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财政部已将6万亿元债务限额下达各地 部分省份已经启动发行工作）
证券时报记者11月18日从 财政部 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8日批准有关议案后，财政部11月9日将6万亿元债务 限额 下达各地，指导督促地方抓紧履行法定程序，稳妥做好发行工作，妥善安排债券资金。
目前财政部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锣密鼓组织落实，加强对地方的政策指导，用好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更好发挥增量政策效应。部分省份已经启动发行工作，加快政策落实落地。
记者还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需要，国务院在每年第四季度确定并提前下达下一年度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具体额度。目前，财政部正在制定提前下达工作方案，更好保障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发挥政府债券资金对经济回升向好的重要作用。
截至2024年10月末，各地累计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9万亿元、发行进度98%。其中8—10月发行2.1万亿元，超过1—7月发行总额。
2024年1—10月专项债券投向项目3万余个，支持了一大批早晚都要干、具有较强经济社会效益的项目建设，切实发挥了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积极作用。
2024年1—10月，各地用作项目资本金超3000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重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项目，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银行祭出“限额管理” 涉房信贷持续收紧
（记者 李叶）屋漏偏逢连夜雨。 冷冽的“三道红线”融资新规在前，开发贷收紧的萧瑟寒意紧随其后。
近日，多位银行人士透露，第4季度房地产开发贷呈收紧趋势，多家银行明确“限额管理”“好中选优”等原则。
招商银行重庆分行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坦言，“对开发贷确实有要求限额管理，接到的要求是涉房贷款占比不超过50%。 我们分行目前是52%，要在年内调整到50%以下。 ”
此前的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表示，央行根据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和稳地价、稳房价和稳预期的目标，逐步实施房地产及贷款集中度、注明债务收入比、房地产贷款风险权重等宏观审慎政策工程。
“这些政策工具的文件，我们已经制定完毕，会寻找合适的时间窗口逐步实施，进一步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潘功胜强调。
话音刚落，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已经传导落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娄飞鹏指出，虽有疫情影响，但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仍然保持较高水平。 居民杠杆率提高、中长期贷款规模较大、部分城市房价调控压力不小，这些都是让银行收紧涉房贷款的原因。
IP GLOBAL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则认为，收紧开发贷是从供给端来调控楼市，收紧个人房贷是从需求端来调控楼市。 也就是说，金融监管部门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对楼市进行调控，这样可以让调控力度取得较好的平衡。
开发贷持续收紧
实际上，房地产开发贷的收紧早就有迹可寻。
在去年2月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谈到下一步银保监会关注的风险领域时提出，“继续紧盯房地产金融风险，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按揭贷款继续实行审慎的贷款标准，特别是要严格控制带有投机性的开发和个人贷款，要防止房地产金融风险出现大的问题。”
此后，不少银行开展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大检查。
今年年初，恒生中国副董事长兼行长宋跃升在业绩沟通会上表示，该行去年对房地产贷款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并制订了房地产贷款的压降计划，截至2019年年末，房地产贷款集中度有明显的下降，2020年将有进一步压降的空间。
某股份行北京分行人士也表示，近一两年来，该行一直在压降开发贷规模，开发贷在贷款中的占比越来越小。
据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20年第2季度全国房地产贷款报告》显示，今年第2季度，全国房企竞争开发贷款800亿元，环比减少88%，同比减少58%。
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在2020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介绍，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的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
第4季度以来，房地产行业的银根进一步收紧。 9月28日，有消息称，数家大行收到通知，监管机构近期要求大型商业银行压降、控制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等房地产贷款规模，多家大行新增涉房贷款占比降至30%以下。 及至10月28日，银行再度传出收紧开发贷的消息。
“收紧开发贷，从供给端来对楼市进行调控十分必要。 ”在柏文喜看来，为对抗今年上半年以来的疫情影响以及进行逆周期调节，相对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向市场注入了较大的流动性，加上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的加大推动了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局部抬头和过热，不仅推高内循环模式下的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成本，也加大了金融体系风险，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和行业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分析，银行涉房贷款规模占比设置上限，是从金融端降低地产行业负债的举措，与地产企业端“三道红线”降负债形成互补。 在此政策下，预计未来银行体系对于购房者贷款资格审查、贷款额度把控及贷款周期均将更加严格，放款周期将继续延长。
他认为，在规模限制下银行涉房贷款额度将主要向首套刚需及合理家庭自住购房需求倾斜。
个人房贷分化
2019年国有六大行对个人住房贷款的信贷投放也出现降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六大行新增贷款6.4万亿。 其中，个人贷款新增3.27万亿，占新增贷款的51.1%，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新增贷款39.5%。
在2018年，六大行新增贷款及垫款共计5.13万亿元。 个人贷款新增3.12万亿，占新增贷款60.77%，其中，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3万亿元，占据了新增贷款的49.39%。
在看懂研究院专家陈涛看来，前3季度信贷投放较多，监管部门保持流动性稳定的意图比较明显。 目前经济不断恢复，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较高热度，吸收较多信贷资源，特别是房地产信贷增速虽然不断走低，但仍高于平均水平，不是监管部门所乐见的。 在此背景下，引导银行提前在房地产信贷边际收紧便是大趋势。
他认为，房地产信贷边际收紧，必然带来房贷利率上涨。
按照一二线城市的划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也出现了分化。
