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汛期，北京房山区遭遇了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如今，“一年基本恢复”目标已实现，全区受损的河道、沟道和道路、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已全部修复重建，防灾减灾能力大幅提升。这是记者日前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记者了解到，房山区1.3万多宅原址房屋修缮和重建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农业生产也恢复至灾前水平，所有景区和民宿已逐步恢复运营。今年上半年，房山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1.2%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21.5%，夏村夜市大集、长沟稻田咖啡等新业态备受游客青睐，旅游消费市场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房山区以“三年全面提升、长远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注重功能提升，推动城市韧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加快推进“平急两用”设施建设方面，房山区已经在十渡镇、佛子庄乡等山区乡镇打造了一批安全应急小屋示范点，光伏发电、卫星通讯、净水、石墨烯供暖等要素齐全，每座小屋可为200人提供约一周的基本生活保障，实现“有水喝、有电用、能通讯、能取暖”。
在交通方面，房山区积极谋划建设京西南骨干路网。108新线高速等重点道路工程已开工，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大幅提升山区韧性和防灾减灾能力，还有望带动山区发展迈上新台阶——届时，市民驾车沿着108新线高速从市区到房山景区，车程将缩短半小时以上。此外，房山区还联动周边区域协同治水，全面启动拒马河、大石河等河道防洪工程，加快推进重点水库建设前期工作，系统提升全流域防洪标准。
紧扣全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近几年房山区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地区的综合承载力。在教育方面，房山区已经与北理工、首师大、北师大开展合作办学，良乡大学城实验学校、中关村三小、北京十一奉先学校等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在医疗方面，北京中医药大学房山医院新院区主体结构已经封顶，京东方数字医院正在建设中，年底前将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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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内容
两天来，全国人大代表认真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代表们表示，两高报告体现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理念，让人民群众从中感受到司法的公平、正义和温暖。
司法为民：满足人民需求
两高报告中的一组数字，让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金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全收印象深刻：去年全国法院帮助农民工追回劳动报酬95.3亿元；检察机关起诉恶意欠薪犯罪2361人，支持农民工起诉件。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恶意欠薪的整治力度，农民工工资管理发放越来越规范。 ”张全收说，司法机关每年都有针对农民工欠薪的专项整治，及时受理涉农民工工资案件，这让农民工兄弟更有底气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坚持司法为民，人民法院敢于啃“最硬的骨头”。
“‘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这个消息，引起了代表强烈反响。
“执行难过去被称为法院系统的‘老大难’，很多案件在法院宣判后得不到执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也严重影响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说，执行难问题的基本解决，让诚实守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
坚持司法为民，检察机关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立足于人民群众对“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的美好期待，最高检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起诉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人，同比上升21%。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州环境监测站副总工程师杨晓雪说，2018年，检察机关依法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积极开展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为生态环境筑起了一道法治屏障。
阳光司法：看得见摸得着
最高法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公开案件信息3.7亿项，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259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文书6382万份，访问量226亿次……
“司法越公开就越有生命力。 从审判公开到文书公开，再到执行信息公开，体现了我国司法公开理念的不断更新，彰显了司法自信。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说，信息化推进整个司法过程实现了从接受当事人监督，向接受广泛的社会公众监督拓展，一个“阳光下的法庭”让老百姓真正看得见、摸得着。
以公开促公正，不仅有“键对键”的方便，更有“面对面”的体验。 最高检报告指出，“检察开放日”常态化，13.5万名各界人士走进检察院、走近检察官，了解监督检察工作。
“去年，我参加了吉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开放日’活动，通过参观检察服务中心、信息化应用管理工作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四季盛宝纺织有限公司后纺车间挡车工徐艳茹说，近几年，检察机关主动推进检务公开，向社会各界传播检察声音，树立了良好的检察形象。
从人民法院推进电子诉讼应用，逐步实现网上阅卷、证据交换、网上开庭和电子送达；到检察机关升级建设检察服务中心，四级检察院同步完善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智慧司法，在提升办案质效、便民惠民中的作用愈发凸显。
“司法机关推进信息化建设，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岳认为，司法机关顺应时代发展，大力推进智慧司法建设，使人民群众得到方便和实惠的同时，也为司法体制改革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司法创新：便民利民惠民
