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哲学大师陈荣捷：
海外新儒学的重要推动者
王海龙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4年10月14日 第 06 版）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学者有“南陈北冯”之说。“北冯”指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史》影响很大。但“南陈”的影响似乎只在学术圈，一般读者所知不多。“南陈”指陈荣捷，他是美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一位重要推手。其实，西方人对古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真正重视和深入就是从研究“新儒学”开始的。“新儒学”属西文硬译，中国人称之为宋明理学，是影响中国人思想和意识形态1000多年的一大学派。
美国新儒学研究最著名的学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狄百瑞教授。但说起狄百瑞的成就，离不开陈荣捷。狄百瑞曾经深情地评价称，“陈荣捷将其漫长的一生都献给了求道和授道。作为早期在美国开拓亚洲研究的领袖人物，陈荣捷在去世之前不久，被亚洲研究协会授予‘杰出服务奖’。”
对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陈荣捷的名字有点生疏，但在西方汉学界特别是新儒学研究领域，他是独当一面的大师。陈荣捷和狄百瑞有着近半个世纪的交往。二人无私向学、通力合作，完成了很多学术著作和资料书，并在美国大学汉学课程设置上贡献杰出。他们二人的友谊和合作成就了中美学者交往和学术交流的一段佳话。
陈荣捷出生于广东开平，早年就读于岭南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回母校任岭南大学教务长，后去夏威夷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高校任教。陈荣捷在美国研究和推广中国古典哲学方面成就卓著，1980年曾担任美国亚洲研究与比较哲学学会会长。他最突出的成就是跟狄百瑞教授合作培养了美国汉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人才。
陈荣捷是最早在美国高校开展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并因其提倡通过研究古代中国哲学来理解中国社会而闻名。他还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及朱熹学派的著作，在美国高校作巡回讲演。
陈荣捷与狄百瑞于1948年在广东相识。此前，他在美国学界已经较有名气。陈荣捷曾经担任过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的人文学院院长。当年，陈荣捷跟年轻的狄百瑞一见如故，互相启发。陈荣捷和狄百瑞还是哈佛大学的校友，他们因此惺惺相惜，结下深厚的友谊。
陈荣捷与狄百瑞的合作，是文人相亲的典范。他们二人互通有无、交融互补，把二人的学术潜能发挥到最大化，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狄百瑞对中国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杰出。他早年师从汉学家富路特，也学习过日语，并曾到燕京大学留学。他的汉学研究最终落脚在新儒学，并将其发扬光大。与陈荣捷的合作是狄百瑞获得学术成就的基石之一。
陈荣捷自幼受过非常扎实的私塾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他大学和博士都研究哲学，尤为钟情宋明理学，可以说是海外华人中这方面的翘楚。其后，他开始著书立说，并翻译了《六祖坛经》《老子道德经》《传习录》《近思录》《北溪字义》等大量中国典籍。可贵的是，陈荣捷不止于翻译，还由译及释，对这些经典进行诠释和解读。陈荣捷与狄百瑞合作后，他们二人共同出版了《中国传统根源》《东亚传统根源》《东亚经典的智慧》等大量教科书，其成就至今无人超越。
狄百瑞一生强调要进行通才教育以及树立学生“放眼全球”的眼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美国学界最早创设了“核心课程”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要让美国学生学习和了解全球文明中的优秀成分，从人类文明精华中汲取营养，做一个与时代相匹配的优秀人才。在狄百瑞创设的这个理念中，陈荣捷也贡献了很多力量：首先，陈荣捷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献功底，精通中国古代哲学，是狄百瑞的有力合；其次，陈荣捷也熟知西方哲学，能够用西方人读得懂的语言去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理论，使得中国古代哲学易于在美国高校传播；第三，陈荣捷接受过良好的中英双语训练，他的中英文写作和演说能力俱佳。他在美国多所高校授课、出版大量译著和理论著作，而且在普通民众中间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免费做过2000多场讲演，有力宣传了中华文化。
陈荣捷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讲授新儒学，他当年在哥大执教时被聘为访问教授，学术地位备受尊崇。陈荣捷与狄百瑞的合作长达40年，从狄百瑞任哥大系主任到教务长、副校长，二人一直互相砥砺、相互成就。陈荣捷在哥大任教至近90岁，而狄百瑞一直工作到97岁，可谓鞠躬尽瘁。
如今，回顾西方汉学史和在美国中国古典哲学的传播史，陈荣捷的成就值得一记。
新儒学宋代新儒学
在北宋时期，中国哲学领域出现了以诠释儒家经典理论为核心特征的新思潮，即理学或宋学。 这一思潮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北宋初期，由范仲淹、欧阳修和胡瑗、孙复等学者倡导，随后在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进一步发展下得以深化。 朱熹在此基础上集大成，他的理论对宋代新儒学起到了关键作用。
周敦颐融合了太极阴阳与儒家的义理学说，为理学理论增添了新的维度。 邵雍则引入《周易》六十四卦，用儒家学说解读人类命运，丰富了哲学思考。 张载作为“气学”流派的开创者，主张“气在理先”，强调了气与理的相互关系。
二程（程颢和程颐）将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极大地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使得伦理道德在新儒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朱熹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理本论”和“道统论”为新儒学构建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开创了崭新的学术局面。