10月20日上午，央行公布了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上LPR为4.65%。 至此，LPR已连续6个月未变，大家期盼已久的房贷利率下降落空。 同时，多个城市传出房贷额度紧张，房贷利率上涨，甚至是部分银行停贷的消息。
对此，记者致电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地区分（支）行网点贷款中心，工作人员均表示“没有收到调整个人贷款利率的通知。 房贷利率基本是按照首套在LPR基础上上浮55个基点执行，按照5年期以上LPR为4.65%来计算，实际首套房贷利率为5.2%。 ”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41个重点城市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贷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10月（数据监测期为2020年9月20日-2020年10月18日）按照一二线城市划分，北、上、深三地继续维持上期房贷利率水平。
41个城市中，已有13个城市利率水平出现环比上涨，占全部监测城市数量的31.7%，另有14个城市利率环比下降，14个城市保持不变。 上升的城市中，惠州、太原、长春、成都、长沙5地的环比涨幅都超过5个基点。 其中长春地区继上月环降17个基点后，本月又回调7个基点；成都地区则持续三连涨，本月涨幅为7个基点，累计涨幅为18个基点。
也就是说，北、上、深等一线城市目前房贷利率处于暂时稳定状态，房贷收紧趋势目前主要出现在二、三线城市。
对此，有不愿具名的银行人士透露，由于监管规定并没有深入到每家银行各个区域的房贷总量统筹，不排除有些银行会将额度在地区之间流转，以实现全行总体达到限定的比例。 “比如一线城市房贷业务赚钱更多，那就收紧二、三线城市等赚钱较少地区的额度，腾挪到一线城市。 ”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二、三线城市不仅房贷利率较高，还上调了二套房的贷款首付比例。
9月7日，沈阳出台《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措施》，将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至50%，首付款须一次性支付，禁止分期支付和“首付贷”；9月23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城市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通知》，提出二套商品房首付比例不低于40%；9月28日，唐山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将二套房首付比升至50%；9月29日，银川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其中提到，银川市二套房首付比例不得低于40%。
对此，柏文喜表示，收紧房贷是从需求端来对楼市进行调控。 “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时对信贷政策收紧，可以让今年以来开始骚动的楼市尽快恢复平稳状态和进入理性运行轨道。 ”
我国经济发展 外贸扩大 为什么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请详细分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总量由1985年的8964.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30余万亿元，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5年的15.6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万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由1985年的第32位上升到目前的第3位。 对外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随着依存度的不断增长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外贸依存度上升速度过快，数值偏高外贸依存度也叫对外贸易系数，它是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 当时我国的外贸管理实行中央统一管理、统一规划机制，外贸依存度仅在7％-10％之间；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受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大幅波动缓慢上升，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12.4％，外贸依存度在30%-43%之间徘徊上升；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逐步加快，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2008年已达68.69%。 从理论上说，中、小国家由于资源紧缺及国内市场对单一产品的需求有限，本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无法在国内实现销售，因此大多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外贸依存度随之偏高。 对大国而言，由于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多，潜在国内市场容量大，因此外贸依存度会偏低。 但是与理论推测相反的我国依存度却在逐年上升。 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出现小国经济才有的特征，外贸依存度已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目前世界平均外贸依存度为41％，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达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达51％。 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进行对比，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高于美国(25％)、日本(22％)等发达国家，也比印度(31％)、巴西(25％)等发展中国家高。 外贸“短板”的内外因素透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为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同时，外贸出口依然存在着较大的隐患，使得我国对外贸易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依存度过高，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近年来，尽管我国外贸商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出口竞争力高的产品依然集中在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同时，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长期走低，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导致出口贫困化。 战略资源产品和高新技术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缩小了我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回旋余地：近年来，我国战略资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对外依存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我国矿产品资源总体储量不足，需求结构与资源供给结构脱节，尤其表现在需求量大的富铁矿，锰、铬、钾、盐、铜、铝等大宗矿产上。 据估算，我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够保证2010年需要的仅有24种，能够保证2020年需要的仅有6种。 