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本次调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具体行动，将获得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新数据。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24年10月11日国家统计局正式批准了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制度和方案。本次调查将抽取150个监测县、1500个社区（村居），调查样本30000人，调查内容将聚焦影响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了解家庭在生育养育方面的现实困难和需求，全面分析“不想生、不敢生”原因，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有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促进生育政策落地见效提供科学依据。
卫健委分析生育意愿降低原因是什么？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 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 “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40万人，2020年同比减少366万人。 另一方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减少。
2006-2016年，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到26.3岁和26.9岁，20-34岁女性在婚比例从75.0%下降到67.3%。
此外，全国结婚登记人数连续7年下降，从2013年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减少40%。 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 目前，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低10%。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 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
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没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有34.3%，其中降幅超过一半的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际多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 受疫情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消。 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与2019年同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三孩生育政策的影响：
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 20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0%，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值水平。
以上内容参考 北晚新视觉－很多家庭想生不敢生？国家卫健委分析：经济负担重成主要原因
为何是三孩不是全面放开?专家解读 原因是什么？
为何是三孩不是全面放开？专家解读 原因是什么？引言：探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期，中国政府宣布放开三孩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并非全面放开，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疑问。 本文将对为何三孩政策没有全面放开进行解读，并分析相关原因。 一、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增长，以缓解资源压力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保障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三孩政策没有全面放开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这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将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更大的压力。 三、教育资源与家庭压力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是限制三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教育资源相对有限，尤其是一线城市和发达地区。 如果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将对教育资源的分配产生更大的压力，可能导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进一步加剧城乡教育差距。 此外，家庭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养育孩子需要巨大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三个孩子的养育压力可能过大。 四、社会观念与生育意愿社会观念的变化也是三孩政策没有全面放开的原因之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家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对于生育的意愿逐渐降低。 此外，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升，也使得她们更加注重自身的职业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对于生育的压力也相应增加。 结论：综上所述，三孩政策没有全面放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与社会保障、教育资源与家庭压力、社会观念与生育意愿等因素共同作用，制约了政策的全面放开。 在制定和调整人口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衡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
