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讲堂海报。
今年暑假期间，三星堆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2.25万人，共计接待游客超130万人，创历史新高。人们始终对古蜀文明保持热情与憧憬。由四川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协调组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持续推出“古蜀文明季”系列讲座。9月12日下午2点，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殷墟考古队长唐际根将做客名人大讲堂，以《尊罍之路——公元前16-11世纪长江与黄河间的文化互鉴》为题，在成都的阿来书房带来一场生动的古蜀文明课。唐际根教授曾主持发现埋藏地下3000余年的商王朝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推动并参与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取得成功。出版或编著有《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殷墟与商文化》《殷墟：一个王朝的背影》《安阳殷墟出土玉器》《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多维神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此处葬曹操》《殷墟：九十年考古人与事》等。在记者采访中，唐际根提到一个概念“尊罍之路”。唐际根说，“尊罍之路”是他与同行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张昌平教授等不约而同提出的文化概念，指的是商王朝时期，以尊和罍为代表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技术背后的制度从黄河流域传播至长江中游，再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互鉴之路。三星堆文化依托四川盆地，从桂圆桥文化、宝墩文化的基础上稳步发展，在大约3300年前吸收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最终创造出以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明。相当于商王朝晚期阶段，以尊、罍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因素与充满古蜀文化想象力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顶尊跪坐人等器物交流互鉴，融为有机整体。9月12日的名人大讲堂，唐际根教授将介绍尊罍之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中原文化如何影响到古蜀文化、古蜀文化又如何“反向输出”从而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中原其他地区等多方面的内容。三星堆的热度，足以从暑期观展人数中得见。这个自带流量的IP，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但人们也应当意识到，了解三星堆，仅仅关注青铜器是远远不够的。三星堆青铜器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交流与交融，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我们不仅要讲三星堆，更要讲中国青铜文化的格局和态势。”唐际根教授说。他认为，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得到关注的“热潮”，适度转变为对三星堆文化关注的热潮，当为更好。名人大讲堂讲座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大众、深入人心的知识讲坛，力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传承的品牌活动，并努力探索构建符合当前时代需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自2022年开始，名人大讲堂首次设置“主题季”，分门别类地围绕四川历史名人和传统文化优势资源，邀请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生动阐释蕴含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及当代价值，鲜活展示中华文化巴蜀因子的独特魅力。2024年，名人大讲堂共分“蜀道文化季”“古蜀文明季”“三国文化季”三大主题讲座。“古蜀文明季”正在陆续推出中，敬请关注。届时，封面新闻APP还将进行直播，不能到现场的朋友可以线上观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红旗渠殷墟文化
殷墟的正式英文名为Yin Xu。 1.谓殷纣身死，国都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 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 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 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 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 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 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甲骨文照亮煌煌中华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 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 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遍华人社会，即使方言难以交流，方块字写在纸上，一目了然——亲不亲？文字根！青铜器世界独一无二“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谈到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鹏这么评价。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 2003年，考古工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 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 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 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 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 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见“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 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 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 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 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 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殷墟建筑填补考古空白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率领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际根博士说，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考古工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 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殷历法为农历所沿用据徐广德研究员介绍，殷墟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甲骨文的记载表明，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 