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晚20点，国足将在厦门的白鹭球场迎战日本队。赛前，双方确认了比赛日的集训大名单，中国队为25人，而日本队则是27人满员。从整体身价来看，国足是远远落后于对手。
国足的这份名单中，有伤的依然在其中，不过伊万已经确定这位国安前锋将无法在今日的比赛中出场。由于武磊提前离队、拜合拉木停赛，国足的名单比27人少了2个人。
根据《转会市场》的数据，国足25人名单中，年龄最大的是门将王大雷（35岁），年龄最小的则是胡荷韬（21岁）。这支国足，身价最高的是蒋光头和韦世豪，二人都是80万欧。
据统计，国足全队总身价为932万欧。作为对比，日本27人名单的总身价高达2.89亿欧。国足全队身价仅仅是日本队的3%，差距实在是大得吓人。
国足全队身价932万欧，而日本队内有13名球员的身价超过这个数字。其中，日本身价最高的是久保健英，这位攻击手的身价高达5000万欧，在世界足坛也是响当当的存在。
日本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是后卫长友佑都（38岁），年龄最小的则是高井幸大，这名后卫效力于日本国内俱乐部川崎前锋，他才只有20岁。
平均年龄方面，国足是27.6岁，日本队则是26.4岁，国足比对手大了1.2岁。
中国足球的弊病在哪
新华社:中国足球根已溃烂 韦迪走球迷通道是讽刺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足球的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足球的根已经腐败溃烂，中国足球的生存链条已经出现了严重脱节。 而过去以南勇为代表的中国足球管理层无疑是这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他的倒台在揭开中国足球黑幕的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洗心革面、从头再来的一个契机。 新华网约翰内斯堡6月15日体育专电题（记者公兵、树文、郑道锦）韩国队2：0斩杀希腊队，日本队1：0羞辱喀麦隆，朝鲜队虽以1：2不敌巴西队，但这显然是虽败犹荣，与中国队2002年的0：4不可同日而语，以坚忍不拔著称的朝鲜人在场面上绝对没丢人。 三支东亚球队你方唱罢我登场，红红火火，不亦乐乎。 数来数去，看来看去，总觉得少点什么。 哦，原来是遍插茱萸少一人，中国队在家“休假”呢！ 【推荐阅读>>>>>新华社:建议国足留学朝鲜 待遇标准回归70年代】由于中国队未能参赛，作为中国足协掌门人的韦迪都只能走着球迷通道进场观看比赛。 真是莫大的讽刺！东亚的欢歌“太极虎”首战对阵前欧锦赛冠军希腊时展现出犀利的进攻和充沛的体能，整支球队在移动上非常迅速有序、三条线都有出色的发挥。 球队的领军人物、队长朴智星状态极佳，他在比赛中的那记“千里走单骑”进球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前三场比赛中最精彩的。 另外，他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将李青龙、奇诚庸、金正友和朴周永等人完美地串联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战斗群。 更重要的是，基于世界杯亚洲球队首场比赛从未获胜的惨淡和世界杯历史上亚洲球队对欧洲球队6胜9平32负的成绩，韩国队的胜利起到了捅破“窗户纸”的作用。 再看日本队，1：0小胜喀麦隆队，又为亚洲球队取得一场胜利，将亚、非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交手记录提升为3胜3平1负。 尽管没有韩国队耀眼，尽管在世界杯上取得的16强成绩还是在本土作战，但日本追求巴西风格的执著和在多场友谊赛将欧洲和南美强队拉下马的事实，都表明日本足球不断在进步。 作为一支神秘之师，朝鲜队首战遭遇巴西固然不幸，但朝鲜人体能充沛、意志坚强、整体作战的特点更是尽显无遗。 其防守反击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队员们精神高度集中，永不放弃的斗志博得了阵阵掌声。 郑大世等核心球员的发挥也使得巴西队员大吃了一惊。 此战过后，死亡之组的其他对手哪个敢小瞧这支神秘之师。 对比出差距东亚三强的打法各有千秋，但也颇有几点共同之处。 第一，三队都坚持自己的风格不动摇，日本的巴西化、韩国的荷兰化、朝鲜的防反，打造本国的足球风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谁好就学谁这么简单，这三队都至少将自己的风格固定了十余年，不因为一时的失利或者主帅的变更而改变，更不会因为主管领导的喜好而变化。 这一点，中国足球人应该惭愧。 第二，三队都有“海归”选手作为球队的核心，并使本队发挥上一个台阶。 日本队从三浦开始，中田英寿、中村俊辅，现在本田圭佑又成为了日本队的新旗手；韩国球员在2002年之后，大举登陆欧洲，同时继续在日本J联赛保持一定的地位，从朴智星，到李青龙，韩国队的领军人物也已基本在海外完成了过渡；就连朝鲜，郑大世和安英学、俄超前锋洪映早，在朝鲜队队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呢，在李铁、郑智之后，谁能继续在欧洲为中国足球保持影响？