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陈子帅】编者的话：10月10日，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推出新款人工智能（AI）芯片，直接瞄准英伟达的数据中心图形处理器（GPU）芯片。GPU被认为是AI关键基础设施之一，是AI算力的支柱。有受访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随着GPU等芯片重要性的不断凸显，传统地缘政治正在被重塑为“芯缘政治”（芯片地缘政治）。还有观点认为，随着生成式AI技术的发展，我们将迎来一种“生成式世界秩序”，而这一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GPU。为了获得在芯片和算力领域的优势，不同国家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而美国企图用“小院高墙”围堵中国的做法，则被证明将进一步推动中国芯片产业的自主发展。
“计算北方”“计算南方”和“计算沙漠”
图形处理器（GPU）已成为AI行业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支柱。根据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和美国Medium科技博客网站上的文章，最初被用于快速生成和显示复杂3D场景和图像的GPU，具有并行处理能力，可以同时进行数千个操作，这使它在渲染图像以及进行复杂数学计算方面特别有效。除了生成图形场景，包括深度神经网络等在内的许多机器学习技术，严重依赖于各种形式的矩阵乘法。这些操作非常适合并行处理，可以通过GPU快速地进行。
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学和数字社会研究学教授莱赫登维尔塔在牛津互联网学院网站发文，举例说明GPU在训练AI工具方面的重要性。文章称，训练大语言模型ChatGPT所需的计算能力以及计算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普通高端计算机中的GPU芯片需要大约288年才能完成一次训练运行。为了取得进展，据说OpenAI使用了1万个GPU来开发ChatGPT，才将该工具的训练时间从几百年缩短到几天。
一家国产GPU芯片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坚告诉《环球时报》记者，99%的AI训练依赖GPU进行计算，如果一个国家缺乏GPU算力，那么其发展AI的速度就会降低。据阿联酋《海湾新闻》网站报道，随着GPU在AI技术的开发和部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对科技行业未来发展轨迹的影响是持久的。这也有地缘政治影响，因为AI技术现在很多被用于增强一国的军事能力。
然而，各国在GPU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美国《时代》周刊网站近期发表了一篇独家报道，称莱赫登维尔塔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在强大AI芯片的所有权方面存在巨大鸿沟。这位英国学者根据芯片能力将全球分为三大地区，包括拥有最先进芯片的“计算北方”、拥有一些适合运行但不适合训练AI系统的老式芯片的“计算南方”，以及根本没有芯片可用的“计算沙漠”。
2024年7月4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图为观众体验虚拟现实技术。（视觉中国）
根据莱赫登维尔塔等人的研究，作为AI世界的关键基础设施，GPU高度集中在30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公共GPU集群。在拥有GPU能力的数量上，中国领先于美国，但最先进的GPU高度集中在美国。美国有8个“区域”可以租用英伟达的H100 GPU，这是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的芯片。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区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这类GPU，只不过意味着云企业说它们没有任何H100 GPU的地点位于中国。
除了国家和地区外，不同企业在GPU等高端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方面，也存在很大的能力差距。据《海湾新闻》网站、美国CNBC网站等媒体报道，英伟达占据了大约80%的GPU市场。该公司市值的飙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市场对其GPU的需求不断增长。一些专家将英伟达在AI芯片市场的地位形容为“护城河”，它凭借H100等旗舰AI GPU产品，在竞争中抢占了先机。
多位国内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英伟达主攻芯片设计领域，英特尔以及韩国三星是设计和生产都能做，而台积电已经成为全球芯片代工制造服务的龙头。张坚介绍说，在高端GPU制造方面，技术最先进的是台积电，其次是美国的英特尔以及韩国的三星公司；从芯片设计角度来看，美国毫无疑问是最顶尖的国家，中国可以排在第二位。
“AI将重塑国家间的力量平衡”
《芯片战争》一书的、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米勒曾表示，强大的芯片是全球地缘政治舞台上的“战略商品”。莱赫登维尔塔在题为《在AI背后，庞大的基础设施正在改变地缘政治》的文章中称，研发和操作前沿AI技术需要大量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可能具有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影响。比如在英国，如果想要获得数千个GPU，只能去美国公司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在英国设立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这意味着，在地缘政治层面上，英国可能缺乏以符合其目标的方式引导前沿AI发展的自主权。《海湾新闻》网站的上述文章表示，GPU等AI基础设施的战略重要性导致各国优先考虑技术主权，强调对这些设施的控制，以保障国家安全和创新能力。
“不断发展的AI技术，正在将传统地缘政治重塑为新的‘芯缘政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梁怀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作为AI技术底座的电子甚至光子芯片，正成为可能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话语权失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同国家在芯片等AI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芯片对世界秩序的空前重塑作用。总体来看，其影响主要体现为拓展世界秩序的空间指向、强化芯片领域盟友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拉大世界秩序的极差、增大世界秩序的不稳定性。