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 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 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 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 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其中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 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 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殷墟，又名殷虚，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 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 ，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 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 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 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护。 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发掘过程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 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 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 1950年后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新发现殷墟发现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5000多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的汉字大约1700多个，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 而且对于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目前所探明的殷墟范围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4公里，洹水从中间穿过，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 这一范围是商朝的青铜器和甲骨出土最为密集的地方，有许多遗址和墓葬，其中洹水南岸小屯村东北是殷墟的中心。 宫殿和宗庙都集中在这里。 他的外围是一些手工业作坊。 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带则是历代商王的王陵，共发现了13座大墓，其中一座空墓推断是纣王所建，因为国破身亡不能入葬。 在陵墓中发现有很多的殉葬人群，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在王陵区编号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猎队、18匹马，殉葬的领队是贵族出身，因此这个领队自己还拥有两个殉葬者。 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 大多都是被斩首、腰斩、断肢甚至肢解后扔进来的，其中还发现有1周岁左右的婴儿也被殉葬。 1976年，在小屯村北面百米处，还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同时还出土755件玉器，将近7000件海贝。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了司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小屯村西北200米处有一条巨大壕沟，认为是人工挖掘的防御设施。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 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 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边修建了殷墟博物苑。 它占地100多亩，就建在殷墟的宫殿区遗址上。 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门”字形，用几根雕有商代纹饰的木柱和横梁结构而成。 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设计，严格地构筑在原建筑的遗址上。 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顶，夯土台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 殷墟博物苑不仅展现了殷代王宫殿堂的布局与建筑，而且还具有园林特色。 同时，它也是集考古、园林、古建、旅游为一体的胜地。 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13日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殷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平凡。 童明康认为，相对于寺庙、建筑、石窟等可视性遗产而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非常不易，因为很多东西都埋藏在地下，申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次申报成功说明，殷墟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同时也为中国类似文物的展示和保护树立了典范。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 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刘家庄，北至后营，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殷墟的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 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 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 童明康说，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相当成熟，所确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礼制、丧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响后世几千年。 继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前一天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河南安阳殷墟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已有33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 (新华社)
殷墟是哪个朝代的都城