谁又能使本队上升一个档次？没人！第三，心理上的平衡。 经过这么多年国际赛场的锻炼，日本和韩国两队在对阵欧美劲旅上已经不怵了。 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喊出了四强口号，韩国队作为亚洲足球在世界杯上成绩最好的，很现实地喊出了16强的目标。 甚至朝鲜，底气都很足，有人还喊出夺冠。 只有中国队，依然保持着弱者心态。 为与某强队对垒的机会就激动，永远都是“学习”，这样自然带来“我是弱者”的心理暗示，因此球员的水平压根无法发挥。 这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尽管我们国际比赛经验很少，但也不至于少于朝鲜队吧。 更重要的，是各国足球界的决心和斗志。 这三支球队还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勇敢顽强，永不放弃。 这一点，屡屡制造黑色X分钟的中国队与此无缘。 夫战，勇气也。 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时，那就只能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 三支东亚之师都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19届世界杯中只在2002年露了一小脸，便三战皆负一球不进，早早出局。 2010年，当世界杯首度移师非洲大陆时，中国国家足球队正猫在一个叫海埂的地方进行集训。 习惯了当“看客”的中国队难道不应该反思些什么吗？中国需重来巨大的反差和深深的遗憾背后，应该是理性的认识和积极的弥补：中国足球应当从零做起。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已经承办了奥运会，正在承办世博会，两大标志着综合国力的盛事都已来到中国；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取得了51枚金牌、金牌榜第一的伟绩，上海世博会也渐入佳境。 中国如果提出申办2018或者2022年世界杯的话，那将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但中国足球队要在影响力仅次于奥运会的体育盛事中“掺和”一下缘何就那么难？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足球的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足球的根已经腐败溃烂，中国足球的生存链条已经出现了严重脱节。 而过去以南勇为代表的中国足球管理层无疑是这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他的倒台在揭开中国足球黑幕的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洗心革面、从头再来的一个契机。 曾经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上获得亚军的中国女足，第一次被挡在了世界杯大门之外，中国国奥队在东亚运动会的一系列糟糕成绩以及1：6惨败给德甲勒沃库森队的事实，不仅反映出女足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揭示出中国足球的梯队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结果本身是坏事，但如果能彻底认识到这一问题，想方设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中国足球持续发展探索一个有效的模式，为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宽松、抛却功利色彩的发展环境，恐怕是新上任的足管中心韦迪等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在皮划艇、赛艇、帆船帆板领域受益于举国体制的韦迪在担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初，还是缺乏了对足球这一市场化程度极高、具有社会现象属性的运动的正确和充分的认识，曾抛出一些类似“国奥打中超”等背离足球市场化的言论。 还好，经过近五个月的积淀，韦迪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才是中国足球的出路；“踏踏实实做点实事”的言论与其上任前期锋芒毕露的豪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韦迪曾在世界杯期间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世界杯的气氛和球迷的热情让他感到震撼，这其实反映出一个足球文化和足球积淀的问题。 