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徐行可（出自《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
一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号彊誃，以字行，湖北武昌人，现代收藏家。徐行可一生节衣缩食，醉心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亲手将部分收藏捐赠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逝世之后，子女秉承遗命，举家藏古籍和文物悉数捐赠国家。大体而言，捐赠古籍近十万册，今藏湖北省图书馆；文物近七千八百件，今藏湖北省博物馆。
湖北文化界一直没有忘记徐行可及其子女的贡献。1982年5月，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面向全社会发布《征集〈湖北文史资料〉参考题目》，列举湖北人物七十五位，徐行可即居其一。2010年，湖北省文化厅主办系列纪念活动，发布《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武汉出版社，2010年）。2021年，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联袂主办纪念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六十周年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对于徐行可及其收藏不吝赞美之辞。作为受惠单位，湖北省图书馆专辟徐行可纪念图书馆，影印徐行可旧藏古籍，从拍卖市场竞购其手札，编纂《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崇文书局，2019年）、《徐行可研究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湖北省博物馆借《书法丛刊》推出《湖北省博物馆藏徐行可捐赠法书专辑》，编纂出版《徐行可捐藏书画金石碑帖》（湖北美术出版社，2023年）。正如参加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六十周年研讨会的多名专家所言，湖北省收藏单位对徐行可的表彰，持之以恒，不遗余力。
《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
《徐行可捐藏书画金石碑帖》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接触到徐行可旧藏，无疑是徐行可捐赠古籍的直接收益者之一。我先后参与编纂《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徐行可研究论文集》，第二部书我用力较多，负责起草凡例和选目。我利用日常积累写成《徐行可先生年谱》，同时附录其部分诗文。虽然该书问题多多，自信聊胜于无，多少能给研究者提供点基本资料。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邀请吴格先生主持《徐行可研究论文集》约稿和审订工作，全国学人惠赐大作，徐行可大名不胫而走。
作为慷慨捐赠者，徐行可总和“无私”“崇高”紧密相连，正如《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序所言：“行可先生以他无私的崇高奉献，成就了这一造福乡邦、惠及天下学人、功在千秋的文化盛举。”数月以来，“汲古求新”等三个公众号频频推送研究和表彰徐行可的众多论文，反复洛诵，我唯有感佩赞叹。
作为名家，徐行可享受众人仰望，自是应有之义。名家标签，只能折射徐行可一个侧影。长久仰望，容易令人疲劳。职此之由，数位朋友敦促我勾勒徐行可作为普通人的形象。其实，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遗憾。《徐行可先生年谱》聚焦于书与人，抛却收藏家的桂冠，我常畅想徐行可是怎样的一个人。有血有肉的“江夏男子”，和芸芸众生一般具有喜怒哀乐的徐行可，无疑会令人倍感亲切。
二
南州高士海岱清风
江夏男子
