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余泽坤
来 源：家族传承护卫官
（ID：DE-LAW-OFFICES）
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农历九月廿五，黄历上说“宜作灶、造畜稠”。在从事二十余年律师工作后，高鸣飞给自己的梦想垒了个灶，创立了德谕泽律师事务所。
创立德谕泽的初衷，源自于她对家族传承现状的深刻洞察。
在多年的执业生涯里，她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起伏，也目睹了许多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的无奈与挣扎，尤其是许多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遭遇的法律风险与困境，这些经历让她深感痛心。
她意识到，家族传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法律、文化、情感等多方面因素交织的复杂课题。
一、初心
在中国经济四十余年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通过辛勤努力建立了基业，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如何将这些财富平稳地传递给下一代，如何保障家族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古语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有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2月，A股5000多家上市公司中，董事长年龄50岁以上的约有3700家，其中60岁以上的占比约30%。
更有数据显示， 未来十年一代民营企业家将有18万亿元资产传承给下一代，全国约有300多万家民营企业面临企业传承问题。
麦肯锡有一份报告显示， 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
这是对“富不过三代”调研得来的实锤证据。
另一项针对250家中国及新加坡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发现，企业所有者交班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损失，在新旧掌门人交接年度及此后的5年，家族上市公司的市值在扣除大市变动后平均蒸发了60%。
这让高鸣飞在内的许多企业家惋惜与痛心。
“每一个辛辛苦苦打拼建立的家庭，都需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高鸣飞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她坚信，只有通过专业的法律风险管理，才能帮助家族企业在传承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确保家族的财富与事业能够平稳过渡，实现世代相传。
她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用法律的力量，守护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传承。
于是，德谕泽应运而生。高鸣飞为律所定下了清晰的愿景与使命：助力民营企业家家业长青，服务千万家庭可持续发展。
这也是“德谕泽”三个字的由来。“德”者，以德立所，以厚德载物；“谕”者，谕令、口谕，口口相传；“泽”者，光泽、美好形象、美誉、泽惠万家。
她希望德谕泽能够长成为家族传承领域的灯塔，为那些在传承路上迷茫的家族企业指引方向。
在往后的六年里，这家叫“德谕泽”的律所，从家族私人律师起家，发展出民事信托托管、声誉保护、私人财富纠纷、人身安全、破产重整、遗嘱订立等业务并重，及至为家族长期繁荣、可持续发展、家业长青提供订制化解决方案的百年家族传承ESG战略，从而坐实了“家族传承首席护卫官”的头把交椅位置。在高鸣飞的心里，她永远梦想有那么一天，德谕泽的员工荣幸地介绍说：“这位，是我们的老客户。服务，有几百年了。”
二、向日本学
为了探索家族传承的奥秘与智慧，高鸣飞将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东方岛国——日本。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百年企业的国家，无疑为德谕泽提供了宝贵的学习与借鉴对象。
据“日経BPコンサルティング・周年事業ラボ”统计，日本在拥有100年以上和20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数量上均位居全球首位。这些长寿企业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在文化传承与企业管理方面展现出了卓越的智慧与远见。
不仅如此，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尊师重道，家族观念根深蒂固。
高鸣飞深知，要做家族传承，就要向日本学；要学到日本的成功经验，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些长寿企业的内在逻辑与传承之道。
于是，她带领团队与日本百年家族企业传承人展开对话。在东京都、京都府和大阪府等这些长寿企业集中的城市，无数家族企业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
她访谈了众多知名企业的现任传承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聆听他们关于家族传承的宝贵经验与心得，探讨传承的奥秘。
在完成对九家日本家族企业的采访后，高鸣飞被日本企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深深打动。 这些企业不仅保留了古老的工艺与技艺，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竞争优势。