进入，人民群众对法治提出了更高要求。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司法机关积极创新，不断提高办案水平、提升服务质量，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创新，要更好满足群众司法需求——
最高法报告显示，最高法制定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司法解释，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涉“小猪佩奇”著作权跨国纠纷等案件，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
“互联网法院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不囿于地域限制，让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司法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说，除了利用网络进行网上在线预约立案外，诉讼服务热线也为百姓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司法服务，成为人民群众与司法机关沟通的平台。
创新，要不断提升办案水平——
最高检报告指出，最高检带头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各级检察长、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8713人次；基层检察院直通最高检的专业平台“检答网”解答各类问题1.1万个；聘请103名专家学者、法律界代表委员、律师等，组建办案咨询委员会……
检察机关创新推进业务建设的种种举措，让全国人大代表、最高检特约监督员谢资清深有感触。 谢资清说，这体现出检察机关不断谋划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创新，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便利群众的切实举措，推行网上立案、自助立案等便民服务，推广车载法庭、移动背包科技法庭被写入最高法报告。
“审判工作重心下移、就地解决纠纷，体现了司法机关创新便民利民惠民机制，为群众立案、开庭等提供便利，减轻当事人诉累的积极做法。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绥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级教师徐贤淑说，这些创新务实举措，确保当事人立案不求人、审判不求人、执行不求人。
;猿来如期怎么样
好。 1、公司正规，猿来如此(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1月15日，注册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房山分局登记注册。 2、项目安全，是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人头盖骨的下部资料
[本段]【概述】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开始在周口店挖掘，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些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定名北京猿人，正式名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在在科学上常称之为“北京直立人”，属旧石器时代。 [本段]【发现过程】1929年12月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村的龙骨山上的北京猿人遗址，我国考古工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化石，后来又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和200多块骨化石，还有大量打制石器，动物化石和灰烬。 周口店发掘化石工作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是一个创举，当时在中国无成法可遵。 后来龙骨山上陆续发现一些猿人使用的石器和用火遗址。 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研究，证明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属直立人种。 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使用火取暖和吃熟食。 大约在北宋时代，北京周口店一带就有出产“龙骨”的流传。 人们把“龙骨”当作天赐的良药，据说把它研磨成粉末敷在伤口上，就可以止痛和利于愈合。 因为盛产龙骨，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的一座山称为龙骨山。 到了近世，经过古生物学家的研究，认为所谓“龙骨”不过是古生物的骨骼化石。 这就吸引了不少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来到周口店地区，进行发掘和考察。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属于早期人类的两颗牙齿。 同年10月，北京科学界报道这一重要发现时，立即轰动了国内外。 后来科学家决定把这两颗牙齿的主人，就命名为“北京人”，以后又定名为“北京中国猿人。 ”这样，所谓“龙骨”的谜揭开了。 这不是天赐神物的骨骼，而是人类祖先和与他们同时代的动物的化石。 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开始了。 发掘的主持单位是中国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 第二年，我国两位能干的青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和裴文中，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 他们精力充沛，给整个现场带来了生气。 到了1929年，震撼世界学术界的奇迹终于发生了：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时间是这一年的初冬，工作人员在发掘过程中，突然看到一个小洞，洞口的裂隙窄得只容一人出入。 为了探明虚实，裴文中来到洞里，仔细一看，高兴极了，原来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许多动物化石。 他顾不得寒冷，决定把挖掘工作继续下去。 到12月2日下午四点，已经日落西山，洞外天色渐渐暗下来，呼啸的寒风在山野吹着，洞里觉得更冷了，但人们依旧在昏黄的蜡烛光下聚精会神地工作。 突然，裴文中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猿人！”大家围拢过来，果真发现一个猿人的头盖骨，一半已露出地面，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 人们兴奋极了，目不转睛地盯着。 这时天色越来越黑了，但大家的心情已经急不可耐。 裴文中毅然决定，继续挖下去，一直到把这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完全出土为止。 这一夜大家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清早，裴文中就派专人把这个大喜讯报告给北京城里的地质调查所。 又过了几天，12月6日，裴文中亲自坐着汽车，用他自己的两床被子和褥子、毡子，包着这稀世珍宝护送到城里。 1936年贾兰坡又先后在猿人洞发现3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二战期间，周口店猿人洞先后出土的全部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神秘失踪，再度震惊了世界。 