徐行可藏书印众多，其中“江夏男子”“武昌徐氏”是自我写实，而“洪州高士后”“南州高士海岱清风”是祖述家风。“洪州高士”早已遥不可及，“南州高士”“海岱清风”更是混一南北。徐行可曾向徐乃昌“钞示徐氏先德所著书目及诗文联语”，具体做法是“采四库书目、古诗记、唐宋明诗纪事、严氏八代文”。显然，徐行可未知家族传承的准确谱系。徐行可祖、父行事不彰，其名不扬，字号仅出现在黄侃《徐母魏太夫人六十生日献寿文》和刘凤章《七十自叙》。徐行可童年时，家庭尚称殷实，年青时远赴日本留学。1971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稿本《水经注疏》，附熊会贞遗言称“友人黄陂徐恕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徐孝寔《怀念我的父亲徐行可》、徐孝宓《徐行可先生传略》引用时均削去“黄陂”二字。《水经注疏》影印本并非习见，后人转引多无“黄陂”二字。不过，黄陂真有徐行可亲戚，即刘治，字静晦，《黄侃日记》明言是“行可家塾师”，徐行可自言“戚友”，常住徐家，教授子弟，同时协助徐行可钞书和校书，至1940年时徐行可言其已“违难远行”。黄焯题刘治过录黄侃批《大宋重修广韵》径言“黄陂刘静晦行治先生”，籍贯甚明，“行治”之名和其自用印“刘治”“治”有双名单名之异。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十《徐恕》云：“丁酉春仲，余内调过汉，诣君，以下乡扫墓未值。”丁酉，1957年，徐行可家族有坟茔在乡下。不过，对于武昌人而言，城外即为乡下。我们无意冒犯徐行可及其家族，只是想强调徐行可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其收书藏书是数十年节衣缩食的结果。正因为藏书来之不易，其捐书豪举更令人敬佩。
徐行可，首先是徐家的儿子。因生母早逝，徐行可刚满一岁，继母已经进门；年甫十岁，父亲逝世；年方十二，祖父过世。当时家中仅余三人：继母，徐行可，同父异母之弟。孤儿寡母，觊觎遗产者大有人在。徐震《祭徐母魏太夫人文 (行可之母)》说: “婪彼贪人，蔑死长者。遗赀是觎，凌孤弱寡。”此类惨境的描述，来自徐行可本人。徐行可告诉黄侃，自己少遭孤露，教养以至成立，全赖继母魏太夫人之力，更是实录。
徐行可是个孝子。感念于继母抚养之恩，为颂扬母德，特于1929年人日为继母操办六十大寿。1928年底，徐行可专程前往南京、上海，于南京请黄侃为母亲撰颂寿文。黄侃自然是大手笔，为锦上添花，颂寿文由王福庵朱笔书写，我曾见到过八扇寿屏的缩小照片。目前所知，徐行可继母魏太夫人寿辰，至少张元济、徐乃昌、陈汉章均以不同形式表达祝福。晚至1930年春，应徐行可屡次恳请，陈衍亦有诗作颂其母德。1937年四月，继母逝世，徐行可“请于象山陈伯弢先生，乞其斠注列女传，付印以副慈愿”。当年杨树达就收到徐行可所赠《列女传斠注》。
三
徐行可游学日本，徐孝定《大藏书家徐行可事略》言“17岁留学日本，次年以弟丧归国”。徐孝宓《杨守敬与徐行可》言“1907年留学日本，翌年因弟去世回国”。当此之时，徐行可和继母茕茕独立，当务之急便是延续家族血脉，娶妻纳妾尤为迫切。目前所知，徐行可妻姓郑氏，1928年八月底卒。另有侧室，具体情况不明。1923年徐行可题《大唐创业起居注》云：“长女孟羸年十五矣，喜读唐人文。冬日无事，授以此书，使知叙事之法。”该书之中两见此女之名，另一处有涂改，似作嬴，是。长女大名孝婉，当出生于1909年，第五女孝嫈生于1911年，长子孝宽出生于1914年农历五月初三。对于徐行可而言，即使钟爱女儿，长子迟迟降生，定然让人焦心。讲这个故事，意在说明徐行可和普通人一样，定然曾为延续家族香火而苦恼过。何况，上有高堂，抱孙心切，兹事体大。可喜的是，多年以后，徐家终于枝繁叶茂，徐行可有子七名：孝宽，孝威，孝定，孝寔，孝宓，孝同，孝寅。女十一人，长女孝婉、第五女孝嫈、第七女孝媐、第九女孝娹、第十女孝妟、第十一女孝媞，另有长于第五女者嫁文德阳而早卒，其余四女幼殇，故徐行可自言拥有七女。
徐行可笔下的长女孟嬴（一作羸)
徐行可妻子郑氏逝世之日，我从《黄侃日记》检得。当夜徐行可写下一段沉痛的文字，缅怀发妻，激励长子孝宽，这段文字未收入《徐行可先生年谱》，因发现于交稿出版社之后，类似文字尚有多条。这段感人至深的话语，题于《附音释礼记注疏礼》，内容如下：“今日晨起，命儿孝宽取是经疏研寻，依汉学家家法，施朱离句。忽闻汝母暴病，归视施治，竟不可救，时日晡矣，儿竟为无母之人矣。哀哉。清人于是经无新疏，愿儿毕生治是经，竟前人未竟之绪，庶不负汝母矣。友人唐醉石为制‘徐’字印，以纳汝母棺中，愿与汝母生生世世为夫妇，并愿儿得贤妇如汝母也。夜不成寐，然烛索印，钤于卷中，愿儿披卷见印，覃精致思，用究大业，则汝母虽已前卒，不及观儿之厕身儒林，亦当瞑目于地下矣。十七年新历九月之二十三日夏正八月初十日，去汝母三十八聆之生日仅逾六日也。徐恕记。”
这段题跋之前，钤有“徐”朱文方印，原印早已入土。第一处“汝母”，初稿写作“室人”。徐行可和妻子郑氏年纪相若，两人十八九岁时大婚，生儿育女二十年。字里行间，渗透着中年丧妻的悲痛，写给长子的训示，居然习惯性落下自己姓名。
四