同时， 她也注意到了日本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严谨与细致。 无论是家族内部的治理机制还是外部的法律风险防范，这些企业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感。
日本的家族企业传承，不仅仅是经济实体的延续，更是文化和精神的传承。
在众多的采访对象中，京都的柊家旅馆给高鸣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家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旅馆，不仅以其独特的服务理念吸引了众多尊贵客人，更在家族传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柊家旅馆的现任传承人西村明美女士向高鸣飞分享了她的传承心得。西村女士认为，“来者如归”是服务的最高境界。这种将客人视为归人的服务理念，正是柊家旅馆能够穿越历史长河、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同时，西村女士还强调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对于传承的重要性。她认为，只有家族成员之间保持紧密的沟通与协作，才能共同应对传承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与困难。
高鸣飞的日本访谈收获颇丰。 她不仅学到了日本企业在家族传承方面的宝贵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传承与风险管理在家族传承中的重要性。
她把这些宝贵的经验用到了中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德谕泽的客户提供了更加全面、专业的传承法律风险管理服务，而且日本传承案例共学，也成为德谕泽为客户提供的14类服务之一。
三、十八子
家族传承，要从娃娃抓起。
在多年的法律实践中，高鸣飞逐渐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于家族传承的重要性。她认为，只有培养出具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新一代接班人，才能真正实现家族的可持续发展。 于是，她发起了“十八子”计划这一公益项目。
“十八子”这个名字寓意深远。它不仅仅代表着十八个孩子或年轻人，更象征着家族传承中的希望与未来。高鸣飞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为年轻一代搭建一个学习与成长的平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为家族的未来发展贡献力量。
在“十八子”计划中，高鸣飞精心设计了一系列富有教育意义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涵盖了“使命感”“规则与风险控制”“安全”“健康”“礼仪”“思考力”“领导力”“情商”“财商”“逆商”“创造力”“爱商”等12项践行活动。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年轻一代不仅能够学习到实用的知识与技能，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良好的品德与素养，为家族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十八子”计划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益品牌。
除了内部的教育活动外，“十八子”计划还积极与外界交流与合作。高鸣飞邀请了众多知名企业家、学者与公益人士参与到项目中来，为年轻一代提供宝贵的指导与建议。同时，她还带领“十八子”们走出国门，参加国际交流与学习活动，拓宽他们的视野与知识面。
她甚至还带着“十八子”计划的孩子们前往韩国，与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先生会面，共同聆听潘基文先生的演讲。
在开放、交融的面对面交流中，引导青少年承担使命、健康成长，通过与世界重要领袖人物零距离接触，启蒙青少年的领袖之路。
潘基文先生与德谕泽律师事务所的渊源深厚，两者之间的关系远超一般的合作伙伴。
在德谕泽律师事务所的成长历程中，潘基文先生不仅是其尊贵的重要客人，更是激发创始人高鸣飞律师提出家族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灵感源泉。作为中国家族传承法律风险管理律师开先河者，高鸣飞律师凭借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前瞻性的事业，获授权处理潘基文先生在中国的法律事务。
四、治未病
《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古语也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在家族传承的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管理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提前做好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才能在传承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从容不迫。
无论是人身安全风险、婚姻风险、继承风险还是投资风险、股权控制权风险等，都可能对家族的未来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如果这些风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防范与应对，就可能导致家族事业的崩塌与衰败。