如果中国足球能够进入一个良性轨道，足球文化和足球积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足球还是需要提升实力，有在世界杯这一顶级足球平台上与别人叫板的能力。 也只有这样，偏安一隅才不会成为中国足球特色。 韦迪说，希望在南非世界杯取好经，今后一方面抓好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做好国家队梯队建设，而在与俱乐部关系方面要加强沟通，改变行政管理模式，重视市场规律。 如果这种认识能够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则善莫大焉，中国足球才会有真正的明天，中国人才不会因为在一场东亚四强赛上打破32年逢韩不胜的怪圈而沾沾自喜，中国球迷和韩国“红魔”拉拉队的较量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东亚球队也可以一起分享世界杯的盛宴。
日本的教育方式和中国式教育有什么区别呢？
以下就中日的思想教育、能力培养、防灾训练方面加以区别：
1、中日思想教育区别
中国教育受儒家思想教育目标——“成仁”的影响，从幼儿园开始就带有全面发展孩子德智体美劳的目标，虽然平时也教授生活中基本礼仪，但是更加注重书本知识的习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笨鸟先飞”仍然存在于很多中国家长的理念中。 而在日本，让孩子学会生活是教育的核心，学校更致力教育孩子基本礼仪与人际关系。
比如，有很多幼儿园就要求孩子带到学校的包必须由妈妈一针一线亲手缝制，孩子中午吃的便当由妈妈准备，从而加强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与重视。 甚至有些幼儿园似乎完全不重视孩子们的知识教育，孩子们没有课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假名、绘画、音乐这些项目，他们的教育内容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笑”，学会说“谢谢”等基本礼仪。 在日本小学教育中笔头作业很少，课后作业有时候仅仅是帮父母做一件家务，对父母说一句“我爱你”等，这跟当前中国小学生每天扛着厚重的作业回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中日能力教育区别
日本比中国更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日本小学教育中特别设置家庭课和很多实践课，教学生做便当、种花草、甚至让孩子自己安装笔记本电脑，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感悟。 同时日本注重的是课下的教育，而不只是在课堂，比如说学生一起参加野餐，合宿，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生在毕业时都会举行毕业旅行，与同学们共度美好时光同时培养集体主义意识。 而中国秉承着“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从小学开始就进行压迫式学习——老师将书本知识灌输到学生的脑中，学生靠死记硬背以及题海战术求得高分。
在当前的中国教育中，学校和家长都过分重视考试，教育充满了功利性。 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经受非常功利的考试，而每一次考试都会被劝戒分数与你的前途与你的命运紧密相联，尤其是中考和高考。 讽刺的是，中国教育就像“赌博”，每次考试来临，教师与学生就开始猜题估题了，如此教育教学的直接后果是扼杀了学生的天性，远离善良的本性，走向教条，封闭，走向厌烦，消极，虚浮，不重实际，有的走向反人性的死胡同。 日本教育注重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激发他们的钻研以及创新精神，而中国似乎正在不断扼杀学生的创造力。
3、中日防灾教育区别
另外，日本也很重视防灾抗险教育，这与日本多地震火山有着直接关系。 日本是个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的民族，在学习模仿的过程中，他们既不是全盘拒绝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巧取精华。 日本今日的教育既保留了东方国家重基础、重训练的教育传统，又吸收了西方国家重个性、重自主性的教育传统。
这种集东西方教育传统为一体的教育新体制，其优势和能量是不可低估的。 相比较，我国在学习他国的经验时，常常是只学其表，外在的包装尽管不断地翻新，传统的弊端却始终难以摒弃。 日本的教育启示我们，东西方两种教育传统的互补性融合是教育改革的良好出路。
拓展资料
日本的教育制度与理念
教育制度