除却伉俪情深之外，徐行可和所有中国式父母一样，盼望子女成才，为儿女成长操碎了心。嫡长子孝宽，字孟博，徐行可寄予厚望。1930年腊月，徐行可携十七岁的孝宽同往南京、上海，徐行可题跋记录了父子夜读的温馨场面。此行不仅为增广见闻，更为携儿子拜见父执，为其延誉，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特意记录徐孟博为“行可长子，年十七，治目录及三《传》之学。席间出其所作窗课，皆其师密圈细改”。孝宽《春秋三传》之学，得之陈尊默。1931年秋，徐行可将孝宽带到北平求学，一学就是十年。先从吴承仕习三礼，又从陆宗达习小学。国立北平图书馆曾致函叶景葵为陆颖明（宗达）、徐孟博（孝宽）等四人求赠 《谐声谱》，收到馈赠之后，孝宽有书致谢，直称叶景葵为叶老伯，行文洗练而得体。徐行可笔下偶见其余家人子弟，1940年徐行可致卢弼书信言：“内子执爨旧庐，仲男孝威担水析薪，尚能为役。”当时武汉为沦陷区，家计艰难。第三字孝定研习《左传》，协助乃父撰写《论语首章讲疏》。早在1931年八月，徐行可自北平寄《皇朝舆地四言便蒙》给孝定，指示其“读时于郡县名有损革者，依本书先后记于别纸”。有趣的是，该书内至今尚存一支精美书签，题名法国美女裸体图。当时，裸体画已经从有伤风化跃升为艺术品。对孝宓，徐行可于某年腊月以其名义邀请冯永轩到家晚餐并观书。
徐行可更为儿女婚嫁操碎了心，广托友朋，求其作伐。长女出生于1909年，长子出生于1914年。1929年徐行可致书陈乃乾，特意询问：“先生常往来罗子经家否？其弟三女公子性行何若？”1931年徐行可致张元济书：“去岁夏五以儿女昏事奉托，仍乞长者时复措意及之。”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在辅仁时，柯燕龄先生也曾想把湖北藏书家徐行可先生的女儿给我，我也谢绝了。”长女经杨树达作媒，1933年出嫁余嘉锡之子余逊，时年25岁。第五女经向宗鲁作介，1940年出嫁杨明照，时年30岁，武汉沦陷严重影响了该女大婚。另有一女，长于第五女，嫁文德阳，不幸早逝。1940年，卢弼为孝宽介绍周明泰之侄女、周明焯之女时，徐行可一面欢喜，一面坦言“寒家无膴仕之贵，有娄空之实”。儿女婚嫁，徐行可向卢弼坦言，托人介绍不谐，他拒绝过男方，更多的是因其家庭状况被女方所拒。卢弼为孝宽所介绍者，和周一良同一曾祖。徐行可曾复信卢弼言：“承周志俌先生以其令姪媛小像惠示，姿仪端好，貌副其才，兼蒙道及志俊先生书语，不以俭素见讥，甚相嘉乐，不以位业訾富之殊，有所别异，恕何幸而得此于周君昆季，抑以先生之有所奖借而致然邪。”这门亲事，似乎最终成功。据徐行可孙女、徐孝宓之女力文女士言，其大伯母确实姓周。请注意，1940年，徐孝宽已二十七岁。第四子徐孝寔言“我结婚时，父亲适因事在北京，来不及参加我的婚礼”。徐行可去北京，无非1950或1954年。我们不知道徐孝寔出生年月，但其弟弟徐孝宓生于1926年底，徐孝寔即使1950年结婚，至少已二十五岁。
《与明照论治〈通鉴〉书》
1939年《与明照论治〈通鉴〉书》：“恕有七女，爱女甚于男，不减张侯，不以与凡子，又大类王适妻父侯翁，故文君伯鲁前介陈季皋兄为其子请续昏，向先生教学苏汰如家，为汰如子三人谋合，恕意少可，皆却其请。宋孙烛湖（名应世，为象山晦庵二先生弟子）《昏启》云，‘窃有不孤之望，愿寻可妻之言。’斯语难副，幸于吾子见之。以苔岑气类之感，遂有葭莩托好之情，即先请之于向先生，求为奉书尊翁大人，申以昏姻，远辱宠答，幸有成言。”据此，徐行可嫁女于杨明照，属自觅佳婿，主动托媒。徐行可陈述自己爱女之深和择婿之严，一拒文家续亲请求，再拒嫁女于资本雄厚的苏家，只为强调对杨明照之垂青。
徐行可之女，旧学基础好，嫁于杨明照者，协助夫君翻检文献，抄录文稿，夫唱妇随，其乐融融，这是杨家千金的描述。当然，并非所有乘龙快婿，都喜欢满腹古典的美女。徐行可和黄侃曾约为儿女亲家，最终却以黄家退婚而告终。1960年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云：“先生性颇执拗，诸子女皆不令入新立学校读书，只限令依旧式诵读。诸公子皆敢怒而不敢言，以故皆乏现代知识，至于无法觅求工作。然先生讫不之省，虽有友朋婉劝，亦不之恤也。吾师黄季刚先生在日，曾与先生结儿女丝萝之亲。然于黄先生卒后，黄公子嫌徐女无现代文化，力主退婚，卒至无法挽回。余曾亲闻其事，然亦无如之何。”
据明确记载，徐森玉、卢弼、柯昌泗、杨树达、向宗鲁、陈尊默、陆宗达等人，均曾为徐行可子女婚嫁牵线塔桥。徐家排行靠前的儿女，成年之际，武汉仍为沦陷区，生活困顿，对外交通不便，耽搁婚嫁，自不待言。1951年，徐行可和卢弼通信，敬问“令孙女芳名为何，年若干，在辅仁何系，已字人否”。稍后书信自我解嘲道“故谋妇之事，未能以之上请也”。此事详情不得而知，但儿女婚嫁未毕，终是父母心头大事。
刘仁懿致徐孝婉书
不过，儿孙自有儿孙福。徐家子女多拥有自己的日常用书，书中偶有好玩的杂件。曾见徐孝威自用书，卷端墨钉处存朱笔落款，楷法遒美，一题“徐孝威读”，一题“是古东塾刘仁懿读”。二人开心共读，偶见“选”“误”圆印，一处“选”印倒钤而不自觉。书中夹有刘仁懿致徐孝婉书一纸，今不再保留平阙式之类，直接录文：