另外，资本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依存度也偏高。 目前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高精度仪器仪表和大型民用飞机及计算机芯片进口依存度也几乎高达100％。 这些战略资源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过高的进口依存度，不仅会造成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技术上形成对国际市场的长期依赖,影响到我国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还将加大我国经济受到外部经济影响的概率，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隐患。 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外贸依存度高，加剧我国外贸风险：在国际贸易中，市场范围越大，个别市场的影响就越小，该国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也就越小，经济就越安全，反之，风险就会增大。 目前，虽然我国与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但外贸进出口主要集中于欧美、日本、东盟、韩国等少数国家及地区，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增长一直偏低。 由于进出口市场高度集中，我国的进出口受到这些国家经济变化的直接影响，尤其是欧盟和美国，在进出口市场如此集中的情况下，不仅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且一旦主要进出口国市场发生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稳定与发展，威胁我国的经济安全。 美国次贷造成危机对我们来说是个启示。 加工贸易占比过高影响国际竞争力：加工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之后比重迅猛上升，目前加工贸易已占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 与一般贸易不同是，一般贸易的生产和加工都在国内完成，产品的附加值高，而加工贸易则是“两头在外”，与国内产业关联度不高，对国民经济贡献不大。 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方式多是产品初级加工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核心技术被跨国企业控制，并没有转移到我国。 同时，由于大量使用资源性产品和能源性产品，加剧了国内资源和能源供应的压力。 过度依赖外资降低了我国外贸的主导地位：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资企业的增长来实现。 外资企业掌握着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一方面，生产的核心技术由外方掌握，我国只负责生产链条中技术含量较低的环节；另一方面，出口渠道由外方控制，使得我国缺乏发展外贸的主动权。 一旦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撤资，将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严重的冲击。 对外贸易摩擦加剧，贸易环境恶化：截止2007年底，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发起了600多宗出口产品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及特别调查，我国约有71％的企业和39％的产品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损失惨重，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之一。 目前贸易伙伴间的摩擦趋于频繁化、长期化，所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已从微观化、企业化向宏观化、制度化层面发展，贸易摩擦方式也从过去的关税、配额许可证等向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以及社会和劳工标准转变。 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问题也已经成为欧美以外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付我国产品的常用措施。 第三产业比重过小，不利于我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可贸易程度比较低。 GDP构成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越低，外贸依存度就会越高。 目前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高达75％，日本为65％，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仅为33％。 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增加提高外贸竞争优势的难度。 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进出口：从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的相关分析看，外贸依存度与汇率变动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则外贸依存度下降；人民币贬值，则外贸依存度上升。 可以说，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较快提高，人民币贬值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2003年至今，人民币受到来自多方因素的影响，汇率有所上升，出口受到影响，如2008年人民币汇价不断上升，我国出口企业的困局开始逐步显现。 被外界视为中国出口情势指标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今年春交会出口交易遇冷锋，广东团首日成交额比上届减少近5成，纺织品企业的定单也减少了20％。 贸易复苏的前提条件及展望实行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我国拥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容量潜力巨大，这也是很多外商看好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应该在保持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努力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 目前应尽快把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促进消费需求的较快增长，将我国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建立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 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前提下形成我国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 为此，应采取财政手段和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 通过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百姓就医、养老、教育和住房等负担，提高职工收入和个人所得税征税标准，间接增加老百姓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为扩大国内有效需求提供支持。 