《史记·货殖列传》又言：“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意思是说，当没有任何资产的时候，应该凭着自己的勤奋劳动去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小有资产后，就凭借自己的才智尽快拓宽生意渠道，以增加自己的财富；当有足够的资产时，要抓住有利时机致富。
高鸣飞认为，财富的本质是财富的数量，以及拥有财富的时长，企业家既已（富）饶，要争时（长），德谕泽和企业家一起研究“拥有财富的时长”。
与大多数业务型律师事务所不同，她希望德谕泽成为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型律师事务所。
作为家族传承法律风险管理领域的专家，高鸣飞认为，风险防范与应对措施，需要提前做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在传承过程中确保家族财富与事业的平稳过渡、持续发展。
然而家族传承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这需要外部专业的力量，提供高价值的服务。韩国有个谚语说，“即使和尚也无法为自己剃光头”。
它不仅涉及到家族财产的分配与继承问题，还涉及到家族文化、精神和企业管理的传承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传承的失败。
对此，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刘东华有过很形象的说法： “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是挣大钱的时代。现在挣钱越来越难了，但是把钱丢掉好像很容易，有很多种方式。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传承。”
不谋而合的是，高鸣飞也提出，过去是企业家“赚大钱”的时候，现在到了“防大险”的时候了。
她带领她的家族传承护卫官团队深入研究，梳理出246+个传承关键法律风险源及其防范措施，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这套基于“十九八七”方法论的传承风险管理体系 ，能够为客户订制符合家庭自身发展战略的百年传承可持续发展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家预见风险、管理风险、驾驭风险：
“十”，即通过做好传承十件事，在家族每一代中培养出秉承一致家族理念掌管家族财富的家族关键决策人，带领家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九”，即九大传承风险源，因为风险是可识别、可评估、可应对的，正如查理·芒格所言，“如果知道我会死在哪里，那我将永远不去那个地方”。
“八”，即八大负面清单，包括可能缺失家族资产清单，家族内部缺少严格的议事规则，传承人的培养缺位，没有事前传承规划，无视、轻视家人事业的利益冲突，家族信托效力瑕疵，忽视家族成员不良爱好，缺少婚姻财产约定。
“七”，即七大传承工具，德谕泽对每一个传承工具的运用范围，局限性，使用方法，以及对传承的影响都有大量的案例和法律专业研究，协助企业家家族用好传承工具，实现百年传承。
德谕泽从创立的第一天起，高鸣飞就希望，通过专业的服务，为千千万万个家庭及其背后的老人、孩子保驾护航，让“以德传承”成为中华民族和谐社会的基石。
五、“管理型”
“我们不能再做那种只会打官司的律师了！”
高鸣飞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坚定地说。她认为， 未来的法律服务必须向管理型、战略型转变，律师应当成为客户家族传承的全程顾问和伙伴。
在创立德谕泽之前，她曾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合伙人多年。近三十年的从业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法律服务模式的局限性。
许多律师往往局限于处理单一案件，缺乏从全局和战略角度为客户制定传承方案的能力。
于是，在德谕泽，高鸣飞开始推行“管理型律师”的培养模式。她要求律师们不仅要精通法律知识，更要具备企业管理、财务规划、心理咨询等多方面的能力。
而且要通力合作，预见风险、管理风险、驾驭风险，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专业、订制化的传承法律服务。
为了提升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高鸣飞带领德谕泽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正和岛等机构合作，共同制定了国内首个传承法律风险管理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不仅填补了行业空白，更为德谕泽的专业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高鸣飞和她的团队深入调研了众多家族企业的传承案例，提出对应的解决方案。这些成果不仅被广泛应用于德谕泽的实际服务中，更在行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案例部分来源之一是正和岛，正和岛是2011年由刘东华创立的企业家及创业者服务平台，专注于精准、高效的供需适配服务，促进资源对接与商业合作。
基于专业与信任，高鸣飞律师成为正和岛唯一推荐的家族传承私人律师。在2024年正和岛“案例共学年会”上，德谕泽与正和岛联合发布了《家业长青——赢在风险管理》报告，为企业家提供家族传承风险防控的专业指导。该报告概述了九类46个传承风险及解决方案，助力企业家快速识别法律风险。
“我们不仅要告诉客户有哪些风险，更要告诉他们如何规避这些风险。”高鸣飞强调说。