殷墟的正式英文名为Yin Xu。 1.谓殷纣身死，国都为墟。 2.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 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 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 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 从1928年10月13日考古发掘至今，先后发现宫殿、作坊、陵墓等遗迹，及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和甲骨等遗物，总面积24平方公里以上。 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说起殷墟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说，作为文化遗产，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时代越久，历史价值越高。 在国际上被承认的、没有争议的中国最早的文明就是商代。 殷墟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物，它是一座都城。 都城是什么，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礼仪中心。 它是一个王国的缩影，是其他任何遗产没办法比的。 这就是殷墟之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和独特地位。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 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开始，在殷墟先后发现了110多座的商代宫殿宗庙建筑基址、12座王陵大墓、洹北商城遗址、2500多座祭祀坑和众多的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手工业作坊遗址、甲骨窖穴等,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精美文物，全面、系统地展现出3300年前中国商代都城的风貌，为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提供了坚实证据。 2001年3月，在由国内48家权威考古机构参加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评选中，殷墟以最高票数名列榜首。 根据最近的考古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殷墟遗址的面积超过36平方公里，其中宫殿宗庙遗址、王陵遗址是核心区域，并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位于安阳市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 自1928年以来，在这里先后发现宫殿宗庙建筑基址80多座。 这些宫殿宗庙建筑，以黄土、木料作为主要建筑材料，其建筑多坐落于厚实高大的夯土台基上，房基置柱础，房架多用木柱支撑，墙用夯土版筑，屋顶覆以茅草，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具有浓郁的中国宫殿建筑特色，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 1937年以前发掘的53座建筑基址，被考古学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组基址。 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在宫殿宗庙遗址又陆续发现了著名的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妇好墓、花园庄东地H1甲骨窖穴、54号基址和花园庄M54号墓等。 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成的南北长1.1千米，东西长0.65千米，宽10-20米，深5-10米的巨型防御濠沟，其东、北两端与洹河的河曲相通，将宫殿宗庙遗址环抱中间，构成了严密的防洪、防御体系，与宫殿宗庙遗址浑然一体，起到了类似宫城的作用。 殷墟发现的甲骨窖穴主要分布在殷墟宫殿宗庙遗址。 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000片，震惊了世界。 最著名的有YH127甲骨窖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 YH127甲骨窖穴，发现于1936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中部偏西，共出土刻辞甲骨17,000余片。 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发现于1973年，位于小屯村南部，共出土刻辞甲骨5,000余片。 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穴，发现于1991年，位于宫殿宗庙遗址东南部，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辞甲骨500余片。 这些甲骨的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祭祀、畋猎、农业、天文、军事等，涉及商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甲骨文和商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被称为中国古代乃至人类最早的“档案库”。 殷墟王陵遗址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对，是商王的陵地和祭祀场所，也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的王陵墓葬群，面积达11.3公顷。 王陵遗址共发现有12座王陵大墓和2500多座祭祀坑。 王陵大墓多为“亚”、“中”“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墓室宏大，形制壮阔。 面积最大者达1,803平方米，深达15米。 墓内椁室、棺木极尽奢华，随葬器物精美，殉人众多，显示出墓主人非凡的尊贵和威严。 殷墟王陵的埋葬制度、分布格局、随葬方式、祭祀礼仪等，集中反映了商代晚期的社会组织、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亲属关系，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王陵建设的最高水平，并为以后中国历代王朝所效仿，逐渐形成中国独具特色的陵寝制度。 殷墟王陵遗址位于洹河北岸侯家庄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高地上，与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殷墟遗址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1934年起，这里共发掘12座王陵大墓（包括1座未完成大墓）、2,000余座陪葬墓和祭祀坑。 其中，西区有8座4条墓道大墓，8座大墓分成4排，一南一北分列，最西为M1500、M1217，最东为M1001、M1550，位于中间东北部的为M1004，西北部为M1003、南部为M1002、居中位置为M1567；东区有5座大墓，其中4条墓道大墓1座，为M1400，2条墓道大墓3座，分别为M1443、M1129和50WGKM1（武官大墓），1条墓道大墓1座，为M260。 这些大型墓葬均为南北向，墓形呈“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等，被学者认定为殷商后期的王陵。 在王陵遗址的东区和西区，还分布着2,000余座小墓葬，其中东区已发掘1,383座，西区发掘104座。 这些墓葬除少数为陪葬墓外，大多是祭祀坑，是商王祭祀先祖的遗迹。 这些祭祀坑呈长方形、方形等，集中而又有规律地成组排列。 坑内埋葬着数千具祭祀牺牲的遗骨，这些人牲大部分被砍杀，多为青壮年，还有女性和未成年的儿童，每坑8-10人不等。 仅1976年发掘清理的191座祭祀坑就发现祭祀人牲1,178人，这些祭祀坑的存在成为商代残酷人祭制度的历史见证。 这种以人祭、人殉等为代表的丧葬习俗，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并在秦汉时期演变为制作陶俑或木俑等殉葬的方式。 安阳殷墟遗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 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 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 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 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近年来，殷墟仍不断有大量的重要发现，呈现出巨大的文化潜力。 如1999年在传统殷墟遗址东部边缘发现洹北商城，面积达4.7平方公里，丰富了人们对殷墟认识；2000年在宫殿宗庙遗址发现M54墓，成为继妇好墓之后又一座完整的贵族墓葬；2001年在洹北商城内发现宫殿基址建筑群，是对商代宫殿建筑形制的又一重大发现；2002年在小屯村南路西段发现商代甲骨窖穴，成为继1936年YH127甲骨窖穴、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窖穴和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窖穴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 这一系列的新发现表明，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深入，殷墟的文化内涵还将得到进一步丰富，也印证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论断：“殷墟不仅文物丰富，而且学术价值很高。 