日本的第一级至第九级的教育是义务教育。 每年学年由4月1日开始，下年3月31日结束。 每个学期之间会有假期。 日本的小朋友以前星期一至五全日上课，星期六上半日课。 不过，这制度由2002年起全面取消。 不少老师仍在周末上班，他们亦必须在暑假(通常是8月)工作。
根据法律规定，每个学年最少有210日为上课日，但是大多数公立学校会拨出大约三十日，作为学校节日、运动会和非学术上的仪式(特别是一些鼓励合作和学校精神的仪式)。 扣除这些活动和星期六半日上课的日数后，上课教学的时间每年约有195日。
教育理念
日本人对教育(特别是强制教育)抱有几个重要信念。 他们认为所有学生有能力学习知识，学生的努力、坚持不懈、自律能力及非学术上的能力决定了学生的学业成就。 这些学习及行为习惯是能够通过讲课及训练而学回来的。 所以，小学及初中学生不是根据他们的能力而编班授课，也不是适应各学生的差异。
日本全国性的学习范围让学生得到均衡和基本的教育。 强制教育让学生得到一个同等学习的机会，而各学校的财政分配是相对性相同的。 不过，这种制度被评为缺乏弹性、缺乏理解学生的特别需要和兴趣。
参考链接网络百科 日本教育
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冠军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足球的笑话有很多，刚刚过去的春晚，本山大叔还把中国足球拿去“忽悠”了一把！不过，有这样一则笑话想必令人记忆犹新———一位韩国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30年！韩国人哭了……一位日本球员问上帝：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回答：50年。 日本人又哭了……一位中国球员也去问上帝：那我们需要多少年才能获得世界杯冠军？上帝看了看中国球员，自己哭了……当然这些笑话只是中国球迷失望之余的一种发泄方式，情绪化色彩过浓。 可是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足球的确让人看不到希望。 至少现在是这样。 回顾中国足球近20年来“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辛酸血泪史”，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足球并未从多次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能从偶然的“成功”中收获经验。 失利就炒教练、换球员、追责任，成功就盲目乐观、沾沾自喜、一俊遮百丑，中国足球的发展思路和实力水平一样，都处于“初级阶段”。 要想彻底破除中国足球近20年来低水平重复的恶性循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意暂时的成绩和眼前的得失，而要认认真真地从基础抓起，把中国足球打造成真正的“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风物长宜放眼量，要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耐心！中国足球需要“休克”疗法平心而论，与世界上的足球强国相比，中国足球的起点低，发展时间也不长，的确有着较大的差距。 但要想取得好成绩，不切实际的凭空妄想不行，不尊重足球规律的冒险蛮干不行，不顾一切的“豪赌出线”，甚至将其与政绩挂钩更不行！中国足球必须寻找到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结合中国现实特色的足球发展之路。 “未来20年不要向中国足球要成绩”的“休克”疗法，也许正是中国足球痛定思痛，医治顽疾的“良方”。 在目前的中国足球圈里，国字号球队的成绩成为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最主要标准。 为了国字号球队的比赛，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背离足球职业化的规律，一再牺牲二三线联赛和青少年足球建设，使得中国足球在失败的循环中往复进行。 如何增强足球青少年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何加强联赛建设？如何培养能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教练队伍？国字号球队应该如何组建和指挥？现有的足球发展经费该如何分配？中国足球如何更好地与世界足球强国交流？中国足球到底要形成什么样的风格？这些疑问都需要中国足球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深思并且找出答案。 现在，中国足球的所有问题都被“出线的重任”所掩盖。 为了出线，球迷可以原谅足球管理机构在青少年培养上的一再拖延；为了出线，足协可以把绝大多数经费，用在“中国之队”没完没了的越洋拉练上。 但是，如果我们不在意他们是否出线了，会怎样？国家队成绩上的休克，一定程度会换来各方面对中国足球整体发展的关注！