新儒学的学者们以孔子、孟子的思想为基石，主要依赖《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他们批判了隋唐以来佛教、道教空无本体、否定伦理道德的倾向，并从佛道思想中汲取精华。 他们关注社会现实，提倡“道德性命”之学，同时深入探讨宇宙与人生的根本问题。
尽管新儒学分化为濂、洛、关、闽等不同学派，但它们共同探讨的主题包括主客关系、事物的本质与现象、心性理论以及修养方法等。 新儒学并非简单地回归先秦儒家，而是反映了北宋时期理论思维的提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扩展资料
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 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 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董仲舒新儒学，程朱理学各有什么特点
董仲舒新儒学特点：1 以维护皇权的绝对性为最终目的，完全沦为官方的统治哲学。 2 核心是天人感应，在此基础上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 3 强调王权的合理合法性，君权神授。 4 以神权限制王权。 积极: 1推动儒学进步，使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2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符合大一统局势。 3把阴阳五行学说揉进天人感应思想，使汉代的灾异观念更为系统化4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5促进了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消极：1迷信思想，2唯心主义，3愚民政策，4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 程朱理学特点：（1）科学或可取的一面：①宋明理学具有和谐意识。 和平发展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小到家庭，大到民族、国家、人类都需要和谐的意识。 ②宋明理学具有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对历代仁人志士胸怀天下，奋发进取，为理想不懈追求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今天人们依然能从中得到启示。 ③宋明理学崇尚道德，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崇尚道德可以促进文明的进步。 ④宋明理学强调力行。 力行意识及其所体现的务实倾向和自强的精神，对中国文化起了推动和促进作用。 （2）不科学或不可取的一面：①尊卑等级观念；②重男轻女的观念；③因循守旧的观念；④重利轻义的观念；⑤重礼轻法的观念。
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飘零与崛起
第三代新儒家·海外新儒家的崛起·飘零与崛起
第二代新儒学发展的突然中断，终于以第三代新儒学的崛起作了补偿。 如果说第一代新儒家的兴起主要缘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作用，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抗战的内推力，那么第三代新儒家的崛起则兼具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先是共产主义在大陆的全面胜利，继有全盘西化、自由主义在台湾的风行，都从反面给新儒家以 ;而台湾官方对宣扬传统文化的支持鼓励，世界文化对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同情和赞赏，六十年代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济腾飞，则从正面给新儒家以鼓舞和推动。
第三代新儒家的崛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前前后后历三十余年，这其中有机遇和幸运，但更多的是二三志士动心忍性矢志于道的艰苦努力。 儒学由沉寂、低迷、花果飘零而蔚然为一显学，无论对文化运动还是对思想史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根据新儒学的发展变化，从社会文化背景、思想重心、学术特点和现实反响等综合考察，第三代新儒家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是第一个阶段，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第三代新儒家的酝酿、形成时期。 第三代新儒家正式登台亮相在1949年以后，但无论是人物，还是学识准备，在四十年代后期就已鸣锣开场了。 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都是一代宗师熊十力的弟子，唐、牟二人在抗战初期就已经创办杂志，从事学术文化活动。 1947年牟宗三与姚江源创办《历史与文化》，徐复观创办《学原》，1948年在牟宗三建议下，同为熊十力门人的程兆熊在江西办鹅湖书院与《理想历史文化》，唐君毅曾赴鹅湖讲学，而牟宗三等起草的《鹅湖书院缘起》，已明确认定孔孟荀董为儒家第一期，程朱陆王为第二期，现在已到第三期，儒学将有更全新的发展。 虽然这些杂志的生命都很短，影响也不大，但他们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对儒学的自我体认，以及他们的学术训练，办杂志、办学的经验，为五十年代新的发展作了铺垫和准备。
1949年， 在大陆夺取政权，一些知识分子逃离到香港、台湾及海外，远离大陆，心理上和精神上受到巨大的冲击。 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统治大陆，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覆亡，而传统文化一旦在大陆这个文化本土上丧失，就如大树崩倒，花果飘零，随风而散，势难以灵根再植。 在孤岛上，在殖民地中，他们环顾四周，只见海天茫茫，地暗天昏，而觅不见一丝中华文化的灵光。 感受着身心的双重飘零，在一种悲怆的心境下，怀着“知其不可而为之”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和勇气，投入弘道之中。 他们办学办杂志，积极从事文化反省和文化宣传，终于鼓起一场儒学复兴来。