它蕴藏的宝物，还远未罄竭。 ”多年来，殷墟遗址在国家、河南省和安阳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措施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先后颁布实施了《安阳市殷墟保护管理办法》、《河南省安阳殷墟保护管理条例》、《安阳殷墟保护总体规划》，逐步完善了法律法规建设，把殷墟保护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 并相继成立了专业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文物保护、行政管理和游览服务，形成较为完备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有效保护了古代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从2001年4月，安阳殷墟正式启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以来，已经走过了5年多的时间。 5年多来，安阳市政府先后投入2亿多元巨资，制作了申报文本及其2个补充资料，拆除各类建筑21万平方米，整修河道、道路20公里，绿化19.7万平方米，全面治理了殷墟周边环境。 同时，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探索遗址的展示方法，既保护了深埋地下的遗迹，又取得了良好的展示效果，提高了文物遗址的可观赏性。 特别是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建造了集中收藏、保护、展示殷墟出土可移动文物的殷墟博物馆。 博物馆投资3000万元，由安阳市政府承建，藏品由社科院考古所提供，双方共同管理博物馆的事务。 这种中央单位与地方政府合作双赢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考古成果社会化、普及化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殷墟遗址打造成了具有较高质量、兼顾保护和展示的大遗址公园。 本段甲骨文照亮煌煌中华如果说钻木取火标志着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岁月，那么文字的出现就意味着人类走出了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 甲骨文的发现，是照亮中华文明的一盏明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广德说，甲骨文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它印证了包括《史记》在内的一系列文献的真实，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 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 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遍华人社会，即使方言难以交流，方块字写在纸上，一目了然——亲不亲？文字根！本段青铜器世界独一无二“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这么精美的青铜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谈到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室主任杜金鹏这么评价。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 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 2003年，考古工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 殷商的青铜加工业如此发达，但安阳周围并没有高品位铜矿以及冶炼青铜所必需的锡铅矿石。 有学者推测，当时的工匠们已经学会了在矿石的产地进行冶炼粗加工，然后把加工过的粗铜、粗锡、粗铅运到这里，进行配比熔炼。 当时的铜矿很可能采自江西、安徽等长江流域一带，而锡、铅的矿藏则主要在江西一带。 有学者推测，商代频繁的战争，可能也与争夺矿产资源有关。 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 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 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本段8000多座墓葬世界少见“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 ”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 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 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 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 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 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本段殷墟建筑填补考古空白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博士率领的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不仅是夏商周三代最大的单体建筑，甚至可谓历代宫殿之最！它的建筑面积相当于六七个故宫太和殿的面积总和。 在洹北商城发现的1号宫殿建筑基址，是继1999年发现400多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墙遗址后，又在该城内南北中轴线偏南位置，发掘出的一座回字形巨大宫殿建筑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夯土建筑。 唐际根博士说，洹北商城及其中轴线附近夯土建筑群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考古工通过多年野外调查，分析大量古文化遗存和古地貌资料后，发现的一商代都邑遗址，填补了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从而完善了商代的编年框架。 目前，考古人员已发现宫殿宗庙建筑110余座。 这些建筑成组排列，或为宗庙，或为社坛，已具备中国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规划雏形。 本段殷历法为农历所沿用据徐广德研究员介绍，殷墟时期的自然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甲骨文的记载表明，殷人已能够准确地记录日食、月食和星象，并对超新星等天文现象有了较早的认识。 殷历法采取阴阳合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并采取增加闰月的方法，解决了与回归年实际太阳日的矛盾。 这些方法仍为中国现行的农历所沿用。 在数学方面，殷人已有了个、十、百、千、万等数字概念，并采用了十进位制。 在医学方面，商代晚期已能认识人类的10多种疾病，除用药物治疗外，还能应用针砭、按摩等治疗方法，达到了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表明，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空前发达，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工艺水平极高。 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如青铜冶铸、制玉、制陶、制骨、制车、纺织等都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其中这一时期的白陶、原始瓷等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殷墟出土的商代马车，已经使用了大量青铜构件，独辕双套双轮，结构精致复杂，体现出高超的机械、青铜铸造等复合技术。 