《时代》周刊认为，各国和不同地区在GPU等芯片领域的能力鸿沟，不仅对新的地缘政治竞争具有重要意义，还对AI治理或者说哪些政府有权力监管AI的构建和部署，具有重要意义。莱赫登维尔塔认为，如果运行或训练AI的实际基础设施位于某国领土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可以强制实施规范。相较之下，对AI基础设施没有管辖权的国家在立法方面的选择更少，从而受制于一个由他人塑造的世界。
高盛全球研究所全球事务总裁兼联席主任科恩等人此前在网上发表题为《生成式世界秩序：人工智能、地缘政治和权力》的文章，称“AI将重塑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已经成为各国共识。与此同时，新的参与者正在崛起。那些“地缘政治摇摆国家和地区”，即有能力、有机构，而且越发有意愿在全球舞台上展示自己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能力影响AI技术及其发展和应用。还有一些新兴经济体，如果它们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和制度，也有可能从AI的发展中获益。此外，在创造一种能够造福全人类的类人智能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才、资源以及声音同样至关重要。
科恩举例说，虽然欧盟的AI公司数量和规模都小于中美，在AI领域的领导潜力也有限，但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具有重大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影响。另一个例子是，阿联酋推出了雄心勃勃的AI战略，并在2017年任命了全球首位AI部长。阿联酋的布局对于全球4亿阿拉伯语使用者和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尤为重要，该国有能力影响全球数十亿消费者。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对于哪些国家和力量能够决定全球AI发展的走向，不同学者持有不同意见。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学者黄郑亮说，在AI领域，某些掌握不可替代性技术的国家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些国家的综合实力可能并不突出，但在关键领域却足以影响全球格局。比如荷兰，通过垄断全球光刻机供应，决定了全球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布局。不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学者翟一鸣认为，在AI领域，未来真正能起决定性作用的、能影响发展态势的还是中美这两个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影响效力有限。梁怀新则表示，与传统地缘政治相比，AI更加考验联盟体系的作用。在芯片领域中美两国谁能够最终引领国际格局发展方向，就看谁能够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吸纳更多第三方国家参与到芯片生态体系的建设之中。
“中国正用实际行动消除数字鸿沟”
“随着ChatGPT于2022年11月30日公开发布，这个时代的地缘政治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了碰撞。”科恩等研究人员在其所发表的文章中表示，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表明，现在世界迎来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时期。与此同时，我们正在经历的可能是自互联网出现以来最重要的创新：生成式AI的兴起。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影响，一个“生成式世界秩序”将会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生成式AI技术对GPU的依赖仍然很大。认识到这一点的多个国家，都在寻求建立自主可控的芯片产业或计算体系。据印度《经济时报》今年5月报道，该国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的高级官员透露，印度政府将动用该国12.5亿美元AI计划的一半资金，搭建至少一万个GPU的计算能力。该媒体在4月还报道称，印度政府可能会与英伟达等私营公司合作，从它们那里采购GPU，并以补贴价格提供给印度的初创公司、学术界和研究人员。有专家表示，由于印度没有自己的GPU，许多人选择访问设立在国外的此类云设施，而印度政府的AI计划有望保障数据主权。
莱赫登维尔塔介绍说，法国于2009年启动了首个“主权云”项目，但它从未获得广泛采用，并于2020年因失败而被关闭。2021年，法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可信云”计划，由泰雷兹公司和Orange电信公司负责，但与谷歌和微软合作。德国新的“主权云”同样是由当地公司与谷歌和微软合作提供的。名义上，这些国家的“主权云”由当地公司控制，但实际上，它们仍然是美国超大规模企业技术供应链的一部分。
尽管美国企业在GPU产业拥有巨大优势，但美国政府为了确保其技术霸权，不断对中国进行围堵。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近期报道，美国和日本接近达成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的协议。9月5日，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和安全局宣布，将更新量子计算、半导体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出口管制清单。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期又通过了至少4项有关收紧出口管制的议案，大幅强化相关政策法规。
“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的管制只是略微减慢了中国的技术创新，但推动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发展。”日本半导体行业研究机构TechanaLye的社长清水洋治这样说。张坚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美国在高端芯片上收紧了对中国的出口，“短期来看，这对我们是一种冲击，但长期来说，这有助于我们的独立发展”。他向记者透露，他们公司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产品，计划做到能与英伟达H100 GPU进行对标。