孟嬴大姊妆次：中浣作别，平安抵舍。别后无日不神驰左右，近想起居安善。姊等冻疮渐好否，念念。日前令祖母曾微不豫，今已安否，心颇悬系。佃人高某前日来，惠蒙下问，心感莫名。㦉近在乡，长日枯坐，第少阅家中之书而已，大不如在府之有趣也。舍中自家祖母以下均甚好。此上，恭请阃安。妹刘仁懿敛衽。十月二十六日。
伯父母大人前乞斥名问安。
徐孝婉1933年底出嫁，此书最晚作于是年。刘仁懿致徐孝婉书，最终夹置于徐孝威和刘仁懿共读之书。孝威之婚事，似乎不用乃父过于操心。我倒是好奇，二人是否终成佳耦。
五
徐行可自日本归来，以书为师，聚书自学。徐行可聚书主要在两个时间段：1911-1940年；1951-1954年。据1921-1926年《黄侃日记》，黄侃在汉时，和徐行可关系密切，书籍往还，把酒言欢，聚众手谈。从湖北省博物馆编、王晓钟《徐行可捐藏书画金石碑帖》看，黄侃为徐行可书写对联、扇面甚多，且不乏被酒之作。
“一·二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徐行可的人生轨迹、精神生活、日常生计随之彻底改变。当时，徐行可正在上海，因返校困难，便放弃了辅仁大学教职。徐行可生计所赖为“先业所遗市屋”，武汉沦陷之前，生活尚称优渥。徐行可本住武昌府后街，家口众多，书籍充栋，受1921年武昌城内驻军哗变刺激，当年移居汉口法租界，家人分居两处。武昌旧宅及临近二屋毁于日寇，全家二十余口不得不聚居汉口。1951年三四月间徐行可致卢弼书诉说“旧宅在武昌者毁于寇，前年卖一地重葺之，未能毕工，尚可住”。卖地以重修旧宅，绵延三年未能完工，足以窥其窘境。
徐行可收藏书籍的动力，由供自我学习，日渐升华至为民族延续文脉的自觉行为。他热爱传统文化，坚信传统文化的力量。1932年徐行可移录宋王应麟《东山诗》并跋尾，自言：“存录斯文，俾读之者览古鉴今，持清议而无诡随，意在斯乎！”七七事变后徐行可致陈乃乾信云：“旧京危急，河以北无坚城，利于战车，空中机艇又可震撼南国，吾侪未能执干戈卫乡土，惟冀笔耒墨畊之余，不与烟埃俱灭而已。”1940年徐行可致书卢弼，言长男孝宽“幸于詖说狂习无所熏渍，以前所籀诵者为经言史册为之防也。旧学极知难少贬矣，已事可说者如此”。
生活日见其艰难，且看徐行可自述：
1933年徐行可致陈乃乾书云：“恕赖先业自活，目下租入甚绌，亦无积贮之钱。”更大的厄运来自日本的侵略，武汉成为沦陷区，徐行可自署“武昌遗黎”。自此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徐行可生活艰难，生事几于不给。
1939年徐行可跋《论语首章讲疏》：“己卯冬，先业毁于兵火。生事不给，有执此经来就质者。申析疑难，为草此疏。”
1940年徐行可致书卢弼言：“先业大半毁于兵劫，余之产租入不逮昔三一，而衣食所资，以见时物贾言之 (粝米石卅五鉼)，必月有三百鉼始辨，屋租仅皕金，去年以鬻书取给，今春以教徒自活，月致修脯银百鉼以佐饔飡。日授课，晨迄午方罢。日昳中至餔时，复为友姻朋徒籀诵文史十余，体力不胜其劳，生事所须，未能惮烦就闲逸，如何，如何。”
1946年徐行可致书金毓黻：“恕屡遭劫迫，终未降辱，惟旧居夷为平地，先业所遗市屋，仅余一椽。家人都十九口，戚属来相依者又复二人，衣饰长物，斥卖已尽，租入不足以自活。”
约同年致书杨树达：“前者此间沦陷，州闾为虚。恕先业市廛，仅余一椽。武昌旧居并邻近二屋，夷为平地。家人都十九口，戚属来相依者又复三人。兵事相属，弥历七年。衣饰长物，斥卖已尽。书册去复重者，易取远西文史，不下数千本。”
日寇投降之后，中华大地欢声一片，国人扬眉吐气。1946年徐行可应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之聘，出任湘鄂区代表。《徐行可先生年谱》仅据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写入此事，日后我方检得当年报载《湘鄂区战时文物损失，教部聘徐行可调查征求》《徐行可（恕）覆杭立武陈训慈书》《徐行可致各界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徐行可境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市政府邀约参会，慨叹“逃名不易”。1951年致卢弼书：“前奉六月廿三日手帖，适在此间人民代表会议中，市府强恕参列，其间不得不应命而往，会期十日，用钱当近亿万。恕之迂阔，何能有所陈说，亦何能见诸采纳，地从众旅进旅退而已。以多书薄有时誉。甚矣，逃名之不易也。”当然，“时誉”有助于建言，徐行可“劝公家收购至万余斤之巨”。1952年张元济复信称颂徐行可“保存文物过掩胔埋骼之仁，此诚为儒家盛举，欣佩之至”。