殷墟时期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段殷墟的两处重要遗迹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 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 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殷墟，又名殷虚，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 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 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 ，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 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 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 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护。 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 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本段发掘过程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 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1928年到1937年，为了寻找更多的甲骨而开始进行发掘。 中央研究院组织考古队对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后来由于抗日战争而停止。 1950年后又重新开始发掘工作，到1986年已经对十几个点进行了20多次的发掘，获得了刻字甲骨15万片左右。 本段新发现殷墟发现的甲骨中已经辨认出5000多个单字，能够认出来的的汉字大约1700多个，甲骨文中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的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现代的汉字就是从甲骨文中演变而来的。 而且对于甲骨的研究，也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 目前所探明的殷墟范围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4公里，洹水从中间穿过，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 这一范围是商朝的青铜器和甲骨出土最为密集的地方，有许多遗址和墓葬，其中洹水南岸小屯村东北是殷墟的中心。 宫殿和宗庙都集中在这里。 他的外围是一些手工业作坊。 洹水北岸武官村一带则是历代商王的王陵，共发现了13座大墓，其中一座空墓推断是纣王所建，因为国破身亡不能入葬。 在陵墓中发现有很多的殉葬人群，体现了当时的丧葬习俗。 在王陵区编号1001的大墓中，殉葬了墓主生前一支不少于68人的田猎队、18匹马，殉葬的领队是贵族出身，因此这个领队自己还拥有两个殉葬者。 殉葬者最多的是王室宗庙祭祀坑，有近600人殉葬。 大多都是被斩首、腰斩、断肢甚至肢解后扔进来的，其中还发现有1周岁左右的婴儿也被殉葬。 1976年，在小屯村北面百米处，还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出土器物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同时还出土755件玉器，将近7000件海贝。 另外，在王陵的东边出土了司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 小屯村西北200米处有一条巨大壕沟，认为是人工挖掘的防御设施。 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 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 殷墟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 古老的洹河水从市中缓缓流过，城市布局严谨合理。 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的宏伟，出土文物的质量之精、之美、之奇、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不仅是全国，而且是东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87年在古老的洹水岸边修建了殷墟博物苑。 它占地100多亩，就建在殷墟的宫殿区遗址上。 它是依照甲骨文的“门”字形，用几根雕有商代纹饰的木柱和横梁结构而成。 苑中建筑由著名的古建筑家设计，严格地构筑在原建筑的遗址上。 每座建筑都采用了重檐草顶，夯土台阶，檐柱上雕以蝉龙等纹饰图案。 殷墟博物苑不仅展现了殷代王宫殿堂的布局与建筑，而且还具有园林特色。 同时，它也是集考古、园林、古建、旅游为一体的胜地。 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13日一致决定，将中国安阳殷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安阳殷墟由此成为中国第33处世界遗产。 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13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殷墟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对中国来说很不平凡。 童明康认为，相对于寺庙、建筑、石窟等可视性遗产而言，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申报世界遗产非常不易，因为很多东西都埋藏在地下，申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次申报成功说明，殷墟在文物保护和展示方面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世界的认可，同时也为中国类似文物的展示和保护树立了典范。 中国安阳商代遗址又名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 东起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南起刘家庄，北至后营，东北至三家庄，长约6公里，宽约5公里，总面积约24平方公里。 殷墟的总体布局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沿洹河两岸呈环形放射状分布，是一座开放形制的古代都城。 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 殷墟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 童明康说，殷墟作为中国重要的考古遗址是最早的都城遗址，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殷商时期的文字已相当成熟，所确立的古代都城制度、礼制、丧葬制度等也都直接影响后世几千年。 继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前一天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河南安阳殷墟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已有33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居世界第三位。 (新华社)后申遗成功门票：50元
中国流失海外文物众多 我们可以做什么？
这些天来，关于文物走私与回流的事件不断，美国政府前不久向中国返还了361件（套）流失文物，这些中国流失文物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近几年查获。 而在日本，一组西周青铜重器前天被撤拍，专家称被疑走私，警方已介入调查。
根据相关统计，中国流出的文物总数达一千万件。 在多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唐际根看来，除了这些年盗卖的文物必须追回，当年抢劫文物、征集文物者俱已逝去。 通过他们流失海外的文物仍然在遥远的地方滞留。 短时间内，流失文物不可能回归。 那么，当下还能够做些什么？
中国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
国际博物馆协会称，中国出境文物总量约一百六十四万件，分布在四十七个国家的两百余家博物馆（图一）。 中国文物学会据此提出另一组数字，认为从中国流出的文物总数达一千万件，是博物馆藏品的六倍。