调整产业结构，重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根据国内产业升级的需要，对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目录进行动态调整；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扶植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把劳动力优势同国内外资本或高新技术中的制造业相结合，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增强国内产品配套能力，提高出口商品国产化率，并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合作，提高产品质量；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企业设立研发和营销中心，承接外资高端加工贸易产业和环节的转移；提高加工贸易在国内采购的比率，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国内采购，延长国内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的产品国产化率；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高科技产业给予金融、税收和进出口政策等倾斜性扶植，培育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体。 对于我国依赖进口的原料、原材料，比如石油等，更应该加大科技投入，早日研究出其替代品，减少进口，避免受制于其他国家。 实施外资多元化战略，缓解贸易摩擦：为减少市场过于集中带来的贸易摩擦，我国必须继续调整进出口市场格局，坚持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为主的基础上，在新的层次上发展与周边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使我国出口市场在全球形成合理地、有层次地多元化格局，降低对特定贸易伙伴和特定进出口商品的依赖程度，对于国外反倾销对象的一些重要产业产品，可以通过企业开发差异化产品实现出口产品多元化。 促进加工贸易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未来应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的档次，努力切入更高的产业环节，增强加工贸易的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发展具有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项目，继续利用加工贸易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转移，充分吸收国外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设计标准，加大加工贸易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同时应逐步开放服务业市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支持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特别是鼓励有优势的服务贸易出口，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使之成为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 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鉴于人民币贬值曾是刺激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造成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主要因素，要将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完善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制度。 此外，国内企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将生产厂建立在目标市场当地，避开贸易壁垒，降低顺差额，使得我国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进而可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使得我国的货币发行能够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减小因为热钱流入增发货币引起的通胀压力。 重视节约资源，维护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我国的能源资源保护战略，建立和完善重要资源保障制度。 首先，制定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加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性投资，中国除了在海外寻找能源供应地以外，还应积极推进与国外在节能技术领域的合作；其次，加强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进行战略性资源储备；再次，政府应制定国家节能计划，制定各种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奖励性和强制性措施，加强监管，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要建立更合理的政府业绩考核体系。 改变以追求贸易目标增长为对外贸易政策核心的做法，转变观念，建立科学评判外贸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将以往立足于进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转化为将“以质取胜”确立为整个外贸政策的核心。
“六稳”措施齐发力 经济指标超预期
中国经济怎么样？上市公司是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之一。 截至目前，A股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一季报已经披露完毕。 与2018年年报频频爆雷的惨淡情况相比，一季报不少公司盈利增速出现了快速反弹，部分细分领域表现出高景气。 在当前仍然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济形势下，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不俗。
其实上市公司只是中国经济韧性十足的缩影。 今年以来，“六稳”措施全面发力，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指标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部分指标表现十分亮眼。 从这些指标当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应对内外部冲击的韧性十足。
部分经济指标表现超预期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1.3万亿元，超过2005年全年GDP总量。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4%，超出市场预期。 同时，一季度工业和消费数据也均好于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认为，这体现出随着各类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实现超预期企稳。 虽然仍面临结构性压力，经济二三季度将进一步企稳。
近期，部分4月经济数据陆续出炉。 制造业PMI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非制造业PMI则持续四个月处于较高扩张区间。 作为观察经济的先行指标，PMI持续处于扩张区间表明经济运行向好。
比如，4月份CPI的增幅基本符合甚至略低于预期，多数市场机构的分析报告均指出，高通胀预期缓和，CPI增速年内突破3%概率不大，不会对货币政策形成掣肘。 从外贸来看，考虑到前期抢出口因素消退，4月出口增速符合预期的回落，但进口的修复速度却超出市场预期。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对记者表示，数据体现国内需求短期有所企稳，进口增速快速回升，这得益于逆周期调控政策不断发力。