北京猿人化石共出土头盖骨6具、头骨碎片12件、下颔骨15件、牙齿157枚及断裂的股骨、腥骨等，分属40多个男女老幼个体。 考古学者同时发现10万件石器材料，及用火的灰烟遗址和烧石、烧骨等。 北京猿人制造出颇具特色的旧石器文化，并对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段]【丢失】“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40年12月26日，日军占领了北平，美日战事一触即发。 “头盖骨”若继续留在北平很不安全，当时身在重庆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副所长尹赞勋致信给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术研究员，时在北平的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裴文中，述说险恶形势和对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保存的担忧，并提出托美国友人运往美国学术机关暂存。 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翁文灏也开始积极协调将“头盖骨”运送至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存。 1941年1月10日，翁文灏和尹赞勋致信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 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同时，翁文灏还直接写信给美驻华大使詹森阐明自己希望转移“头盖骨”的意思。 但是，根据先前达成的协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其发掘出的实物必须留在中国，不得出口。 美国方面婉言拒绝。 胡顿在给翁文灏的回信中写道：“企图将这批化石转移出北京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将它们运出中国或日本占领区很易遭到被没收的危险。 ”考虑到“头盖骨”的安全，胡顿和魏敦瑞都认为不要转移和无法转移。 最好放在保险柜再将保险柜放入学校地下室的保险库。 翁文灏等中方人员的努力依然没有停止，他们一再申请，美方官员和科学家一再婉拒，往来切磋数月时间。 1941年11月，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过蒋介石点头，重庆国民党政府才明确表态，允诺“头盖骨”出境。 在翁文灏的一再恳请和调停下，美国方面终于同意了头盖骨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据李树喜公布的档案资料记载，“头盖骨”转移行动按计划开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护卫，乘北平到秦皇岛的专列到达秦皇岛港，在那里登船，船名“哈德逊总统号”，预定12月8日抵秦皇岛。 8日上午，列车抵达秦皇岛。 此时，日本对珍珠港的空袭已经开始，随即，驻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的日军突然行动袭击美军，美海军陆战队的列车和军事人员包括美在秦皇岛的霍尔姆斯兵营的人员顷刻成为日军的俘虏，包括“北京人”在内的物资和行李当然成为日军的战利品，从此不见踪影，至今66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一共有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3个；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北京人牙齿近百颗；北京人的残下颌骨13件；北京人的上锁骨1件；北京人的上腕骨1件；北京人的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山顶洞人肩胛骨3件；山顶洞人膝盖骨3件，还有硕猴头骨化石2件；硕猴下颌骨化石5件；硕猴残上颌骨化石3件；硕猴头骨化石残片1小盒；山顶洞人下颌骨4件，还有大量其他珍贵化石。 [本段]【寻找】二战结束后，美国、中国、日本都开展了对北京人头盖骨的寻找工作，但至今没有这些珍贵化石的下落。 多年来，寻找“北京人”一直停留在民间操作和学者呼吁的层面。 1998年，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发现者之一、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为首的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呼吁有关人士行动起来寻找“北京人”化石。 1999年，房山区有关部门也发出“世纪末的寻找”的呼吁。 但由于牵涉到日本、韩国等国外政府和相关人士，所以单纯靠民间的努力，很难取得进展。 2005年07月02日“北京人”的老家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 至此，一个在政府领导下、统一协调民间力量的寻找“北京人”行动机构诞生了。 房山区政府介绍，房山区委书记聂玉藻和区政府代区长祁红将分别担任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政委和主任，委员会的专家顾问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吴新智，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教授周国兴等。 而此项工作将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寻找工作队，职责是：制定寻找计划，上报批准后，外出调查；实地线索追踪后，进行资料整理，及时上报；针对有价值的重要线索，经上报批准后，进行深入挖掘，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协助下，对国内线索进行搜寻。 [本段]【北京人头盖骨的意义】根据对文化沉积物的研究，北京人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 北京人的平均脑量达1088毫升(现代人脑量为1400)，据推算北京人身高为156 厘米(男)，150厘米(女)。 北京人属石器时代，加工石器的方法主要为锤击法，其次为砸击法，偶见砧击法。 北京人还是最早使用火的古人类，并能捕猎大型动物。 北京人的寿命较短，据统计，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 在龙骨山顶部于1930年发掘出生活于2万年前后的古人类化石，并命名为“山顶洞人”。 1973年又发现介于二者年代之间的“新洞人”，表明北京人的延续和发展。 北京人遗址及化石的发现，是世界古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大事。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古人类遗址像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古人类、古文化、古动物化石和其它资料。 北京人化石就成为世界科学界众所瞩目的稀世瑰宝。 ，“北京人”虽然不是最早的人类，但作为从猿到人的中间环节的代表，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的珍贵可想而知。 但是，也正由于这样，它也成为一些投机商和帝国主义者所觊觎的对象。 裴文中等发掘出来的五个北京人头盖骨和一批化石，在抗日战争期间竟然奇怪地“失踪”了。 这事件，成为震惊世界的失窃案。 五十年代以来，人们继续寻找着；令人气愤的是，至今仍无结果。 这一案件目前已引起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 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北京人头骨化石理当回到他们的后代手里。 [本段]【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7种版本使历史扑朔迷离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到底在哪里？自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下简称北京人）不知所踪后，这个谜就一直在破解之中，但到现在都未能如愿。 1998年，包括有北京人之父之称的贾兰坡院士在内，14名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起的世纪末大寻找同样无果而终。 近日，随着北京市房山区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北京人去向之谜的老话题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北京人”也许已被毁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还存在世上？”面对晨报记者这样的询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主任杨海峰态度非常乐观，“我个人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不但在世，而且应该不难寻找，因为现在距离失踪的时间并不长，找到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据悉，对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否在世这个问题，有关专家多年来基本持3种态度，一种认为化石还在世，另一种认为化石已经毁于战火，再一种就是对化石的去向态度模糊，认为无法推测。 “我之所以认为它还在世，就是化石包装得相当考究。 ”杨海峰补充说，“即使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人看到，也不会轻易将其扔掉或毁坏。 ”他认为，根据中国古人类学家、最后一个见到化石的胡承志老人讲述，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在内的化石当时包了整整6层，而且由内到外相当仔细，即使装到两个没有特殊标志的木箱里，相信就是当时一般的日本兵发现也会上报的。 “我不敢，也不能随便下结论。 ”谈及化石的去向，88岁的胡承志态度却相当谨慎，“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推测化石的去向。 ”他表示，当时战争非常残酷、战事频繁，如果是金银珠宝书画，倒还可能保存下来，但对于几个死人骨头（“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难说日军有如此高的辨别能力。 对此，曾给父亲贾兰坡做了十年秘书的贾玉彰也持同样态度，表示不好对化石去向下结论。 “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和线索，我认为，化石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了。 ”对此，上海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北京人之父”贾兰坡的学生陈淳说，“找到化石的希望应该比较渺茫。 ”在1998年，老师贾兰坡联合其他十余名院士发起“世纪末的大寻找”，但最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陈淳表示，从目前的资料判断，“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当时应该放在协和医院地下室保险库，日军突然发动战争并占领医院，而化石根本没来得及运走，日军就在地下室将其毁掉了。 另外，他还举例说，当时连协和医院的院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都被俘虏，连逃命都来不及，谁还能顾及化石呢。 化石埋在日坛公园“那是1996年，有个日本老兵临死前，向中国有关部门传递消息，称化石埋在日坛公园的一棵松树下，这颗松树还做了特殊记号。 ”谈及那次挖掘，贾玉彰回忆到，“开始大家都不信，但确实找到了那棵松树。 ”1996年5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电震探测组，对埋藏区域进行了两次高密度电法、面波、多道浅层地震法的探测，并很快得出了结论，经过协商，最终与北京日坛公园管理处达成了1996年6月3日上午正式发掘的协议。 “当时，专家们对于挖掘非常低调，现场四周都用塑料布遮挡，”贾玉彰说，“因为感觉可能性不大，但还要找一找，所以没有对外声张。 ”但是，一直挖到2米多深时，专家们仍未发现有任何埋藏物，更未见有动土现象。 根据这一情况，专家们经过商议，再往下挖一段，结果都是细黄砂岩。 随后，再次扩大挖掘范围，仍未发现有埋藏物，现场专家由此判断，当时物探异常应是地表下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引起的，所以决定停止发掘寻找。 化石装在沉船“阿波丸”号上“据美国提供给中国的信息，化石很有可能在‘阿波丸’号上。 ”说起化石的去向，历史学者李树喜对媒体不止一次地透露，他研究寻找化石已经多年。 据悉，美国总统尼克松当年访华时，曾将美方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绝密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称化石可能在日本沉船“阿波丸”号上。 据了解，“阿波丸”号建造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 1945年3月28日，已被日本军队征用的“阿波丸”，在新加坡装载了从东南亚一带撤退的大批日本军官和要人驶向日本。 4月1日午夜时分，该船行至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正在该海域巡航的美军潜水舰袭击，3分钟后迅速沉没。 令李树喜坚信“北京人头盖骨”就在这艘沉船上的直接理由，是一份美国交给中国方面的资料。 李树喜对媒体说，1996年，他在整理资料时突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内容，其中有这样一层意思：当年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很可能就在沉没的“阿波丸”上。 1977年，中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初步打捞，但由于当时潜水技术的限制，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并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 但是，打捞人员却找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和圆砚，由此推断，该船印证了携带大量中国北方宝物的猜测，也成为“阿波丸”可能装载“北京人头盖骨”的有力旁证。 “我认为不大可能！”贾玉彰态度明确。 他认为，如果日本人得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何必要等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呢，何况这还是一艘从新加坡绕道过来的船只。 “不过，这也是一个寻找线索。 ”他对晨报记者表示，“只是估计可能性很小。 ”化石在“哈里逊总统”号上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应该丢失在从北平到秦皇岛的运送船只“哈里逊总统”号上，而“哈里逊总统”号由于受到日舰追逐，半途被击沉。 据说，1941年12月5日，带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乘坐专用列车前往秦皇岛，准备在那里把化石送上一艘由上海开来的美国定期航轮———“哈里逊总统”号。 