（图一）收藏有中国文物的重要欧美博物馆分布示意图（图一）收藏有中国文物的重要欧美博物馆分布示意图由于涉及文物定义和信息不易获取等诸多困难，准确统计流失文物的数量其实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国际博物馆协会公布的数据是对各国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的统计结果，可以取信。 但除博物馆外，世界其他组织机构如基金会、图书馆、拍卖行，以及私人收藏家手中还有大量文物。 中国文物协会所指一千万件显然考虑了这一因素。 然而一千万件的惊人数据，似乎夸大了流失文物的数量。 回顾文物流失的历史，当年通过代理人征集和战争抢劫两大方式流出的文物，大部分进入了欧美各国的博物馆。 考虑到历史上还有一部分通过合法贸易、移民携带等方式出境的文物，我们将博物馆与博物馆以外的收藏估计为一比二，由此推测海外现存中国文物的总数大致在五百万件左右。
面对流失文物，“追讨”之声不绝于耳。 现存海外的中国文物是如何流出去的？文物在国外状况如何？我们要不要追索？如何追索？情绪的背后，需要严肃讨论。
你在他乡还好吗
（图二）女史箴图 东晋 顾恺之 绢本设色 手卷，高24.8 厘米，宽348.2 厘米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有瓷器、铜器、玉器、字画、木雕、甲骨、家具，甚至还有整体书房和整座墓葬。 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两朝，不仅时代完整，而且种类齐全。 《女史箴图》（图二）《捣练图》（图三）、《帝后礼佛图》（图四）、虎食人卣、《炽盛光经变图》《东魏南海观音像》、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许多流失文物早已成了人们念念不忘的“明星”。
（图三）捣练图 宋徽宗摹本 绢本设色 手卷，高37 厘米，宽145.3 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流失文物在国外境遇如何？
相信所有访问过欧美博物馆的人都会承认一个事实：欧美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绝大多数都享受着良好“待遇”。
博物馆的专家像保护其本国文物一样保护它、研究它。 专家们为文物编制底案、拍摄照片、清除病害、研究文物的背景内涵和历史价值。 精美的文物都出版有图录（catalogue），大部分文物还能定期向公众展览。 若遇文物流出国专家来访，收藏单位也都以礼相待。 有人说，许多流失国外的中国文物，很可能侥幸躲过了“文革”之劫。
必须承认，绝大部分流失国外的文物是安全的。
“回家”的理由
地球上有一道奇特风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排队到欧美博物馆中去看望自己国家的文物。 在国外面对中国文物，有如他乡遇故知。 相见时，难免内心骚动；离别时，则多一份牵挂。 尚未出国的，则憧憬未来相遇。
何不设法让文物“回家”？网络上，呼吁“文物回家”的声音铺天盖地，远远盖过其他声音。 迫不及待的部分国人甚至花费重金，开始了中国文物的境外“海淘”。 据说，近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半数以上是“回流文物”。
为什么要将流失文物带回家？大致理由如下：流失文物“见证了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文物留在国外“损害了民族自尊”，；文物回收后“在国内会受到更好保护”。 可见呼吁流失文物回归的背后，是敏感的民族尊严。
尽管从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寻找文物回归的理由，能够得到许多人认同，但并不够专业。
科学的回答应该怎样？
答案只有一个：文物需要母体。
（图四）皇帝礼佛图 北魏 彩绘石灰岩 高208.3 厘米，宽393.7 厘米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早年曾到中国征集过文物的美国人劳伦斯·史克曼（Laurence Sickman）事后反省说：“所有关心中国文化传统的人，都会更希望《文昭皇后礼佛图》浮雕依然留在遥远的河南省。 它在那里被创造，是宾阳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中国的西北，曾经是千里佛国，今天的新疆和甘肃却遍地散布着清真寺。 影响无边的伊斯兰信仰，早已占据汉时“西域”。 如果不是敦煌莫高窟的存在，谁还记得那里曾经佛教昌盛？倘若柏孜克里克和敦煌石窟坍塌，佛像尽皆运往欧美，繁荣的佛教历史，很有可能被彻底抹去。
文物离开母体，许多真相会随之消失。 文物离开母体一寸，价值就减少一寸。
也许全世界的文物都应该回到本国故土，但理由不是情绪，而是文物需要母体。 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工作要点”中提出加强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建设，推动文物追索返还取得新成果，应该是出自同样的考量。
道德与法律困境
有朝一日我们真的能拿回这些流失的文物吗？
2004年，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阿凯（Peter Ucko）教授主持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同情中国的阿凯教授在会议上抛出一个大胆的话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是否应该归还中国？
话题一经抛出，会场短时间变得鸦雀无声。 过了好一阵，有位华裔女士回应阿凯教授说，或许英国应该将部分抢来的文物归还中国。 这时候，有趣的一幕出现了：一名瘦高的英国绅士站了起来，先是大声表示“我不同意”。 然后缓缓地讲出了他的“理由”：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 文物存在的最大价值是记录历史。 是的，当年我们抢劫了中国。 保存在英国的许多文物曾经记录了中国的历史。 然而请不要忘了，当我们的士兵进入中国、抢劫到这些文物的一刹那，这些文物也和大英帝国发生了联系。 至少它们记录了我们的士兵抢劫中国的丑陋历史。 从这一刻起，它们既是中国文物，也是我们的文物。 所以我们有理由保存它。 ”
这番话，竟让人无言以对。
随后又有人附和这位人士，说保存在英国的文物，固然有当年抢劫的，但除此之外，更有许多是通过贸易输入的。当年合法购买的物品，今天成了文物，凭什么要归还给中国？
看来，笼统而不问青红皂白地要求文物回归，在这个会场上居然引起了“公愤”。
这还只是从道德角度讨论问题。 从法律层面看，问题甚至更为复杂。
法律如何界定流失文物“非法”和“合法”？围绕流失文物制定法律，不仅要考虑文物流失之初的复杂历史背景，作为国际法规，还要考虑到不同的国家都能接受。 因为只有所在国在法律文书上签字，这部法律才有意义。 截至目前，相关的国际公约及组织包括1954年的《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的“促进文化财产归还原属国或返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1995年的《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公约》、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2009年拟定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流失文物的原则宣言》草案。 然而，各个国家根据本国流失或流入文物的具体情况，结合自身利益考虑，对是否缔约进行了针对性的选择。
回顾“流失”之路
回顾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大致可归纳为六种方式。
战争抢劫
通过战争抢劫文物主要有三次，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二战中的日本侵华战争。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占据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并在园内大肆抢劫，火烧圆明园的同时，大量文物被劫持窃走，最终运回英、法本国。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京城的故宫、颐和园、圆明园、官衙、寺庙大肆抢掠，致使《永乐大典》等文物散失，难以计数的铜器、玉器、金佛被劫。
1937至1945年，日本军队攻入中国，占领中国大片领土。 期间，军中士兵及随军来华的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士，从中国带走大量文物。 瓷器、玉器、青铜器、绘画、书法、雕塑、漆器、丝织品均在其列。 例如其时已经名闻遐迩的河南安阳殷墟，便有大批甲骨、青铜器被掳走。 日本也因此成为中国之外收藏商代甲骨文最多、青铜器最好的国家。
代理征集