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勇气，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决心，认真地反思自身的风格和发展方向；中国足球应该有这样的举措，为联赛和基础培育给予更多支持和关注；中国足球更应有这样的耐性，安于承受基础建设过程中的寂寞！“从娃娃抓起”是足球发展的规律把记忆的年轮拨回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伊朗足球队访华时亲临现场，并提出了“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观点。 然而，30年过去了，中国足球却仍未品尝到青少年足球建设的成果！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高声疾呼要注重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国内的青少年足球建设却依旧少人问津，几近停滞。 因此，中国足球要想真正拥有未来，将青少年足球建设落到实处才是关键一步！在谈到国内青少年足球建设滞后的问题时，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曾在全国青少年足球发展研讨会上坦承，中国足球在职业化改革过程中，青少年足球发展思路与政策都出现了偏差。 “而忽视和淡化了原有的以体委系统为主体、以各级青少年业余体校为载体的后备力量培养体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国家队主帅高丰文则认为，目前处在最基层的学校足球缺乏扶持，也使得足球人才的培养严重萎缩。 而国内的足球俱乐部因为自身建设的不完善，目前还无法承担起培养足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据记者了解，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的问题上，中国足协和各地方体育局乃至一些俱乐部和教练，都在进行一些摸索和尝试。 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足球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提出了一个青少年球员培养的新方案：20岁以下的球员都回归地方体育局管理，可以参加全运会；恢复各省市的专业球队；重点扶持学校足球。 对此，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表示：“地方有全运会任务，会比现在的俱乐部更加认真地培养青少年球员。 我们要把足球重新放回到中国体育的整体计划中。 ”而徐根宝的“崇明足校”模式、山东的“鲁能足校”模式、申思、马明宇等昔日国脚进行的“教育足球”模式等，都在为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培养寻找着可行的途径……不过，正如足坛名宿马克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无论是哪一种培养方式，青少年足球建设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政府、体育部门、足球界、学校和全社会都要重视这项工作，要有更多的人从事这个项目，才能形成良好的足球氛围，最终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从头开始，落到实处，对于现阶段的中国足球而言，可谓金玉良言！ 关于中国足球的这个系列专题，在反思了一系列现象和问题后，我们的思维最终必须有一个落脚点。 也就是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WHAT和WHY之后，现在必须要讨论的是HOW：下一步该怎么走？ 最近两年，关于“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构想一次次被提及。 在中国足球整体陷入冰河期的大背景下，这是唯一能让球迷有所期待的话题，虽然这个期待看上去也遥不可及。 但是，中国足球现在并无底气申办，而且申办世界杯也并非拯救中国足球的良药，乐观预计，它也只能成为中国足球改革的一股巨大动力。 2008年是全世界的体育大年，更是中国百年难遇的体育大年，因为有北京奥运会。 但奥运会之后呢？许多人都希望有全新的寄托，于是申办男足世界杯成了许多人的梦想。 最近两三年中，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每次来中国，都会被问到有关申办世界杯的话题。 瑞士人都会公开表态，他支持中国申办世界杯，并且相信中国能办好世界杯。 没有人会把布拉特的应景之辞当真，因为人们后来发现，布拉特每到一个国家，都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中国人仍然有申办的梦想，这个梦想也产生得理所当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体育发展水平、体育设施状况、社会发展需要，都应该也可以申办世界杯。 