第三代新儒家与第一、第二代不是截然断开，而是有着思想上和人物上的关联。 如果说熊十力是联系第一代和第三代之间惟一重要的精神桥梁，那么钱穆就是维系第二代和第三代的惟一文化纽带。 如果没有钱穆，就很难有第三代新儒家学派的崛起。 在五十年代，正是钱穆的人格、名望、学识和影响，才将散奔海外、失魂落魄、黯然神伤、还未从巨变的震惊中回复过来的儒者、学子和志士们团结、组织和合拢在一起。 钱穆的实际影响(创办书院、杂志，学术研究)和文化象征意义对第三代新儒学的初期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标志第三代新儒家正式揭幕的第一件大事是新亚书院的创立。 新亚的创办人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欲以教育传播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的生命。 新亚精神就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因此书院力图把中国书院教育的人文传统和西方近代教育的学识训练结合起来，钱穆揭示书院的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新亚书院为第三代新儒家提供了宣教的讲台，港台儒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时皆会于斯，新亚成为弘扬儒学的文化据点和新儒家的大本营。 同时因无力于政治退而书院讲学的文化实践，也使他们感到与宋明儒者的精神相接契，从而获得某种特别的心理慰藉。
如果说新亚是新儒家的教育机构，《民主评论》则是新儒家的文化舆论阵地。 徐复观等人深感社会时弊中国前途问题须要从文化上作根本的反省，乃决心办思想性刊物。 于是《民主评论》1949年在香港创办，于台北设分社。 五十年代初《民主评论》刊登的多是些政论性文章，对国民党亦有不少检讨。 五十年代中期后，逐渐转为思想性文化性的学术刊物，走向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向，港台儒者纷纷为之撰稿，钱穆、唐君毅、牟宗三不少重要文章都在《民主评论》上发表，《民主评论》于是成为“新儒家的发言台”。 由此，新儒家扩大了在社会上的影响。
1951年王道在香港创办的《人生》杂志是新儒家的又一重要舆论阵地。 钱穆、牟宗三、张丕介等联名申明宗旨：以弘扬儒学为职志。 《人生》师友共同研求“返本开新”与“摄智归仁”之道，谋求中西文化的会合。 张君劢曾这样评论《人生》：“在香港由钱穆先生与其同事唐君毅先生所领导的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评价和重新信仰的一个中心已被建立。 由王道先生在香港主办的《人生》期刊成为了这一运动的重要机构。 ”(《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序言”)
另外，牟宗三在台湾师范学院发起人文友会，在东海大学中文系也组织类似的师友讲习，积极阐扬中国文化和儒学精神。 1962年在香港成立了世界性的东方人文学会，对新儒学的开展和扩大影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第三代新儒家崛起的思想标志无疑是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四人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 正如牟宗三所说，宣言是“此十年间吾人努力之综结”(《道德的理想主义》“修订版序”)，基本上反映了新儒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认识和看法，所以《宣言》被称为“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献”(林安梧《现代儒学论衡》)。 《宣言》表明新儒家思想已初步成熟，一个学派的中心已经形成，而以宣言的形式在《民主评论》和《再生》同时发表，说明新儒家在有意识地进行儒学运动和创立新儒家学派的努力，所以《宣言》标志着第三代新儒家的正式形成。
1961年胡适在亚东地区科学会议上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认为中国文化缺少或没有灵性，徐复观立即著文反驳，批评胡适“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论战与评述》)。 李敖随之在《文星》上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病》，抨击传统主义与新儒家，主张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中西文化论战由此展开，波及香港及海外。 这次论战使西化派与传统派的壁垒更加分明，同时促使新儒家走到一起，推动了新儒家学派的最终形成。
这一阶段新儒家活动的特点是：首先在困境中获得生存和立足点，建立滩头阵地，继而向纵深扩展，直至收复全部失地。 新亚就是新儒家的立足点，《民主评论》和《人生》是滩头阵地。 依靠这三个支撑点，新儒家再进行深入细致艰苦卓绝的文化复兴和重建工作，充分利用报纸、杂志、讲台，不遗余力地宣传以扩大影响。 渐渐地，一开始默默无闻的新儒家，终于在社会上思想上文化上赢得巨大的反响，同时儒家政治保守、思想守旧的形象在人的眼中消失了，新儒家为自己塑造的新中国文化承担者创造者的形象和风采展示在人们面前。 其次有几个中坚人物在积极推动，他们之间又联络声气，相互支持，彼此呼应，第三代新儒家学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亚是大营，钱穆、唐君毅主持之，《民主评论》是徐复观主办，人文友会牟宗三主讲，东方人文学会唐君毅、牟宗三等联络发起。 第三代新儒家兴起的几件大事皆有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参与，他们自然成为中坚人物。 他们虽各有侧重，唐君毅一生守着新亚，关系着教育，徐复观努力支撑着《民主评论》，坚守文化学术阵地，牟宗三从台湾师院到东海大学，从香港中文大学到新亚研究所，潜心于讲学和著述，但他们之间同气连枝，互相支援。 《民主评论》是在新亚的配合下开展的，总就是新亚的总务长张丕介，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是它的积极撰稿人，《人生》是钱穆、牟宗三支持的，钱穆、唐君毅等新亚教授还是《人生》的社务委员，新亚的讲座自然不少牟宗三、徐复观的位置，而《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四人联名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新儒家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活动都表明他们在自觉地进行着一场文化运动。 与第一、第二代新儒家单兵作业、各自为战式的文化保卫相比，第三代新儒家更多的是群体配合的协同作战，这股势力从而在现代思潮中突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