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基金会和私人收藏家通过代理人到中国征集文物的历史由来已久。 征集代理是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整个运作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他们通过中国境内的官员、商贩，或者直接到现场获取文物。
通过代理征集中国文物的热潮始于二十世纪初，终于中国政府颁布《古物保护法》的1930年。 这是中国文物流失的特殊方式。 征集代理们利用中国文物保护法规的空白，到中国境内以各种方式获取各种文物。 通过此种方式流出中国的文物不仅数量大，而且名贵文物极多。
1900年，八国联军抢劫圆明园的前两个月，道士王缘禄在中国西部的敦煌发现了著名的“藏经洞”。 洞内存放着大量佛经及其他古代文书。 嗅觉敏锐的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闻讯而来。 通过贿赂王道士，将洞内部分经书携带回英国。 此后，斯坦因成为英国征集艺术品的代理，多次返回中国“征集”文物艺术品。
与斯坦因类似的征集代理还有伯希和（Paul Pelliot）、华尔纳（Landon Warner）等人。 经过俄、法、德等国代理们的“征集”，藏有五万余件文物的“藏经洞”流失了四万余件，包括晚唐至宋初的官私文书、佛教经典及其他文献。 除“藏经洞”遭劫之外，敦煌的其他文物也频遭破坏。
1917年，美国颁布《税入法案》（Revenue Act），规定对给予非营利性机构的捐赠，免除其依据《联邦所得税法》缴纳的税额。 这条法案直接刺激了一批美国富翁将本该纳税的钱投入到支持博物馆征集藏品，来中国寻觅文物的征集代理迅速增加。
（图五）征集代理获取中国文物路线示意图（图中部分人物形象截自网络）服务于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华尔纳本来就是策展人，承担着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文物的任务。 1923年，华尔纳打着考古旗号来到中国，用胶水粘住敦煌壁画，整块揭取带走。 有的征集代理干脆长时间待在中国从事文物收集。 例如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征集文物的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他长期坐镇河南开封，通过与传教士甚至直接与中国盗墓者合作等方式，劫掠了大量中国文物。
图五所示，即二十世纪初征集代理获取中国文物的人物关系图和操作路线示意图（图五）。 当时派出征集代理的欧美收藏机构有大英博物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堪萨斯博物馆，以及收藏家布伦戴奇、洛克菲勒等。 敦煌、天龙山石窟、响堂山石窟、龙门石窟、洛阳金村、山西浑源以及山西永济永乐宫等，都是征集代理猎取文物的重点对象。
（图六-一）飒露紫 陕西咸阳昭陵出土 唐代，公元649 年 石灰岩 长207 厘米，宽43.2 厘米，高172.7 厘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图六-二）拳毛? 陕西咸阳昭陵出土 唐代，公元649 年 石灰岩 长207 厘米，宽44.4 厘米，高166.4 厘米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藏卢芹斋和日本人山中定次郞是与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关系极为密切的人。 卢芹斋本是浙江湖州人，赴法国后成为文物征集代理。 正是通过卢氏之手，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图六-一）和“卷毛騧”（图六-二）流入了美国（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 山中定次郞则常驻美国，曾雇人将著名的山西天龙山石窟中的佛教造像凿开运至国外，并于1928年出版《天龙山石佛集》一书，公布其所获的中国佛教中的40多件佛头照片。
非法走私
走私，是指在违背文物所在国法律的情况下，将文物携带至他国的行为。 如果所在国没有公布正式的文物法规，文物出境应不在此列。
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保护古物暂行办法》。 这部法规没有禁止国内的古物买卖，但规定国内一切古籍古物不得转售外人。 然而《保护古物暂行办法》属当时内务部制定的临时性部门规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法律。
中国的第一部正式文物法规是1930年由中华民国政府公布的《古物保护法》。 尽管当时限于舆论力量，社会各界对这部法律知之甚少，但于法律而言，1930年以后所有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而将中国文物运送出境的，已属违法。
事实上，要将1930年以前西方征集代理在中国境内从事的文物征集活动定义为“走私”也有一定难度。 因为当时的法律并未绝对禁止文物出境，只是为文物出境增设了若干条件。 如“从原属国出口考古文物，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属正当：（一）文物从其合法所有者手中合法取得。 （二）拿走藏品的任何部分，将无损于藏品之完整。 （三）文物原属国中无人有足够能力，或有意研究，或妥善保护它们；否则其行为不再属于科研考古，而是商业性故意破坏行为”。
即使从1930年算起，文物走私活动至今都未停止。 香港曾一度是文物走私的天堂。 由于白天有海警巡查，走私者们通常在晚上将内地文物运往香港。
移民携带
流失海外的文物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历史上奔赴海外的中国移民携带出境的。
中国人移民海外，始自十八世纪后期。 1784至1800年间，曾有商船往返美国东部与中国南方。 中国人到达美国的最早记录，便是这些商船招募的为数不多的华人。
十九世纪后，移民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 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随着美国西海岸淘金热的兴起，中国劳工开始成批移民美国。 截至1851年，奔赴美西的淘金客达两万五千人。 随着移民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难免会有移民将其物品携带出境。 这些物品若在境外保留至今，许多也成了文物。
合法买卖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便有商队沿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互通有无。 当时通过贸易方式出境的物品，今天无论在何地保存，均已经成为文物。
学术界平时常说的“外销瓷”，也属于通过合法贸易流失海外的文物。
六百余年前，一艘木制载满陶瓷、铜钱、香料的大型商船，从中国的庆元（今宁波）港出发，前往日本进行贸易。 行至中途，大风骤起，商船终于不堪重负，沉没在今韩国海域。 六百年后，这艘商船被韩国政府打捞，成千上万件精美文物陈列在韩国首尔博物馆供大众瞻仰。 倘若当年这批文物顺利到达日本，船上的物品按照今天的定义，显然也属于“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宋、明时期，商船出海，通过贸易的方式送至中国境外的文物，应大量存在。 参照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我们可以设想，一支明朝船队满载瓷器、茶叶和香料从泉州出发，抵达阿姆斯特丹。 好奇的荷兰人蜂拥而来，分享着东方精美的瓷器。 这些瓷器逐渐被欧洲人购买。
有学者说，“文革”期间，中国因文物定义不清，鉴定把关不严，管理也不到位，还有许多文物通过正规的国家文物商店“失误出境”。 但无论如何，当时只要办理了出境手续，流去的文物也属合法购买。
赏赐赠送
美国菲尔德博物馆的库房内，存放有一尊清朝大臣端方赠送的半身佛像。 佛像高约四十厘米，大理石雕制，佛尊面带微笑，神态安祥，品相极佳。 佛像背面，清晰写着系大清国重臣端方所赠（图七）。
（图八）端方外赠的佛像 唐代，公元726 年 大理石 美国菲尔德博物馆藏（? The Field Museum， Cat。 No。 ， Photographer Gedi Jakovickas）向外国人赠送特品，两千余年前便已有之。 日本福冈市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便是中国制造，由汉帝赏赐给日本倭奴国王的。 类似的由中国皇帝“赏赐之物”或当时中国友人赠送之物，在日、韩两国应该也有一定存量。
1907年，美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就拍卖过圆明园文物，据说也是中国宫廷赠送给她的。
返乡路线图
要实现文物“回流”，甄别文物流失的方式至关重要。
上述六种文物流出方式性质各不相同。 通过战争抢劫、非法走私出境的文物，道德上属于非正义占有。 中国作为文物流失国或可以保留追索权。 但真正实施追索时还需拿出证据，证明某件或某批文物系通过战争或走私方式流出。 否则追索权同样没有意义。