亚洲已有日韩在2002年合办过世界杯，下次再回亚洲，最合适的也是中国。 连赞助商也这么想。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双料赞助商阿迪达斯公司的陶金，他就告诉记者：“奥运会办完，毫无疑问中国体育的下一个大赛就是世界杯。 我认为，中国足球完全有必要考虑2022年或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工作，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对于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由创造和发明了古代足球运动的中国来承办一届世界杯，是一个很有意义、也非常有必要的战略设计。 ”在经济腾飞的推动之下，很多城市在硬件设施方面具备了主办世界杯的全部条件；1991年和2007年，中国还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杯女足赛，这些让我们有申办世界杯的底气。 可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以中国足球的状况与水平，能支持它来申办世界杯吗？或者说，一地鸡毛的中国足球，有必要申办世界杯吗？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过去两年一度跌到100名开外，最新的排名也才第83位。 在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没有过如此弱小的东道主。 而中国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则是3战皆败进0球失9球的难堪战绩，FIFA想必也不想制造一个史上最烂的东道主。 而中国的联赛同样低迷，近两年虽然假球黑哨不再泛滥，但人气和水平仍然每况愈下。 因此，对中国足球来说，申办世界杯只能是一个美妙的远景计划，还不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不管是申办2022、2026或是2018，都只能想想而已。 重要的是将自身的工作做好，足球水平和足球氛围得到提升，国家队和联赛齐头并进，这是申办世界杯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有圈内人士形象地说，“现在中国足球要做的，是要先把池塘修好，然后放进干净、高营养的水，再放进鱼苗。 鱼儿在好的生存环境中，必然会健康成长。 中国足球的问题根源，其实还是我们的体制改革不彻底，造成现在八匹马往八个方向乱撞的结局。 如果要申办世界杯，我们必须要进行真正、彻底的足球改革，让职业联赛健康起来，让俱乐部的经营规范起来，让球员的生存土壤肥沃起来，让青少年球员更多地参与进来，然后我们有计划、有目标、分阶段地去进行规划和准备。 也许4年之后，中国足球就可以真的挺直腰杆去申办世界杯了。 ” 不管是不是为了申办世界杯，中国足球都需要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中国，足球改革不可能自下而上，只能从顶层开始，甚至可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要选对掌门人——一个专业内行、知识现代、管理科学的掌门人。 对于中国足协需要怎样的当家人，圈内早有认定，“首先，他要有点足球基础，至少清楚足球项目和其他项目同步发展的困难和不同。 他不需要是真正的足球专业人士出身，但至少要懂得足球运动的一些客观规律；其次，他要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最好是有在国外受教育的经历。 这样可以帮助他认知足球在世界上的地位，清楚中国足球的差距，然后找准定位准确出击；第三，他必须懂得一些企业管理知识，知道如何把足球商业化经营当成企业管理。 ”职业联赛的三任足协掌门人各有千秋，但都不算成功，也都没有得到好评。 王俊生是专业出身，主抓竞赛和项目管理还算内行，但江湖习气过重，对市场经营等方面的知识也稍有欠缺；阎世铎上任之前是总局法规司司长，领导任命他的目的性也比较明确，就是完善“没有规矩、管理混乱”的中国足球，可惜阎在任期间的很多政策和改革，被证明是瞎指挥、乱弹琴；谢亚龙上任有浓重的奥运背景，他本身转道足球也有明显运作的痕迹，事实证明，外行管理一个项目，无论你本身是否真正有能力有抱负，都很难找到中国足球问题的症结。 再加上受奥运战略的掣肘，最终被圈内圈外排挤也成为事实，执政失败也成为必然。 2008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也会进行相应的调整。 足球这个项目，本身不是奥运夺牌大户，甚至连奥运夺牌点都很难维持，从体委系统完全脱离实现社会化市场管理，不失为一种可能。 这样至少可以避免一点——中国足协最重要的管理者由一个完全不懂足球项目的行政官员来承担。 