，财政给予一定的奖励资金； 对生态保护任务艰巨的地区，研究实行生态补偿的机制。 [ 3 ] 2.2 可持续发展 气候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为此，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并采取 了7 项积极的应对措施： 第一，组建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机构。 第二，积极参加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 第三，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如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发 展优质能源，努力改善能源结构；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支持在农村和边远地区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展大规模植树造林活 动。 第四，认真履行在公约下承担的具体义务。 第五，开展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 第六，开展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 第七，为实施议定书做好准备。 2.3 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自从气候问题提出以来，国际为应对气候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最近， 新一轮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于11 月28 日至12 月9 日在南非德班召开，这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又一次重要会 议。 国际社会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会议之前有关国家就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多边和双边斡 旋等方式给会议预热、通气。 今年以来，有关方面已先后在曼谷、波恩和巴拿马召开了气候变化谈判非正式会议， 强烈呼吁各国加强“诚意谈判”，为推动德班会议取得预期成果做出努力。 与曼谷和波恩会 议相比，巴拿马会议进展明显，增添了人们对德班会议的信心。 非洲国家领导人则把今年8 月在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会议作为舞台，呼吁非洲国家团结合作，统一立场，促 使大会获得成功。 9 月初，太平洋岛国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召开峰会，呼吁太平洋岛国 论坛成员国和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等问题加强合作。 欧盟领导人秋季峰会10 月23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就德班会议达成欧盟内部统一的 谈判立场，与会欧盟领导人一致表示在一定条件下，欧盟愿意认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 期，在去年坎昆气候大会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促成德班大会取得均衡而又卓有成效的结果。 欧盟领导人上述表示对德班会议来说算是一件好事，有助于提升人们对德班会议的期待和信 心。 不久前，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和欧盟委员会气候变化官员先后对中国进行穿梭访问，与中 方就气候变化问题展开磋商，为德班会议的召开做好先期准备。 作为气候谈判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政府对谈判一直持积极立场，一再表示愿意与各方一道推动德班国际气候会议取得积 极、全面和平衡的结果。 可以说，围绕德班会议的全球预热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然而，由于各方利益诉求不 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责任缺失、迟疑消极，使得德班会议仍然面临许多难题。 首先，《京 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能否有机衔接，是判断德班会议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并不愿意接受第二承诺期，试图抹杀国际社会在气候谈判中业已取得的成 果，另建一套符合一己利益的全新框架和原则。 对此，发展中国家予以坚决拒绝。 其次，发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缺乏保障机制，难以落实，特别是有关2013 年 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目前还是零，谈判任务异常艰巨。 再 次，发达国家减排指标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坎昆会议期间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 低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25%至40%的减排要求。 发达国家如不能承诺 大幅度提高其减排水平，必定会极大阻挠谈判进程。 [ 4 ] 当前，从各国纷纷预热德班会议看，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关注 焦点和世界各国共识，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变化问题上的热情并没有减退，但是光有热情还 远远不够，现实更需要有关国家拿出具体行动来，特别是发达国家更应该兑现承诺，按照“巴 厘路线图”的授权，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在实施方面迈上新 台阶，以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3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的积极成果 3.1 促进新能源开发 我国新能源的开发，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创新，有效开发和利用生物质能、风能、太 阳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新型能源是我国战略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有 力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转型，增强能源企业的竞争力。 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3.2 促进社会发展 除了通过制定和完善立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我国还有效开展了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的法律执行和监督工作，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2008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59%，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4.42%和5.95%。 近三年 累计，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0.08%，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6.61% 和8.95%。 2006 年到2008 年，已依法关停小火电2157 万千瓦、小煤矿1.12 万处，淘汰落 后炼铁产能4659 万吨、炼钢产能3747 万吨、水泥产能8700 万吨。 这些工作成效，为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 5 ] 3.3 提高国际地位 我国积极促进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首先，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斡旋为大会注入了推动力。 通过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 南非）、“77 国集团＋中国”、小岛国联盟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积极沟通，彼此增强了共识 和团结。 同时，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绿色气候基金等核心问题，中国代表团分 别与美国、澳大利亚等“伞形国家”沟通，推动了整个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维护了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 其次，积极展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与成就。 在德班气候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举 办了23 场题为“中国角”的系列边会、交流与宣传活动，吸引了大量与会代表和媒体记者。 这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期间首次举办大规模、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和 对话活动，成为外界深入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三，就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积极提出倡议。 在德班大会第一天的开幕式上，中国即代表 基础四国发言，提出“公平原则”，明确指出不仅要看国别的二氧化碳总排放，也要看人均排 放和历史人均累积排放，以公平、公正地解决温室气体累积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效应。 在6 日举行的“中国角”系列边会上，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王玉锁发出了主题为“用我所能善待明 天”的全球技术合作倡议，倡导各国加大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与投资等，得到了美国杜克能源 公司等合作机构的充分认可与支持。 第四，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国际合作的决心与诚意。 就在德班大 会召开前一个月，中国国务院讨论通过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到 2015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 年下降17％的目标要求，得到了《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等人的赞许。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表示，在满足五项条件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参加2020 年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协议。 此 外，根据参会的中国企业代表介绍，在中国政府的指导和推动下，中国企业已将发展低碳经 济作为企业的战略重点，将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最大化视为企业价值的核心要素， 在行动中承担责任，实际上已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 [ 6 ] 。 4 中国应对当下及将来气候问题的政策 在我看来，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还有很长的一短路要走。 而以下政策是必须坚定 实施的。 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和战略规划。 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并根据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的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作出修订。 二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通过 政策调整和体制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 业过快增长。 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进一步统筹协调低碳发展战略与其他资源环境政策， 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和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资源产出率。 是提高适应气候变化 能力。 重视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提高农业、林业、水资源、四是卫生健康等重点领 域和沿海、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水平。 从而能够发挥出积极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谈 判进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重要贡献。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大事记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场全球焦点的讨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挑战。 大会伊始，一份名为“丹麦草案”的协议草案外泄，引发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该草案被指明显偏袒发达国家，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导致谈判氛围紧张。 草案的内容显示，发达国家享有不公平的减排“责任”减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更加严格的规定。 丹麦和联合国官员试图淡化这一草案的影响力，将其描述为非正式的工作文件，不具正式谈判文本的性质。 然而，草案的偏见加剧了谈判中的分歧，影响了正常进程。
苏丹代表Lumumba Di-Aping对主办国丹麦的中立性提出质疑，批评丹麦未能保持公正立场，偏袒保护富国，扩大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歧。 美国作为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其4%的减量目标受到批评，被认为无助于全球气候问题的解决。 七十七国集团呼吁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而美国自布什政府以来一直拒绝加入，这使得减排谈判更加复杂。 工业化国家在1997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要求成员国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以1990年为基准年，要求2008年至2012年平均减排5.2%。 然而，美国的目标仅为4%，远未达到该标准。
中美之间的减排目标之争凸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 美国代表强调，美国将资金援助集中于最需要的国家，而中国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自己的减排行动。 中国代表解振华则表示，若美国愿意在2020年减排40%，中国将积极响应，到2050年减排一半。 这一承诺展示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行动中寻求自主性的努力。