移民携带、合法买卖、赏赐赠送三种文物出境方式，道德上我们无法谴责，法律上我们也无法追索。 不问青红皂白呼吁文物回流，是一种简单粗俗的行为。
比较复杂的是通过征集代理方式出境的文物。 鉴于1930年以前（至少1916年以前）中国没有正式颁布过禁止文物出境的法律，能否对这些文物实施追索很难厘清。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即使征集代理当年将龙门的佛头斩首，也只需承受“破坏文物”的道德谴责。 倘若征集者为了文物实施了抢劫，则另当别论。 因为也许可以通过“抢劫案”定讼。
国际社会对于明火执仗的战争抢劫和走私文物，是明确反对的。正是基于这种明确态度，目前国际社会制定的适用于文物流出国追索文物的法律，主要针对三种情形：
一是武装冲突情况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性文件有一九五四年《关于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和2009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流失文物的原则宣言》；二是非法进出口（转让）的文物，相关法律性文件有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三是盗掘文物，相关法律性文件有1995年《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和2000年《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除上述文件外，中国政府还与十九个国家单独签定了围绕文物流失问题达成的双边协定。 如中美双方就文物出境所达成的协定。
法律性文件涵盖了战争抢劫文物、走私文物和盗掘文物的追索原则，同时也保护了通过合法渠道获取的文物不被追索。 按照国际法规，一些网友不问是非，恨不得要求所有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想法显得非常幼稚和不切实际。
有了法律的武器，追索成为可能，但实际操作仍困难重重。 文物流失国通过法律手段向文物现存国追索文物，前提是双方都签署了同一份法律文件。 即使如此，追索文物也非易事。 首先要确定追索目标，其次要证明追索目标是以法律所反对的方式流出国外。 例如证明圆明园兽首是被抢劫到法国的。 但历史长河可能早已洗涤了各种记录，要给出法律认可的证据谈何容易？或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并未向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艾尔伯特博物馆等中国文物收藏机构正式提出归还文物的要求。
当然也有法律干预之下成功实现流失文物回归的例子。 1994年，河北省曲阳县五代时期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被盗，墓内甬道侧壁的两件彩绘浮雕武士石雕像不翼而飞。 2000年，其中一件武士石像出现在纽约拍卖会。 根据1970年公约，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这件拍品被无条件地送回中国。 另一块武士石像随后也由美国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无偿送还中国政府。
比较意外的是，双边协定在当前文物回流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美双边协定每五年一签。 自2009年首签后，2014年续签。 续签并不顺利，期间与中国学者有过长期合作的美国考古学家文德安（Ann Underhill）等仗义执言，终于保证了这份双边协议持续执行。 据统计，中美双边协议执行以来，通过海关归还中国的文物达五万件。
然而双边协议的处理对象是最新发生的案件。 双边协议对于历史上因战争、走私和征集代理流出的文物仍然无能为力。 在难以真正实现追索的情况下，国家最常用的手段，是“叫停”某些来历存在问题的文物拍卖。 例如2016年11月，日本某机构计划拍卖一批中国文物。 其中有证据表明，被拍卖的文物系非法流出中国。 国家文物局致函日本，要求“叫停”这批文物的拍卖。
法律追索作为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流失文物回归手段，因执行难度大，难以满足国人对文物回流的渴望。 寻找其他文物回流方式，变得十分迫切。 争取文物持有人或相关人的捐赠，是实现文物回流的另一种手段。
2003年，国家印发《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规定，今后凡是文物收藏单位，以接受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等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这条免税规定，给海外捐赠文物创造了条件，表明中国政府鼓励捐赠。 然而捐赠这种需要缘份的手段，终究不会成为文物回流的主渠道。 购买是另一种选择。 近年，部分手握巨资的国人或机构通过市场手段，例如到拍卖会上购买某些特定文物，实现了部分文物的回流。 圆明园兽首、皿方罍（图八）都是近年通过拍卖手段获取的。 有数据显示，中国拍卖业复兴的二十余年来，通过拍卖回流的中国文物逾十万件。 然而通过市场竞拍方式买回流失海外的文物是否是理性的选择？有迹象表明，拍卖致使部分海外文物身价倍增，文物市场屡创高价。 更遭诟病的是，拍卖按盘，致使部分战争掠夺文物和走私文物几易其手后，“洗白”了肮脏的身世。 冷静思考，我们或许应该将用于竞拍的资金，花在国内日益消失的遗址本体保护上。
图八 皿方罍（器身） 湖南桃源出土 商代 器盖高28.9厘米，器身高23.6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把宽容留给历史
很难想象，小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的许多收藏，竟是为了博得迷人爱妻的莞尔一笑；佛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和霍尔夫妇（Andrew and Christine Hall）收藏中国文物，是为了有朝一日在美国开办具有东方文化气质的学校；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收藏中国文物，缘于他相信甲骨文的主人也信上帝（商代甲骨卜辞中契刻有“帝”字）；而中国官员端方从事收藏，甚至是想在北京建成一座博物馆。 他们似乎是一群有趣的人。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幅形象。 替博物馆寻觅文物的征集代理由于知识短缺，所以才会用胶水揭取壁画，犯下愚蠢的错误；他们贪婪粗鲁，不惜凿下龙门的佛头回国换取美元；受到批评时，他们还会巧言辩解。
1940年，华尔纳这样反驳人们的批评：“如果我们因购买浮雕碎块遭受批评，那么我们为拼接它们付出的热情、劳动和美元当使批评者哑口无言。 我们是在为中国事业服务。 我们比任何中国人都付出得多。 ”
卢芹斋说：“一想到我是将国宝贩卖到海外的主要人物之一，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们唯一想申辩的是，这些文物没有一件是抢来的，都是在公开市场和其他买家竞争买来的。 中国的确失去了自己的宝贝，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艺术没有国界。 造像走向世界，被学者和公众欣赏，这样做，对中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任何在世的外交大使。 通过艺术，中国可以更好地被外界认识。 因为持久的动荡，在其他国家，我们的文物可能会被保存得更好。 这些外流的文物会成为让世界认识我们的古代文明、文化的真正的信使，这样，更有利于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爱和理解。 ”
我们无法谅解他们当年的作为，更要谴责他们无益的狡辩。 但挨板子的还应该有中国人。
征集代理在中国活动期间，往往会花钱雇佣中国人帮助其取得文物，中国人扮演的是凿窟盗墓、直接毁灭文物的角色。 有些中国人显然比国外征集代理更加贪婪和无知。 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时，曾在热瓦克佛寺发现了几十尊非常漂亮的泥塑佛像，因为当时拿不走，他给这些佛像拍照、记录之后，用沙子掩埋起来，希望它们不受破坏。 当地人看到斯坦因对这些泥塑佛像如此珍重，以为佛像里有金子，等老外走后，就把所有的泥塑挖出来，“开膛剖肚”，将全部佛像砸个粉粹。
然而无论给予怎样的评价，当年抢劫文物、征集文物者俱已逝去。 通过他们流失海外的文物仍然在遥远的地方滞留。
短时间内，流失文物不可能回归。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坦然接受本国文物寄居海外的现实，以宽容心态思考如何利用海外流失文物服务国人，或许是当下最具意义的工作。 与海外藏家共同研究、合作展览，甚至创建全新的网络博物馆皆可是选项。
文物是曾经的生命，让我们感受它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