翟一鸣认为，西方霸权在技术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拒绝非其盟友伙伴国家突破芯片等领域的“技术红线”，意图使其竞争者陷入一种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技术困境中。反观中国，无论是在芯片还是其他领域，始终通过各类途径帮助相关国家发展，让其共享技术红利。中国正用实际行动消除数字鸿沟。
黄郑亮表示，中国完全有能力引领全球芯片产业发展，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将有助于中国芯片产业实现成本和市场收益的最优化。目前我国芯片企业正在积极布局东南亚、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国家，愿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共同促进芯片产业的发展。
艾尔登法环剧情解析深度
艾尔登法环的世界构架
艾尔登法环的世界希朗德是一个由数个不同区域组成的广阔土地，这些地区不仅地理特征各异，而且还有着各自独立而复杂的历史和文化。 游戏的核心剧情围绕着艾尔登法环（Elden Ring）这一神秘的法力来源展开，艾尔登法环是维持希朗德秩序与力量的关键，直到其被神秘力量破坏。
世界背景与初期设定
在希朗德，法环的破碎导致了称为碎片战争的混乱。 多个势力为争夺碎片和重新掌控法环的力量而相互争斗。 各派系领主各怀鬼胎，加之外来者的介入，使得整个希朗德充斥着刀光剑影和权谋斗争。
主线剧情解析
玩家的角色与使命
作为无名的苦难者，玩家在游戏中被赋予了寻回并修复艾尔登法环，从而成为艾尔登领主的使命。 这个旅程非常艰辛，因为他们不仅要对抗因法环破碎而失去理智的原领主和其追随者们，还要面对其他竞争对手和神秘的学派力量。
关键地点与事件
玩者将在旅程中探索广泛的地区，包括雾之城、日陨塔、风暴塔暴风之山等关键地区。 这些地点不仅各具特色，而且常常藏有线索，帮助玩家逐步解锁剧情和世界的历史。
人物角色与派系解析
玛琳尼亚（Malenia）的悲剧
玛琳尼亚是游戏中最具标志性的角色之一。 作为一名苦难者，她是唯一继承了血毒之力的战士。 她的故事显示了希朗德混乱世界中个体悲剧的缩影，她最终为了控制自己的力量，选择了与其兄弟、兰德尔（Rennala）的一场悲惨战斗。
德尔提斯王朝的盛衰
德尔提斯王朝曾一度是希朗德最强大的王朝之一，他们与法环有着深厚的联系。 法环破碎后，王朝也随之衰败。 权力的斗争和衰落逐步揭示出人性的弱点和贪婪。
神灵与灾厄
希朗德的神灵代表了更高的权力和秩序，但它们也并非全知全能。 它们的行动和决策常常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甚至是灾难，反映了神话中常见的天意不可违反的主题。
剧情象征与深层意义
搜索与征服的循环
艾尔登法环通过玩家的冒险，反映了人类不断搜索与征服的循环，无论是对权力的追逐还是对未知的探索。 这一循环往往伴随着破坏与重建，象征着无休止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环的象征意义
法环不仅是游戏世界秩序的源泉，也象征着完整性和永恒。 其破碎代表了世界的混乱和不完整，也反映了人类世界中的断裂与冲突。 玩家的任务是恢复这一完整性，象征着修复和治愈的过程。
艾尔登法环的剧情不仅仅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它深刻地探讨了人性、权力、神秘和自我发现的主题。 通过这个充满挑战的旅程，玩家不只是在完成一个简单的游戏目标，更是在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探索和世界观的建立。 希朗德的广阔和复杂象征着我们自己世界的广阔和复杂，而玩家的每一次选择和决断，都在不断地塑造这个世界的未来。
全球竞争体制下的公司法改革简介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大公司的丑闻频发、经济的长期低迷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引发了全球对公司结构与治理模式的深度反思。 这股反思的浪潮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法改革进程。 在中国，随着我国公司法实施已接近十年，立法机构适时地将对公司法进行修正作为工作重点。 此次改革的显著特征是，它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全球，旨在强化公司的竞争机制，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 改革的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国内公司的运营效率和透明度，还在于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规则体系，确保企业在国际舞台上公平竞争。 这包括但不限于强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强化金融监管以及增强对公司行为的法律约束。 在全球竞争体制下，公司法的改革成为各国共同应对经济挑战，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拜登能让国际经济秩序变好吗？
原标题：视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这样的拜登和美国能让国际经济秩序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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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历史 经验，美国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内向”的保护主义时期。 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机制“空转”。 不少人对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开放的经贸政策的期望可能会落空。
文/王 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民主党拜登政府刚刚上台不久，内外政策尚未定型。 一些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于拜登治下的美国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美国真正回到多边主义的道路上来，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下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但是特朗普执政四年后的美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朗普虽然离开了，但特朗普煽动起来的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情绪与势力依然存在。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 部分欧洲人对拜登本人与其执政团队的期望恐怕将落空。