企业部门方面，中央企业和上市公司同样取得超预期的开门红。 央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8万亿元，同比增长6.3%，实现利润4265亿元，同比增长13.1%。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认为，央企利润保持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综合性改革工作的推动。 国有企业在盘活存量、提高增量、聚焦实业、突出主业上下功夫，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也得到加强。
上市公司方面，今年一季度六成公司实现了利润正增长。 其中畜牧业、基建业、5G产业链、证券业等相关公司业绩表现较为突出。 综合分析来看，上市公司业绩向好主要得益于行业景气度提升的带动。
中小企业方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生产指数为51.2%，已连续两个月位于扩张区间。 4月份购进和出厂价格指数差值连续两个月缩小。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处长董雅秀表示，这表明相关行业企业利润空间有所改善。 减税降费及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小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效果超预期
减税降费与基建并举是今年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着力点。 刘晓光认为，今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大，比如财政支出增速进一步加快，为近年来最高水平。
数据显示，一季度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大幅增长15%，比去年全年增速大幅提高6.3个百分点。 一季度财政赤字规模达到4973亿元，为历年同期的较高水平；同时，一季度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同比增长55.9%，政府性基金赤字4581亿元；两项赤字合计为9554亿元，接近万亿元规模。 4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较上个月又提升了0.5个百分点。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前四个月财政支出的着力点主要覆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出现“基建领头，科技跟上”的特征。 从4月份数据来看，基建类支出结构性回落，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仍保持高速增长，交通运输类支出增速有所回落。 同时，科技类支出开始发力。 4月科学技术类财政支出同比增长达78%。
财政支出的投入带动相关行业投资积极性提升。 数据显示，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4%和19.3%；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6.9%，比全部投资快10.6个百分点；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比规模以上工业快0.2个百分点。
地方债发行进度也大大快于去年。 截至4月底，各地已组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亿元，占提前下达新增债务限额的93%，占全年债务限额的42%。 财政部近期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地争取在6月底前完成提前下达新增债券额度的发行，争取在9月底前完成全年新增债券发行。 据悉，这些资金将被重点用于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这将对稳投资、促消费发挥积极作用。
刘晓光预计，今年二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速有望逐步回升，全年增速有望回升至6%左右。
此外，减税降费刺激生产消费的作用也正在累积。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计划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并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减税。
在5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专题座谈会上，海信集团、三一重工、特变电工、中建一局、中通快递、顺丰控股、中国铁建、江淮汽车等企业负责人结合自身税费变化情况发了言，普遍认为今年国家减税降费力度超出预期，是最直接、最有效、最公平的惠企措施，企业负担显著减轻，带动投资与研发投入增加和就业扩大。
苏剑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培育国内市场必须要扩大消费需求，而其前提是收入增长。 对个人出台各种专项税抵扣政策，相当于间接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收入，对扩大消费需求起到促进作用。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4月全国累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同比增长5.3％，相比一季度增速下降0.9个百分点。 其中受个税减税政策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30.9％。 今年以来稳定的就业形势和平稳增长的居民收入也有利于提振消费信心。
刘晓光说，减税降费系列改革举措既有长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导向，又能够在短期内有效提振总需求。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小长假的消费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减税降费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今年“五一”小长假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游收入1176.7亿元，同比增长16.1%。
市场主体信心修复速度超预期
2019年一季度新增贷款和社融数据大幅优于市场预期，宽松的货币环境带动了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的修复。
央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张文红指出，目前实体经济融资状况较2018年有明显改善。 今年1～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新增9.54万亿元，同比多1.93万亿元，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比上年末提高0.6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除了社融规模增速，市场主体信心的超预期修复还可以从贷款结构中窥见一二。 央行公布数据显示，4月份新增中长期贷款的占比为68.6%，比前三个月提高了0.5个百分点。
据张文红介绍，从一季度中长期贷款实际投向看，工业、基础设施业、制造业（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回升，房地产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回落，金融对企业信贷支持力度较大。
在资金需求端，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透露，从央行了解的情况看，信贷需求还比较强。 总体来看，稳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信用收缩风险明显缓解，市场信心提振，社会预期逆转。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也印证了企业对市场发展继续保持乐观态度。 数据显示，4月份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0%，已连续3个月位于高位景气区间，这表明我国着力加强法治建设、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加大对外开放等举措，有效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