儿女长大者虽陆续婚嫁，家累仍重，同年三四月间徐行可复信卢弼言：“儿辈多未入学校，尚能楷写。惟家人廿一口，艰于生事。”1953年季春，徐行可出让《书舶庸谭》，自题“出此易米”。可喜的是，当年徐行可被延聘为武汉市文史馆馆员，每月有50元补贴，生活开始改观。1954年徐行可致书卢弼言：“来京已逾两月，购入书数百种，负债已数百万官帖。”负债买书，徐行可已然有了底气。
1956年，徐行可略带附加条件捐赠书籍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11月27日金毓黻日记保存了其致徐行可书信内容：“科学院在百家争鸣政策中，搜求贤逸，方面颇广，殊为佳象，但延聘之程序颇简，君子随时卷舒，请勿拘于形式。”所谓延聘，指徐行可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月薪150元，这一款项，徐行可于1958年3月辞去，次年徐行可致陈乃乾信，言“屋租不足自活”，欲以原刻本玉台新咏换新出之《碑传文通检书》《三家注评李长吉歌诗》。
1959年徐行可致陈乃乾书
钟泰见识过徐行可的阔绰时刻。承尧育飞见示1956年5月21日《钟泰日录》：
与申甫同访徐行可（名恕）。席鲁思言其藏书甚富，可谈也。行可，武昌人，年六十七，今在武汉市文史馆。……留余与申甫午饭，肴馔亦富，此公本素封之家，拥资巨万，故自奉亦殊丰也。……行可颇好雌黄人物，而鄂音未能尽解，姑漫应之而已。
这是徐行可难得多见的时刻。申甫姓名为何泽翰，数年前入职湖北省图书馆。次年徐行可远赴上海，面对蛰居斗室的刘承幹，侃侃而谈。1957年8月31日《求恕斋日记》云：“夜，徐行可来，阔别廿六年矣，几不相识。今年六十八，髭须已长，谈次知其近在作书贾，为湖北文史馆馆员，薪津五十元；又为中央研究院采访员，薪金一百五十元。余以书事久疏，且精神疲倦，而渠健谈，剌剌不休，见余案头所置碑传集三十四本，力劝余出让。余因索价三千余金，渠言未满千金，相差过巨，嘱再斟酌，缓日再来议定云云，遂去。”上海之行，不仅为探访老友，更为聚书。和刘承幹议价不谐，徐行可从冒广生处成功购回后者手校《强村丛书》。
六
1931-1934年在汉期间向徐行可借书的蔡尚思言“徐是兼做图书生意的”。1957年徐行可和刘承幹见面，后者言“谈次知其近在作书贾”。不过，书籍盈利并非徐行可主要收入和目标。作为收藏家，寄售书籍，以书养书，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徐行可也不例外。1930年腊月十九日《徐乃昌日记》载其至中国书店取徐行可藏书《随轩金石文字》四册，十二月廿八日付价清，当为寄售。1935年徐行可致陈乃乾信云：“中国书店近闻亏累甚巨（幸为为秘之），寄售书籍不审债权人强取抵款否？”直到1959年，徐行可致陈乃乾信仍言及其寄售于周云青处之《玉台新咏》。
出手旧藏，更是收藏家日常举动，徐行可亦如之。如《宝鸭斋兰亭》，最晚1931年出手。明蒋杰《登岱诗册》，后归戚叔玉。《原济山水册》，1920-1921年徐行可题跋多则，后出手。残宋本《隋书》，今未知所在。宋本《容斋随笔》《容斋续笔》、稿本《茗斋集》，原刻本《敬业堂集》，均转让商务印书馆，第一种今藏苏州图书馆。残宋本《拙斋集》，田吴炤自日本影钞三卷本《世说新语》，今藏上海图书馆。顾广圻校《舆地广记》，今藏国家图书馆。山西、台北、哈佛燕京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今日均有徐行可旧藏。书籍换手，不出两种情况：非重点收藏，变现；精益求精，出让副本。1955年转让《水经注疏》钞本给中国科学院，另当别论。
徐行可旧藏《后汉书》黄丕烈跋
1943年1月15日出版《今文月刊》第2卷第1期载莲只（汪应文）《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言：“徐氏寓中，触目尽是书籍，且大都为名贵之本。余前往观光时，渠随意自架上抽出若干部，某也为黄丕烈荛圃之故物，某也为北宋遗留至今之孤本，诚琳琅满目，不可殚记。其中为余至今所不能忘者，即戴震东原《孟子字义疏证》之原稿本数册，该书以白棉纸所写成，字体不甚工整，并有以硃笔钩标删改之处。一代大儒之手迹，竟呈现目前，可谓难得之幸运。闻徐氏每年必跑上海数次，每次不过携此类书十余种即可作一笔大生意，此氏之所以生活优裕，能专心从事此种风雅勾当也。”据《上海书评》2020年11月2日载任兆杰《“莲只”其人——汪应文先生论著补考》，知“莲只”即汪应文，毕业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其人有缘前往徐府观光，所列举“名贵之本”，徐行可多未出手。徐行可每年去上海数次，更是想象之词。
书业并非徐行可养家糊口的依赖。我们推测，徐行可平生主要收入是先世产业的租金。综合1940年徐行可致卢弼书、1946年致金毓黻、杨树达书，可知1940年时其“先业市廛，仅余一椽”，月入租金二百，已不足此前之三分之一，生活陷入困顿，不得不“教徒自活”，教材即为《论语首章讲疏》，该书卷端即题“武昌徐氏是古家塾教本”。当时束修，月入百金。