当时，这艘船预定在12月8日到达秦皇岛码头。 “这艘船根本没到秦皇岛。 ”对此，陈淳教授坚定地表示。 他说，“哈里逊总统”号一直没有驶到目的地秦皇岛港去接应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航以后，一直被一艘日本军舰追逐，最后，搁浅在上海以东长江口附近，随后被日军击沉。 化石在“里斯本丸”号上最近，浙江舟山传出消息，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里斯本丸”号沉船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1942年10月2日凌晨，装载着700多名日军官兵，以及1800多名英国被俘人员和财物的“里斯本丸”号运输船，途经舟山附近海域时被鱼雷击沉，船上所载大量文物和奇珍异宝随之葬身海底。 后来，附近渔民救起英军官兵384人，而据获救的英国战俘回忆，船上载有大批被日军掠夺的黄金财宝和文物，还可能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 ”听到这个消息，贾玉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年来从没有听说过该船，从地点、航行路线上判断也不可能。 舟山当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历史调查研究会一位负责人也表示，“头盖骨”在“里斯本丸”沉船上可能是流言，英军战俘的说法值得怀疑。 化石在天津美兵营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说，一位原海军陆战队军人曾告诉他，化石曾辗转到了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 1971年10月21日，据护送北京猿人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执行人、美国医生费利说，装有北京猿人化石的箱子放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院里的6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 “后来，那里专门给我来过消息，说根本没有化石。 ”贾玉彰透露。 据悉，旧时兵营已是几经易主，现属天津卫生学校，6号楼在1976年大地震中震塌，后夷为平地改作了操场，在修大楼时连地基都挖开了，结果啥也没有。 但贾玉彰表示，有一点可以确认，父亲贾兰坡也考证过，化石确实运到了该兵营。 化石在原美驻北平领事馆据称，古人类学家周国兴教授后来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化石可能就在原美驻北平（北京）领事馆里。 由于周国兴教授出国访问，此说暂未得到证实。 胡承志透露，他在把化石包装好后，运到医院办公室就走了，此后他再也未见过。 “至于以后怎么运，我并不清楚。 ”据贾玉彰透露：“我父亲贾兰坡考证过，化石后来运到了天津的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并从那里运到秦皇岛，但半路该部队被日军俘虏，化石从此不知下落。 ”“由此看来，化石还在美领事馆的说法也不可信。 ”化石将运往美国1929年12月2日，是古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时刻，北京人头盖骨被发掘出来！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 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 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 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 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 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 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 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 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 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美军队秘密押运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 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 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 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 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日军的反常行为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 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 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 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 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 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 然而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 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再次发掘周口店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 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暴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 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 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 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 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 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本段]【裴文中与北京人头盖骨】裴文中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又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30年代初,他系统地研究了周口店第1地点的食肉目化石并撰写了专著。 此后他陆续研究和发表了不少有关周口店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哺乳动物群的著作，如：他于1929年12月2日在周口店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轰动了中外学术界，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其主要著作有：“周口店洞穴层含人化石堆积中发现的石英器和其他岩石的石器”（1931）、《周口店第1地点之肉食类》（1934）、《周口店山顶洞文化》（1939）、《周口店山顶洞动物群》（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