拜登在2月4日发表的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指出，“外交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 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 推进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振兴上。 ”显然，这一将国内外事务一体处理的原则将成为拜登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
（美国总统拜登 新华社/美联）
首先，拜登本人的理念与民主党的执政理念业已发生很大变化。
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民主党从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政党逐渐变成为一个主张自由贸易与开放投资的政党，民主党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但是，美国经济参与全球化的弊端逐渐显现，主要是制造业就业规模大幅度萎缩，美国经济出现国际化、服务业化与金融化的特点，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没有改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 特朗普抓住了机遇，拼命打“美国优先”，不断攻击自由贸易与中国，最终成功当选。 特朗普上台加之四年操弄，改变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主导势力。 在特朗普政府的推动之下，美国民众普遍认为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使得美国吃了大亏，支持美国打贸易战的民众比例上升。
为了获得大选的胜利，民主党也接过民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旗帜。 民主党过去支持自由贸易，主要是支持美国大资本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现在迫于国内舆论环境的变化，拜登政府主张所谓的“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政治现实与理念转变注定美国拜登政府将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向服务于美国现存利益目标的方向演变。
其次，美国推动的任何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都将受到国内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制约。
美国政治当前出现了几十年未曾见到的现象，即民主、共和两党为了选举的利益与权力地位，都在打经济民族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牌。 美国政治极化的现象日趋严重，两党围绕内外政策进行斗争，美国上层精英与中下阶层之间紧张对立。 政治极化的动因来自于美国的政治体制与选举制度。 两党考虑的重点不是建立共识，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挑战，而是着眼于两年后的中期选举以及4年后再一次的总统大选。
尽管选举时间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时期，特朗普仍然获得7400万张的普选票，可见美国民意的分裂与基本倾向性。 美国的政党政治与国会立法政治将制约未来4年拜登的国际经济政策。
（围栏后的美国国会山 新华社/美联）
第三，拜登政府上台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策有可能继续得到执行，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
特朗普从2018年开始利用贸易战，试图将部分生产搬回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进而重组全球供应链。 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让特朗普政府找到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理由加快推进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将医疗防护物资与药品生产将搬回美国。 疫情期间中国制造展示了强大的适应能力与供应能力，使得不少美国政客决心将生产搬回美国，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 从目前情况看，拜登政府将延续类似于特朗普政府的路线，“公共卫生”安全加上与中国战略竞争的理由将推动“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的“美国优先”政策。 拜登政府的政策将会看起来温和一点，也可能会找到一个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包装”，但其政策骨子里有可能是一个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式”的对外经济政策，至少在短期之内将会如此，这是由美国国内政治导致的。
拜登政府将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加大对创新与高 科技 产业的投入，同时加强关键原材料获取的本地化。 美国将加大对稀土生产与研发的投入，将有关企业和技术迁回美国，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 芯片、导弹、雷达等高精尖产品都需要稀土。 拜登政府一部分人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与中国爆发大规模战争并不是不可想象的，美国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 当然，这是一种最坏的结果。
第四，拜登政府对地区贸易经济一体化可能采取消极的政策。
不少人对拜登寄予希望，希望他能够重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继续支持美国积极参与、甚至领导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由于受到竞选承诺的影响，拜登政府难以在短期内重回CPTPP和其他的地区贸易自由化协议。 拜登本人明确表明，在短期之内将不会考虑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协议。 我们知道，在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在美国的推动下，地区一体化协议往往采取比WTO更高的市场开放标准，有对经济全球化反过来起到促进的作用。