下一步中国足球改革的第一步，首先任务应该就是选对掌门人。 如果能够在全国足球代表大会上，由圈内人士共同民主推举并选择真正的适合中国足协的管理者，这是最好的结果。 可这种设想在现行的体育体制之下，实现起来有很大难度，而即使真的民主选择产生，如果没有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真正放权，也很难实现足球项目的彻底职业化和真正改革。 选对掌门人只是第一步，中国足球的改革最根本的工作还是足协自身的职业化。 中国足球要找到正路，足协改组在先，联赛改制则须紧随其后。 足协的功能也当有所变化，联赛这一块应尽可能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职业联盟。 对于中国足协管理联赛能力低下的怀疑，从职业联赛最初一直持续至今。 比如相关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处理问题情绪化严重，且方式和标准不一，管理联赛人治化痕迹浓厚等。 而最受球迷和媒体诟病的，则是对“假赌黑”现象的无能为力。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足协的未来工作定位应是主抓青少年足球的普及与提高，协调并监管各级国字号球队的备战和组建；而在职业联赛的管理环节上，足协应该放权给中超委员会，或未来可能成立的足球职业联盟。 也就是说，足协需要从以前的管理者和主导者地位，逐渐转变成一个职业联赛服务、协调机构和监管部门。 这种足球管理模式，是如今世界足球发展潮流中，最实用也是最流行的方式。 在经营方面，足协同样需要改革。 职业联赛初期，足球产业的赞助市场相对混乱，商家投资也相对盲目，这时只要足协有专门的经营人员或招商机构，就能完成基础的招商工作。 但职业联赛14年之后，赞助商对足球项目已缺乏信心，对足协主导的职业联赛发展也有了诸多怀疑，此时就必须有更为专业的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来把持职业足球的发展方向。 中国足协如果不想中国足球在自己手中被活活玩死，就一定要给职业联赛的主体——投资人和俱乐部以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真正参与进来，而不仅仅是掏钱做“公益事业”。 很多人在探讨“职业足球联盟”在中国建立的可能性。 但即使这样的结构能建立，我们也需要真正的一些合和合作项目，光凭足协自身的运作能力，这个项目继续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现实中中国足协的合是盈方、阿迪达斯和中超公司，国奥队主教练杜伊实际上也是中外合作的项目之一，盈方主要负责中国之队，阿迪达斯则是一个特殊的合，中超公司则是“足协主控”的一个经营职业联赛的公司，下属的合作伙伴还有耐克、金威啤酒、央视、搜狐体育等。 仔细考量一下这些合，除了媒体合作伙伴、体育品牌及与足球相关消费品外，我们外延的合几乎是一个空白。 现在的中国足协，不只是联赛的经营不力，国家队的经营同样失败。 从1993年选择IMG开始，后来的ISL，再到现状的盈方，除了IMG合作还不错之外，其他的合作都出现了问题。 如果中国足协没有意识或者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及对待合的态度，下一次合作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像这次世界杯冲击失利，很多人都把责任归咎为，足协抛弃了更能带来直接利益的亚足联开发公司，而选择盈方，这是足协“为钱所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 “并不是一定就要选择亚足联公司而放弃盈方，关键是这种谈判的方式很不职业。 你掌握双方的低价去追逐最大利益没有问题，但不能因此而伤了和气。 在生意场上，一旦只剩下两个竞争对手，你最好坦诚布公地去沟通，而不能搞小动作，最后弄得大家都很不开心。 像中国足协这种做生意的烂招，被揭穿后是可以被业内人士完全抛弃，甚至有人故意设局‘黑掉’的。 无论是现实利益还是长远利益，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合作伙伴吃亏你却赚大便宜，这样的合作不可能长远。 和盈方合作这件事，足协犯了好几个错误，第一是太看重钱，对既得利益看得过重；第二是谈判方式有些低劣；第三是抱错了大腿，就像娶媳妇，不要以为有钱家庭的闺女就好，她的性格、适应能力，还有是不是原意一起过日子，这些都比金钱更重要。 ”“职业联赛14年，却造就了职业化程度最低的中国足协。 俱乐部经营不好可以破产、转卖甚至倒闭，球员可以因为打假球被三停、挂牌甚至废掉，职业教练可以在一场比赛后立即下课；可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以及这个机构里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却可以在职业联赛的熔炉中安坐如山！所以要想挽救中国足球，足协也必须完全走向市场，他们的职业化改革是必须要走的过程，否则职业联赛如何改变都没有用！