辅助生殖技术需求飙升，我国每年约 30 万名试管婴儿诞生，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随着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相继放开，尽快提升出生率、提高人口质量不再仅是家庭事务，而是关系国家命运前程的重大决策。 在我国，由于不孕不育发病率上升、高龄生育困难等各种因素，生育意愿与生育结果无法匹配的情况愈发多见。 越来越多的有生育意愿的人士尝试通过人工干预的生殖辅助手段，生育后代。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每年开展辅助生殖例数最多的国家。 我国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为更多家庭带来幸福与希望。 生殖辅助技术的普及也始终伴随着苦恼和来自大众的误区。 未来，消除认知误区、完善保障机制，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被忽视的“不能生”群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人，处于较低生育水平。 除了“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也是不少家庭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辅助生殖需求仍然很大，是保障我国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重要手段。 今年34岁的山东韩女士求子11年，过程历尽坎坷，精神和情绪数度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最终，她和丈夫决定求助试管技术。 今年4月，经过促排卵、取卵、移植等一系列艰辛的过程，韩女士终于怀孕。 根据北京大学乔杰院士团队的最新全国生殖健康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结果，2007年至2020年间，我国不孕发病率已从12%升至18%，每年约有30万名试管婴儿诞生。 据统计，目前我国治疗的总周期数已超过100万周期/年，成功率已基本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有迈向更高水平的趋势。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经批准开展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医疗机构共523家。 尽管如此，各地之间医疗资源仍待进一步平衡，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每百万人口体外受精治疗周期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治疗数量较低。 2016年，重庆市遗传与生殖研究所实验室首次向媒体开放 唐奕 摄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推广，一些乱象和误区也频频出现，对公众健康乃至社会伦理构成威胁。 例如，中部地区某知名医院生殖中心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因为医院的生殖专科在全国名列前茅，吸引了来自周边省份的诸多患者，一些民营机构打起了“傍名牌”的主意，在医院边办起了真假难辨的多家生殖中心。 有的民营机构借做试管婴儿之名，违规选择胚胎性别。 有的患者做辅助生殖主要不是为解决生育困难，而是想人为获得双胞胎。 从辅助生殖技术的开展来看，公众的生育观念正普遍趋于科学、理性。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兼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李蓉表示，尽管如此，仍有许多患者对生殖辅助技术存在认知误区，应当引起重视。 2016年，重庆首次对外开放“试管婴儿”实验室，工作人员在显微镜下对胚胎进行操作 唐奕 摄——及早筛查。 一些患有不孕不育的夫妻在接受包括试管婴儿在内的辅助生殖技术前，往往走了不少弯路，其中很多人甚至忽略了婚检与日常体检。 有临床医生表示，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花了很多钱寻求偏方，接受了非正规治疗，等到去医院做正规治疗时发现钱已花光。 另外，试管婴儿技术并非“万能药”，比如在女性年龄超过40岁后，成功率会明显下降，显示出及早治疗的重要性。 ——控制多胎率已成国际共识。 近年来，生殖领域专科医生普遍发觉：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渐放开，公众对试管婴儿技术的期待也在不断调整。 由于植入的胚胎发育阶段不同、移植成功率不同等原因，每次往往会给女性移植1到2个胚胎，这就造成试管婴儿产生双胞胎的概率比自然怀孕更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希望借做试管婴儿的机会生“双胞胎”，甚至最好是“龙凤胎。 ”李蓉介绍，学界公认单胎妊娠比多胎妊娠更为安全，因此辅助生殖应尽量控制多胎率已成为国际共识。 ——不必盲目追求新技术。 近年来，不少民营辅助生殖机构和海外机构都打出“三代试管”等广告吸引客户。 事实上，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即指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主要用于排查染色体异常和明确的家族单基因遗传病。 “‘三代试管’对技术的要求很高，国内有资质开展治疗的机构并不多，且遗传诊断需从胚胎上获取少量细胞进行检测，也可能对胚胎安全构成一定潜在风险，因此没有明确的单基因遗传病或怀疑染色体异常的夫妻，不必盲目追求‘三代试管’，可根据医生建议因地制宜，并在怀孕后按规范进行产前诊断。 ”李蓉表示。 3期待法律“高门槛”，补贴“低门槛”按照治疗难度和方案的不同，辅助生殖技术的花费少则几万元，多则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为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李蓉告诉记者，生殖辅助治疗中，近两年可供选择的国产促排卵药物比例逐渐增加，打破了以往进口药物占主导的局面，能为患者节省约20%的费用。 随着全国各地生殖医学中心不断提质增量，更多患者首选就近治疗，来知名机构治疗的患者则多属于情况复杂难治，如此一来，优质医疗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应用。 “当下，我国的生殖辅助技术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医学仍然有很多未知领域。 ”李蓉表示，在全部不孕不育患者中，有约5%到10%的患者始终找不到明确病因，即使采取了生殖辅助技术，一些人仍无法顺利生育。 希望公众能够对医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有正确的认识。 半月谈记者与许多尝试辅助生殖的夫妻交流后发现，当事人几乎都承受着来自经济和心理的巨大压力。 其中约一半女性因治疗需求常年奔波在外没有工作，身体的痛苦和悲观的情绪导致家庭陷入阴霾。 对此医患一致呼吁，倡导健康的生育观念，完善对生育困难群体的支持，增加对生育困难者的心理疏导与关怀尤为重要。 尽管目前辅助生殖技术没有被纳入医保，但在一些地方，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爱正通过公益援助等形式开展。 例如，浙江、陕西通过设置公益基金等方式，对“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予以适当补贴。 近年来，一些非法机构动起了“代孕”等歪脑筋，部分农村地区甚至出现了“代孕致富”之风，对妇女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也助长了不良的社会风气。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提出严厉打击代孕等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