拜登政府暂不参与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产生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后果。 在亚太地区，美国不能重返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使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CPTPP的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力将会受到限制。 同时，美国基本没有考虑过要参加较低贸易开放标准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就使得东盟、中国、日本等地区主要经济体内部的贸易进一步加强，从而推动东亚地区内部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并最终推动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 跨大西洋贸易投资协议（TTIP）谈判不能恢复，也将使得美欧贸易总量下降，欧洲等地区经济与美国经济的距离将会越来越远。
广泛依赖于对美国贸易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将重新洗牌，出现更多新的地区中心。 在最近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超过了中美贸易，也超过了美欧贸易。 美国陷入内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削弱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美国持续多年的霸权地位将受到削弱，一个多极化时代正在到来。
（RCEP签署仪式 新华社/越通社）
第五，美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美国过去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创立者和领导者，但是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与国内保护主义的上升，美国对于现存的多边经贸规则越来越不满意。 美国人认为，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从贸易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它们迟迟不愿意更多地开放市场。 美国过去主要要求推动更大程度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是现在政策可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强调购买美国货，雇佣美国人本地生产，这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正在成为拜登新“中产阶级对外政策”的关键部分。
拜登政府对重塑全球贸易秩序可能并不那么急迫。 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要在WTO下达成任何一项协议都非常困难。 但是，美国政府有可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新法官任命与总干事长人选上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挽救特朗普政府造成的美国反对多边主义的名声。 同时，拜登政府也可能在特朗普政府的基础之上加大对WTO规则与机制的改革要求，包括消除中国等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以及它们享受的贸易优惠待遇，加强对于国有企业、产业补贴政策等方面的约束。 这些改革的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增强美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与贸易体系的竞争力。
拜登在首次对外政策的演讲中提出，“如果我们投资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人民，如果我们努力确保美国企业将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并获胜，如果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不是对我们不利，我们的工人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地球上的国家，不论是中国还是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国家，能和我们相比。 ”拜登发出信号，美国要确保国际经贸规则有利于美国的企业与工人，在这个方面拜登政府有可能致力推动改造现有的WTO规则。
第六，拜登政府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可能持消极抵制的政策。
长期以来，美国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支配者。 它们的政策主要反映美国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利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 其他西方国家主要是日本与欧洲主要国家也享受了更多的好处。 二战之后随着日欧经济的恢复，它们也逐步从美国手里获得了一定的权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提出了对多边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要求，美国采取的更多的是防守，而不是开放的政策。 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国会抵制了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要求与计划。
美国的不合作使改革计划泡汤，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对现存多边机制的不满，同时催生了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由金砖五国参加的新开发银行的创立。 这些由新兴经济体领导的新的多边开发机构打破了美国和西方的垄断地位，不管它们自我定位为是现存多边经济体制的“补充”，但实际上新旧机制存在着竞争关系。