家塾之中，讲课者尚有徐家公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武汉籍陈毓罴回忆道：“那时湖北有一位很著名的藏书家徐行可，上初中以后，有一段时期我每天课后都去他家中，由他家的老三徐孝定讲解《左传》，每次两个小时，一直到全部学完。徐孝定家学渊源，学问很好，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这位老师。”陈毓罴自言1947年高中毕业，初中时段可以推定。
关于徐行可授课情况，徐孝寔《怀念我的父亲徐行可》言：“我父亲讲课十分认真，但好旁征博引，未调研听者接受能力，有时反令人不得其解。如讲《论语》一个‘子’字，从造字开始，到本义引申，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正如有人说黄季刚先生一个学期还未讲完《孟子》首句一样。虽然这种认真精神值得学习，但在我看来方法似不可取。”徐孝寔自言“教学五十多年”，对其父教学态度和方法的评论，发自肺腑，中正平和。
徐行可讲《论语》情形，也可从其讲稿看出大概。《论语首章讲疏》五十四页，两万五千字，仅讲授“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言徐行可“曾一度任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目录学教授，闻其一学期中所讲者不过四库总目中第一条《子夏易传》而已”。传闻似非空穴来风。徐行可曾在辅仁大学任教数月，给朋友自述讲授韩文时“曾略采摭古人文句以实讲疏”，举《曹成王碑》“民伍”“狐鼠”二词而反复引证。以徐行可之渊博，不能长期立足大学讲坛，无他，无法完成既定教学任务。
七
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焉
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今奇字之志
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
徐行可曾用三枚藏书印宣示志向：“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庻几焉”“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先天下”“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今奇字之志”。1922年正月二十二日《黄侃日记》载：“行可询余以为学之要。余逊谢而告之，谓宜及此盛年，家又非窭，专治一学，上可攀汪小米，下亦不失为钮玉樵；因论及治经之术。”黄侃之言，语重心长。
今日所见，徐行可公开发表诗十一首，文十余篇。因善于交游，徐行可常出现在朋友日记之中，发出信件数量绝对可观，今日能见全文者不过数十通而已。家塾课本《论语首章讲疏》，专为孩童发蒙而作，长久淹没不闻。
徐行可自然想过以学术名家，不乏著述计划，罕见完美收官。1923年发愿校勘《建康实录》，率先完成前两卷，后用死校法完成一个抄本、两个刻本之异同表，终归未写出全书校记。约1930年借书给郦承铨，助其完成《建康实录》校勘。获得多种《容斋随笔》之后，徐行可“拟踵翁元圻注《纪闻》前事注之，因循未果”。徐行可《毛诗通度类目》《诗义申难录序》《诗疏楬问序》三种，其实是董理《毛诗》之大纲，可惜未再充实。《与明照论通鉴书》“拟刊正通鉴定本指例廿二事”，坦言自己精力不济，转而寄望于杨明照。计划撰述《论语博喻》，最终仅完成《论语首章讲疏》。
徐行可曾想独立刊书，最终未果。徐行可曾请王福庵题《雅学考》封面和“武昌徐氏桐风庼斠印本”牌记，然最终未见该印本面世。徐行可于嘉业堂校毕《莼中隨筆》，誊清并请名家题写书名，似拟出版而未果。
徐行可博览群籍而惜墨如金，热衷收藏或许妨害沉潜著述，有时连熟知的朋友都表示不解。1956年11月25日《金毓黻日记》不禁感慨：“余于徐君出售藏书之事，甚不谓然。观其一方入购，又一方出售，不知用意何在？不知细读所藏之书，得出一定之成果，而以藏书之富侈为美谈，如徐君者，甚无谓也。”金毓黻所言“出售藏书”，其实是对徐行可捐书给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的误解。
八
近日整理沔阳卢弼诗文，获读其未刊诗《嘲行可》，我格外喜欢前两句，今录全诗如下：“冷摊残帙不胜情，日见先生缓步行。六百书橱犹未足，我无一卷一身轻。”