足协工作人员办事能力拖沓、管理水平低、效率不高、官僚作风横行这些问题，也不可能在目前的机制之下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一位体委系统退休干部的一些话，一言击中要害。 足球改革当自上而下，上自中国足协，下就是职业联赛。 中超联赛需要改革之处自是很多，难以赘述，但眼前很重要的一块是电视转播的困境。 从欧洲足球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电视直播的参与，职业足球很难获得经济效益上的突破，从而制约联赛整体水平的提高。 在现阶段，依然只有电视这个工具，能够无限度地扩充一场足球比赛的传播价值和经济效益。 而中超的电视转播一年比一年低，从足协到各俱乐部一直都认为是央视这个“特殊的电视台”，导致了他们电视直播版权费用的难以突破。 可实际上，制约中超电视收入水准的，其实还是低水平的职业联赛。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低水平的比赛使得电视转播不值钱，而电视转播费低廉更加制约联赛的发展。 2007年，天盛欧洲足球频道用5000万美元的天价，买断了英超在中国大陆的3年唯一直播权。 英超降级的德比郡俱乐部，上赛季依然能够得到3400万英镑的电视转播费分成。 而中超俱乐部呢？每年从中超公司那里获得的电视转播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07年，中超联赛共有2家全国性转播平台（东方卫视，CCTV-5）、12个省级转播台、12个市级转播台，累积收视人数达到1.44亿，为中超联赛以来最高，可俱乐部依然是不能从电视转播费里分得更多钱。 原因很简单，中超的电视转播越来越贬值，有人敢花5000万美元买三年英超，却没有人愿意花1000万美元买三年中超。 事实上，中超虽有上述26家电视机构在参与转播，但真正付费给足协的，只有央视和上海文广。 加上新媒体合作伙伴搜狐每年提供的150万元，中超电视版权总价值也就在3000万元左右，这个数值比英超最差俱乐部的电视分成都差得远。 问题到底在哪里？当年央视死守联赛价格底线时，时任体育频道总监的马国力曾说，“第一，我不能为足球开一个大口子，中国体育有太多的项目要扶持；二，中国足球联赛的价值的确不高，说白了，这个赛事还不值钱。 ”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央视体育频道，当年因为直播足球联赛而品牌受益，加上央视得天独厚的平台优势，目前CCTV-5（现奥运频道）占据了整个体育赛事资源的80%以上。 但在CCTV-5诸多节目和赛事直播中，中超的直播很多时候都排在10名以外，特别是在有姚明和易建联参赛的NBA赛事直播面前，中超联赛已经不再是央视体育资源中的宠儿。 2008年，全国有50家地方频道和10个付费体育频道（包括网站）在播出NBA，而实际上，足球最红火时应运而生的42个地方体育频道现在已经缩水到20家左右。 以前的很多体育频道，已经在地方被生活频道、娱乐频道兼并或者挤压，但即使这样，还能出现50家地方频道直播NBA篮球赛事。 而且在地方体育频道，篮球节目的收视率和经营情况都比足球好很多。 辽宁体育频道每年要付给文广集团大约70万元的中超直播版权费，可在实际的营运中，辽宁台播出辽足一个赛季的中超，也挣不回这区区几十万元；但是直播辽宁男篮的CBA赛事则完全不同，不仅是赞助商踊跃，招商容易，其火爆的现场气氛和直播时的互动程度，都让中超直播难以望及。 此外，中国足球人士自身也不珍惜电视直播。 欧洲很多俱乐部都会在赛季前搞一个球员的“媒体培训”，就是培训职业球员如何善待媒体和正确对待电视机构，特别是如何与电视媒体配合做好直播，这已经成为其必修课。 欧洲足球直播时间跨度很长，经常是赛前一小时，赛后一小时，需要大量的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球迷的默契配合，可以说现代足球其实就是“电视足球”。 可这种理念在中超完全没有市场。 作为联赛的主播台，东方卫视曾在直播中超之初做了大量的工作，可很难得到球队和球员的支持。 负责中超直播的刘勇说，“中国球员在直播时的电视概念太差，也非常情绪化，他们永远会认为自己是职业联赛的主体，高兴时陪媒体聊聊，不高兴时把直播话筒直接推开。 赛事组织者也让我们很头疼，比如每晚19点30分的比赛，正常情况下19点25分必须出场，然后是升国旗、合影等仪式，电视机构则在这几分钟内要完成上字幕、出赞助商广告、嘉宾简单访谈等节目。 但目前很多比赛都不准时，经常是19点28分才出场，咱们一点约束力没有。 这种足球直播的状况，怎么可能让联赛的电视价值得到提升呢？” 这就是现实：如果电视台不能从直播中超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那么中超的电视版权费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而如果联赛质量依旧在低水平，混乱不堪中沉沦，职业足球在电视环节上的突破将是一种奢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