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10月25日，“东坡大家讲”继续开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衣若芬和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曹逸梅，以及此次讲座的学术主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翟晓楠，三名女性学者将共谈《东坡的大众传播与误读》。
《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是苏东坡众多代表作中的两部，其中有诸多经典的语句，值得反复品味。
但是，在这两部旷世名篇里，有两处争议在近年来备受关注。其一是《前赤壁赋》中的“沧海一粟”，其二是《后赤壁赋》中的“梦一道士”。
在讲座中，三位学者专门提到了这两处争议。
“沧海一粟”还是“浮海一粟”？
人们对于“沧海一粟”的熟悉，就来自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苏东坡写到“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这个短语也由此得名。
但，如果翻开苏东坡亲笔手书的《前赤壁赋》，人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难道是我们的记忆又出错了吗？还是课本又改了？
如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幅苏东坡亲笔手书的《前赤壁赋》，帖中原文所写并非“沧海一粟”，而是“渺浮海之一粟”。“沧海一粟”让读者可能感觉到个人在这浩瀚世界面前的渺小；而“浮海一粟”更多是彰显了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有一种在世间漂泊的无力感。
疑是后人抄写笔误，才造成了这千百年来的误会。
衣若芬教授解释道：“‘沧海一粟’的‘沧’代表的是绿色，跟浮动在大海当中那粒粟米相比，更能够显示苏东坡在炼字的‘精到’。”
“梦一道士”还是“梦二道士”？
相似的例子也出现在了《后赤壁赋》“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
关于“梦一道士”，也曾引发了激烈讨论。有学者认为，这里应为“梦二道士”，文章前面明确提到了苏东坡跟两位道士一起出行。
“这里应该是文本的问题。人们可以在一些收藏在日本的苏东坡早期的集子里看到，上面写的是‘梦二道士’。”衣若芬教授说，“如果我们用文图学的方式，把图像跟文本，包括宋代的早期的版本进行对照，我们会知道是‘梦二道士’。事实上，在赵孟頫抄录的《后赤壁赋》的书法作品中，也是写着‘梦二道士’。”
“南宋的理学家朱熹其实也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自己读到《后赤壁赋》上面写着‘梦二道士’，感觉有点奇怪，可能是笔误，应该是‘一道士’。”衣若芬教授认为，朱熹并不完全理解苏东坡，以为是抄错了，但实际上是朱熹错了。
不理解苏东坡的并不仅仅是朱熹一人。《后赤壁赋》到了明代之后，开始大规模出现“梦一道士”。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非常喜欢《赤壁赋》，因此他反反复复画了好多次前后赤壁赋图卷，也抄了许多次《赤壁赋》。在他的作品中，“梦二道士”就已经变成了“梦一道士”。明代大量的刻书中，也是“梦一道士”，由于明代刻书业的蓬勃发展，因此“梦一道士”的影响就持续到了现在。
中国书法的历史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汉字的书写艺术，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
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 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
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纯档缺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 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
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经历宋、元、明、清，中国书法成为一个民族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民族文化的永恒魅力。
扩展资料：
书法史上的著名字体：
1、隶书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
根据出土简牍，隶书始创于秦朝，传说程邈作隶，汉隶蠢基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上承篆书传统，下开魏晋、南北朝，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2、楷书
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 由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横平竖直。 《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 这种汉字字体端正，就是现代通行做辩的汉字手写正体字。
楷书也是一种官名。 《新唐书·百官志二》记中书省史馆有楷书二十人，写国史楷书十八人。 楷书作为官名也称作楷书手，掌缮写之事，在同一机构中并置，因具体分工有所不同。 《通典·职官二十二》记楷书手为流外勋品官。 宋代无楷书手之称，惟称楷书。
文化苦旅每篇的好词好句 如：道士塔好词： 好句： 莫高窟好词： 好句：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 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 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 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悔虚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 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 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 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 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 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 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 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 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 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谢才6岁。 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 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 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 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跻身在里边。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 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 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 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 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 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 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誉游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 ”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 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碧旦岭到了。 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 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 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 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 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 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匮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 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 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 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 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 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 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 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 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 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 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 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 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 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 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 但是，仅仅过了19年，当他1912年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 牯岭已是：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 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 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 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 ”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 本世纪20年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 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 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 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 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中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 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中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钟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 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 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 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 那便是三叠泉。 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中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 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 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 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 在走向三叠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 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 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 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 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 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 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 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代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叠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叠，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 ”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 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代，把三叠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叠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 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 “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 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 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叠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 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吕岩，杨万里，辛弃疾的资料
1、吕岩，也叫做吕洞宾。 唐末、五代著名道士，号纯阳子，本名绍先，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四月十四日巳时，出生于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芮城）。 自幼好读，淹博百家，但三举进士不第。 武则天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已四十六岁的吕绍先赴终南山中修道，改名喦，字洞宾。 其后遍游山水，传道度人，五十三岁归宗庐山，六十四岁上朝元始、玉皇，赐号纯阳子。
唐宋以来，吕洞宾与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并称“八洞神仙”。 在民间信仰中，他是八仙中最著名、民间传说最多的一位。
著名诗作：《牧童》
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
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
2、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男，汉族。 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 南宋杰出诗人，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四大家”。 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其为“诚斋先漏迟生”。
著名诗作：《小池》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 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别号稼轩，汉族，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 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一生力主抗金。 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 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 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著名词作：《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网络。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拓展资料：
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就已沦陷于金人之手。 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出自《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 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 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早坦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
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陆搜桐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 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当街游行示众，后砍头）。
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
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
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 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 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 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 使他的官职最高为从四品龙图阁待制。
淳熙七年（1180年），41岁的辛弃疾再次任隆兴（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拟在上饶建园林式的庄园，安置家人定居。 淳熙八年（1181年）春，开工兴建带湖新居和庄园。 他根据带湖四周的地形地势，亲自设计了“高处建舍，低处辟田”的庄园格局，并对家人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因此，他把带湖庄园取名为“稼轩”，并以此自号“稼轩居士”。 并且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
果然，同年十一月，由于受弹劾，官职被罢，带湖新居正好落成，辛弃疾回到上饶，开始了他中年以后的闲居生活。 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福建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开禧三年（1207年）秋，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都承旨，令他速到临安（杭州）赴任。 但诏令到铅山时，辛弃疾已病重卧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 同年九月初十（10月3日），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和爱国之心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据说他临终时还大呼“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 朝廷闻讯后，赐对衣、金带，命其以守龙图阁待制致仕，特赠四官。 绍定六年（1233年），追赠光禄大夫。 德祐元年（1275年），经谢枋得申请，宋恭帝追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