徐行可之淘书生涯，令人神往。姜伯勤晚年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印象深刻者包括旧书店里的徐行可身影。徐行可和汉上书店主人究竟如何，今日难窥全豹。1944年，徐行可为武汉旧书肆搜古斋主人题其《湖北先贤诗佩》，称赞其与“短于闻见挟书自雄者”大为不同。《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载：“闻其日常生活，均以猎书为事。武汉旧书店老板，莫不熟识其人，唯对之均无好感。盖版本较为可贵者，多为其以低价购去，迨发觉时又不胜懊悔，以后凡经徐氏挑拣择之书，唯恐上当，无不漫天要价，然徐氏又能揣知书贾心理，故弄玄虚，使贵贱颠倒其值，反影响其营业，故对徐氏终感莫可如何。”
这段话将徐行可与书贾斗智演绎得神乎其神。平心而论，没有一个藏书家是靠故弄玄虚而聚书。1937年5月9日《积微翁回忆录》云：“（任）赣忱出示新得宋刊林之奇《拙斋集》二册。”本条杨树达注释道“共四册，其二别在徐行可处。”此书徐行可确有两册，我一直纳闷为何一书分售两人。杨逢彬《徐行可与杨遇夫的交往》引用未刊《积微居日记》云：“林集本有四册，徐抑勒备至，故古贾愤而售之赣忱云。”可见，书贾和徐行可，各有神通。
《忆猎书家徐行可氏》大概是坊间传闻的徐行可形象。我们不妨倾听和徐行可有交往的前辈如何述说。1937年12月2日，金毓黻抵汉口，拜访徐行可，这是二人初次见面。两人曾有交往，1934年，金毓黻致书徐行可，拟借抄其所藏《全辽备考》。徐行可托罗振常寄赠，同时奉送王葆心《古文辞通义》铅印本，条件是以《辽海丛书》作为交换。本次相见，金毓黻日记载了对徐行可的第一印象：“古貌古心，学道之君子矣。”“君文典丽渊雅，取径渊如、稚存，持论严，陈义高，不随俗为取舍，故落落寡合。有郎七人，女数人，皆令沉潜古籍，不入学校。长郎治礼尤有声，此亦足见其所守。”金毓黻更为感动的是，除却全程陪同，“午餐之后，徐君又介陈医勉公为余医面疱，旋别去。今日君殷殷款余，过于所期，殊可感也”。数日之后，金毓黻离汉，日记称道徐行可：“君非素识而欢若平生，萍水相逢而能肝胆相照，真今之古人也。”从此二人互借书籍，鱼雁频传，交往日密。二十多年后的1960年正月，金毓黻获知徐行可逝世消息，情不自禁写道：
“记于一九三七年冬，余由安庆避寇，乘船上泝入川，途径汉口，小住旬日，迳往其寓候之，是为初次谋面。承其款接，屡留食宿，一如素识。如此古道热肠，为晚近所罕见，使余时时在念而不能忘怀者，非无故也。兹于逝世半年， 遥致怀念之辞，以志永怀。”“余于二十年前与先生未谋一面，但知其藏书有可收入 《辽海丛书》者，远道邮寄商借，即绝不吝恡，立予借用。此与其他藏书家秘惜不肯出借者绝异，亦可称道之一端也。”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征引，只为表明徐行可之于金毓黻，感动至深。徐行可待人真诚，外借书籍毫不吝啬，并非金毓黻一人之辞。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十《徐恕（行可）》条：“君性节啬，数米盐计出入，戚友及南北书客具言其屑屑状。余亦不能为君曲徇。虽然，毕生笃志坟籍，亲厚士类如君者，又能有几人哉！”吴则虞盛赞徐行可“笃志坟籍，亲厚士类”。事实确实如此，且不言为助力熊会贞完成杨守敬遗稿《水经注疏》整理而四处商借书籍，陈鼎忠、郦承铨、蔡尚思、金毓黻、吴则虞等人，最初借书之时，原本和徐行可没有几分交情。
九
1946年6月13日《静晤室日记》抄录《行可先生来书》，自言“性复婞直，未能随俗俯仰。守正以自安，固士君子之分也”。1954年底，徐行可致书卢弼，自言“恕性虽婞直，与倗好相处，务竭其诚，未敢漫为开罪。书籍通假，期其传布，未尝扃其珍秘”。诚然如此，徐行可待人真诚，真诚易于交友。徐行可真能急人所急，1922年黄侃之母田太夫人逝世，赖徐行可赙钱百千而成礼。
徐行可自言“婞直”，金毓黻曾言其“执拗”，我们粗浅理解或是倔强。出于民族大义，得益于“婞直”，徐行可挨过了武汉沦陷时的艰难岁月，正如其自言“屡遭劫迫，终未降辱”。
“婞直”，或许关联“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十《徐恕（行可）》条：“余出示《续藏书纪事诗》书目相质，君大喜，把余臂曰：‘当为子浮一大白。’走市楼，僦楼角同饭。夜半至舟次送别，宵风露冷，犹不忍去。舟将发，君倚栏呼曰：‘蜀中少书，有所需，一瓻勿吝也。’余抵寓，君书至，谓续叶诗寿人寿书，为可传之作。惟某趋时、某挟贵、某无故旧谊，不可入录。皆当世士也。”这段追忆非常传神，一见徐行可外借书籍之慷慨，一见其爱憎分明。
“婞直”施于人情交往，容易变为不合时宜。卢弼为其子孝宽介绍周氏之女，附赠该才女大作《园记》一部，徐行可复信卢弼，指摘该书不确之处，引经据典，奋笔疾书，絮絮叨叨近四百字。卢弼亦收到该书，却饶有兴趣赋诗四首，即《题周伯嬚〈佛耳崖小园记〉》，我们不妨摘录后二首：
景物描摹真绚采，俪辞渲染胜丹青。于今又见黄皆令，絶世名闺正妙龄。
芝兰臭味欣同好，累世论交话纪群。喜阅名园山水记，摩挲老眼赏奇文。