由于对国际减排审核的主权考虑，中国拒绝接受国际监督，导致一个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1000亿美元基金计划搁置。 中国强调，以对中国的审核作为提供资金的前提是一个陷阱。 最终，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印度等国家同意提高减排行动的透明度，确保减排过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表示，这一妥协并未丧失中国的主权。
面对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拒绝，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强调，发达国家应履行国际义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自主采取减排措施。 中国副外交部长何亚非批评美国在减排问题上的不负责任态度。 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提议通过谈判达成一项与京都议定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新协议，旨在限制全球气温上升和气体浓度。 这一提议虽然得到了一些国家的支持，但由于中国的反对，未能进入大会的正式谈判议程。 图瓦卢代表强调，全球气温上升1.5摄氏度的上限对于岛国的存亡至关重要。
会议的最后一天，美国、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等五国首脑达成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 然而，这一声明并未得到所有与会国家的认可，岛国图瓦卢代表明确表示这一声明“不可接受”。 这场会议虽然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展现了全球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复杂立场和努力。 通过谈判和妥协，各国试图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路径，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基础。
扩展资料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英文：2009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缩写“COP15”；2009年12月7日─12月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贝拉会议中心举行。 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同时，它还是《京都议定书》签字国第五次会议。 根据“巴厘路线图”的决定，本次会议将诞生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 因此，本次会议被喻为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气候问题为什么又被称为气候政治
世界气候峰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 地球变暖的代价，雪灾、台风、暴雨、干旱……各种各样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 《气候变化的政治》这本书，主要阐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 书中指出，气候变化会对每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
全书一开篇，吉登斯便以一种灰暗的笔调，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这些灾难和梦魇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结果上。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 问题是，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一切都太晚了。 这种现象在书中被称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 恰恰相反，政府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 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 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政府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 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 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再次，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方面的努力；最后，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 建议虽好，但怎样实施，却是摆在世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国，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吉登斯认为，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导致了全球性危机。 所以，工业大国必须承担起控制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 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
在探讨气候变化的同时，吉登斯还充分肯定发展权。 “大国需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放缓，因为首先要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气候问题。 当然，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 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 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 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 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C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A为行动。 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 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 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政府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 ”事实上，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 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政府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 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 中国政府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美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 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 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 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 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国务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 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 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主权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 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 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 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 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温总理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 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 李雁观察到，温总理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奥巴马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拔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 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奥巴马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斡旋。 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 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 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 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主席、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 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主席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 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 ”换来全场掌声雷动。 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告吹。 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 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入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 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 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 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 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 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 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 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 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 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入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 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 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 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 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 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 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 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 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 奥巴马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 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 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 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发布，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 中国政府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 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 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 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政府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政府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 自“十一五”规划，政府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 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 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 温总理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明确意识到减排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国家的任务是引导市场尽快地适应这个潮流，在政策上面配套，使企业能够尽快地占有先机，带领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且走在国际前沿。 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保障。 事实上，一些前瞻远见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动声息走在低碳革命的前沿。 上海正在兴建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而美国第二大风电场使用的设备，亦是中国制造的。
面对30年来放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为了保持中国企业的环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无论哥本哈根成败得失，中国都必须努力减排，走上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毫无悬念的。 哥本哈根没有完成任务，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但也算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新起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必须肩负责任，同舟共济，积极面对，加快走向绿色的、低碳的未来。
（卢思骋,资深环保人士。王之佳,原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协调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