以亚投行为例，自成立以来，世界上主要经济体都参与到亚投行，在主要经济体经济体中目前只有美国和日本尚未加入。 美日选择不加入的理由主要不是没有财政资金，而是它们将新兴开发融资机构看成是与美国领导的现存多边机制的竞争。 拜登政府是否会采取更多的开放措施，扩大新兴经济体的份额比例与投票权重尚不得而知。 但是，考虑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限制，任何一个开放性的改革计划都将受到美国国会的反对。
第七，拜登政府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二十国集团（G20）的政策不明朗。
目前尚未看到拜登政府对二十国集团作用的表态。 二十国集团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升级为首脑峰会的，它已经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 特朗普上台以后，这个体现着经济多极化的、更加开放的政策协调平台受到了忽视，特朗普本人对这一平台并不重视，不愿过度受到其束缚。 拜登政府可能增加美国对二十国集团机制的重视程度，并将其变成发挥美国国际经济领导力与约束相关国家的平台。
未来几年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冲击较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元的泛滥。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 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几乎无限扩张流动性，拼命印钞，加之美国债务比例过高，美国经济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金融泡沫，而世界市场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可能飙升，从而打乱全球经济秩序，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将成为美元流动性泛滥的受害者，为美国的经济调整买单。 因此，如何防范国际流动性过量特别是美元泛滥造成的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泡沫以及防范新一轮的金融体系风险，有可能成为2021年G20的重要课题。 在这个方面能否得到美国货币与财政当局的配合是一个未知数。 美国是否愿意受到多边协调机制的制约将会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将成为考验拜登政府国际经济政策的时机。
第八，拜登政府要与中国“全方位”竞争，将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走向，带来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拜登政府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将中国看成“全方位”的竞争对手。 拜登在2月4日首次对外政策演讲中指出，“我们还将直接应对由我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我们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 我们将直面中国经济的弊端；反对其咄咄逼人的强制性行动；反击中国对人权、知识产权和全球治理的攻击。 ”拜登政府对来自中国的竞争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拜登认为中国是“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不是敌人。 拜登政府与中国打“新冷战”的可能性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大大降低，但将加强与中国的竞争，比如他提出召开全球“民主峰会”，企图削弱中国的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修复盟友关系来共同应对中国，用国际经济机制约束中国。 尽管中美可以暂时摆脱“完全脱钩”的前景，但是，拜登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竞争，如果失控有可能使得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空转”的危险。
出于这种担心，欧盟领导人与联合国秘书长最近联手呼吁建立“多极”世界体系，只有建立真正的多极世界，依赖于多边机制，才有可能防止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为维持单极霸权而对快速发展的竞争国家的伤害以及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消极影响。 中美两国都应该认识到，特别是美国应该认识到它们对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负有特殊的责任，美国需要更加理智、客观看待中国上升的实力和影响。
（一名医务人员在土耳其安卡拉准备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新华社发 穆斯塔法·卡亚摄）
总之，根据 历史 经验，美国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内向”的保护主义时期。
拜登政府受到国内保护主义、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约束，其国际经济政策将倾向于更多的保护主义，继续推动“美国优先”的政策，推动全球供应链的重组，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拜登政府相信，任何对外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国内基础之上，外交政策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不能建立在“沙滩”之上。 美国仍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机器，通过咄咄逼人的军事安全姿态，加强自己的国际经济竞争地位。
美国至少短期内将对参与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安排以及更加开放的投资政策持谨慎、消极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削弱美国对地区与多边经济体制的影响。
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可能导致国际经济机制“空转”。 不少人对拜登政府能重返自由、开放的经贸政策的期望可能会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