徐孝寔《怀念我的父亲徐行可》提及徐行可“勤俭律己，常用破旧废纸写文稿，剥烟头复制作烟丝，旧信封翻面糊好后再用”。勤俭节约，施之于己自是美德，施之于人难免非议，即使盛赞徐行可“亲厚士类”的吴则虞，昌言“君性节啬，数米盐计出入，戚友及南北书客具言其屑屑状”。
徐森玉致徐行可信封（反面已二次利用）
徐孝寔《怀念我的父亲徐行可》言乃父“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作为人子，自然赤诚，所言自是一面之词。“婞直”和“节啬”集于一身，有时容易因物失人。徐行可和徐乃昌失和，起因无非一破铜镜。徐行可虽致书道歉，然已覆水难收。徐行可和王欣夫失和，诱因仍为书册数种，深层原因为徐行可助刊《丧礼郑氏学》而一无所得；王欣夫坦言因日寇入侵，版刻虽成而旋毁，“既无印本所送，亦无板片可印”。年高德劭之卢弼，力为二人调节而无果。卢弼和徐行可因借印《湖北旧闻录》而结缘，后更是将抄全之该书直接寄回徐行可，二人有数面之缘，卢弼曾积极为孝宽和周氏才女作伐。卢弼和王欣夫乃千里神交，素未谋面。然而，面对徐行可和王欣夫陈词，卢弼并不以徐行可为是。
晚年徐行可（出自《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50周年纪念集》）
“婞直”或许关联心直口快。1956年11月2日夏承焘来汉，当日《天风阁学词日记》载：“徐行可来，谈至十一时去。六十七岁矣，骂人不绝口。”当年5月，徐行可和锺泰初次见面，给后者印象是“颇好雌黄人物”。
卢弼《慎园笔记》之《周退舟》条云：“其人好内，初纳一妾，妾父官典试，有秽声。徐行可丑诋之。”稍后行文之际，卢弼径下断语：“徐行可齿在后，未入经心、两湖，对于经心、两湖高才生极力攻击。徐与黄侃系亲家，又为世兄弟，乃与黄绝交，可以知其人矣。”
徐行可和黄侃确曾约为儿女亲家，前引金毓黻言系“黄公子嫌徐女无现代文化”而退婚。卢弼言徐行可和黄侃最终失和，或非传闻。1931一1936年间《黄侃日记》基本完备，记录和徐行可往来者区区四条。
1931年六月十三日：“得徐恕书。”区区四字，不言何事。
七月二十一日：“行可寄来刘伯山先生《通义堂文集》八册。”
十二月十三日：“徐恕来，以旧拓《景君铭》属题，为之屡题。又求改其颂刘承幹之《七诵》，颂傅增湘之寿序，以无暇谢之。”黄侃之不耐烦，跃然纸上。今日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之《景君铭》，黄侃有“笺记”、跋语和题签，正是“为之屡题”。
1935年七月初六：“（殷）孟伦来，为赵少咸送予西藏罽一方，极精美；又，其乡人某过汉，徐恕忽贻予新出版《说文谐声谱》稿本二十册，托其赍来，亦由殷生送至。”
自徐行可、黄侃订交以来，现存《黄侃日记》总呼“徐行可”或“行可”，斥名“徐恕”者屈指可数。二人近乎三年半无书问往来，最末一条言“徐恕忽贻”四字，可谓准确而传神。
《忆猎书家徐行可氏》直言徐行可“怪诞”，其行事确有令人不解处。1952年，徐行可赠张元济华文祺译《死之研究》，当时二人音问不通十余年，张元济已卧床数载。吴则虞言：“君女夫杨某，蜀人也，亦相识。君以坊本《孝经》一本属致之，莫测其意。”吴则虞应该心知肚明，故隐藏其女婿大名。
十
徐行可之“婞直”，亦有转圜之时。1940年徐行可复卢弼书言：“周君志俌曾为小女谋合，其人为顾颉刚续讲《尚书》，颉刚谓夏禹事诬，续其讲者将以之废虞夏书邪？以此畏沮，遂负来情。”时过境迁，1954年，徐行可赴京半年，曾主动探望生病之顾颉刚；1955年冬日，徐行可寄赠顾颉刚《列女传斠注》一部；1956年，徐行可致书顾颉刚，请求后者赠予乃祖著作油印本一册。其实，徐行可拥有该书，其所求者无非顾颉刚的签名题赠。
面对名人，徐行可难免感情复杂，甚或暂时隐藏其“婞直”。徐行可批陈曾寿《苍虬阁诗续集》卷下《苏堪手写和乙庵师有“窗间枕书人，二竖语膏肓。日车何时翻，一快偕汝亡”句，爱其喷薄激烈，漫题其后》云：
孝胥援外寇，以图复满珠。谋之不臧，悔之将死，庸有济乎。曾寿与相朋比，博取禄秩，以为服食莺粟膏之资已耳，乃以遗臣效忠自逭其责，又焉能逃其罪耶，非特昧于春秋大意已也。即以诗论，亦多不词。鄂学不竞，存兹一册，以儆来者。行可。
《苍虬阁诗续集》印成于陈曾寿逝世当年即1949年末，原书沈兆奎跋略述经过，尧育飞整理《陈曾寿日记》附录四陈邦直《味冷斋日记》记录刊刻始末甚详。徐行可收得此书更晚，落笔之际，陈义甚高，这不是一时之辞，实乃一贯立场，其曾极斥董康“效忠鮧虏”。《徐行可捐藏书画金石碑帖》记载《方苞姚鼐诗册》《翁方纲行书诗札卷》均存陈曾寿题词，后者署“丁亥冬十二月二十日，陈曾寿时客汉上”。这两条题词可补现存陈曾寿日记之阙，令我们知悉其人垂垂老矣时尚回湖北一趟，至于徐行可先请其为自家收藏题词增色，后鄙夷其人贬其诗作，倒在其次。已矣！行文至此，令人嘘唏，唯有掷笔三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