为此， 德谕泽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法律服务产品 ，包括家族私人律师、民事信托托管、声誉保护、人身安全、传承法律风险管理、协调家庭成员内部外部矛盾、私人财富纠纷、重要资产配置、协助突发式传承方案制定、破产重整、订立家庭关键人物遗嘱、继任计划、传承经典案例共学、家庭外部人员照顾等14类产品。
这些产品覆盖了家族传承的各个方面，为客户提供后顾无忧、日常安心、百年传承家族ESG战略的全方位法律保障。
而这些全方位的法律保障，都是置于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德谕泽律师事务所文化的第一条是“一切合法”，这是德谕泽高度重视和坚守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所开展业务和提供服务的基石，以德立所、客户至上，同时恪守“极致保密”与“理性担当”的职业操守，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确保律所的每一项业务都是对法律尊严的深刻敬畏，对客户的每一项服务都是对客户信任的庄重承诺。
在实践中，高鸣飞和她的团队无论是为家族企业制定传承规划，还是为客户处理复杂的家族纠纷，德谕泽都力求做到专业、细致、周到。
有一次，一位民营企业家因突发脑梗而失智，家族内部因此陷入了激烈的争产风波。面对这一棘手的问题，德谕泽迅速介入，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手段，帮助家族成员梳理资产、制定过渡方案，并最终促成了一场温馨的家庭会议。在德谕泽的协助下，家族内部达成了和解协议，实现了家族的平稳过渡。
这样的案例在德谕泽数不胜数。每一次的成功服务背后，都凝聚着高鸣飞和她的团队对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和对法律专业的执着追求。
六、种瓜得瓜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些客户，高鸣飞开始谋划德谕泽的全球化布局。“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服务国内的客户，更要携手全球华人企业家，共同推动家族传承法律服务的发展。”高鸣飞满怀信心地说。
她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全球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为全球华人企业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
第一个海外分支机构可能设在日本，这是她创业之初“取经”学习的国家。
而她把总部设在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在国务院明确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之后，德谕泽作为城市副中心19个重大招商成果中唯一的专业服务机构，成为入驻的第一家专注家族传承法律风险管理的律师事务所。在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成以财富传承为特色的财富管理中心方面，德谕泽大有可为。
德谕泽的办公室，巧妙构思出三大主题空间，“精神与文化”“财富与传承”“爱”，每一处都蕴含着深意，讲述着智慧的积淀与文化的传承。温馨柔和的色调与细腻的表达，让整个空间弥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相比之下，高鸣飞的房间则展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学理念——日式简约。一切布置皆以“简”为核心，却又不失雅致。
墙面上，一幅“种瓜得瓜”的画卷静静铺展，画中意象生动，仿佛在诉说着世间最朴素的道理：因果报应，付出多大努力，收获多少成果。因上努力，这是她对自然法则的深刻理解，也是处世哲学的体现。
在公共办公区，高鸣飞将5S管理理念运用得淋漓尽致。办公用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文件归档整理得一丝不苟，每一处细节都透露出她对效率与秩序的极致追求。
至于合同签订，那更是一场仪式感满满的环节。忠诚于客户服务的家族私人律师，手持金色笔杆，庄重地在合同上签下承诺，随后，一枚古老的火漆印章缓缓落下，封印住这份沉甸甸的誓言。火漆印章，这一古老的承诺方式，在此刻显得尤为庄重，它不仅是对合同内容的保障，更是对诚信与责任的坚守。
为了节省客户的时间，她甚至特意把办公室选在了15层，这是中区电梯的第一层，电梯直达中间不停。从位于办公室所在的15层楼，往下可以俯瞰五河交汇的美景。自古以来，此处便是商贾云集之地，今天运河两岸生机勃发，车水马龙，众多高端财富资源汇聚于此，千年胜景“运河北首”今日再现，令人感慨万千。
创业六年，其中过程艰辛不言而喻，因为家族客户有一个普及、考察、培育、形成的过程，但她从未有过动摇，并把这视为她和她的团队修为成长的过程：
“我们在走一条之前从未有人走过，但对家族企业千千万万个员工背后的老人、孩子最有价值的、同时也是最接近法律本质的路，我们必须一步步来，时光老人会做出最终的评判。”
从事近三十年律师工作的她，将继续探索她所理解的作为一位律师的最高境界： 仁医、上医。
这最接近她真实的内心。
正和岛岛亲企业——
德谕泽律师事务所即将迎来6周年庆
在这个特别又意义重大的时刻， 德谕泽创始人高鸣飞律师诚挚地邀请您参加一场 专为企业家精心打造的家族会议工作坊
1. 家族沟通不畅，阻碍企业发展？
2. 急需决策，家族却无法统一？
3. 两代人沟通障碍，家族情绪受阻？
4. 有爱不会表达，家族关系紧张？
5. 家族没有习惯，以协商解决问题？
家族会议：最小的成本，最大的爱！
您的公司有年度会议，您的家族也需要一场。
这不是普通的会议，这是传承智慧的开始。
11月2日，德谕泽将迎来六周年，德谕泽精心筹备了“家族会议工作坊”，诚挚邀请家族成员莅临。
报名方式：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填写资料，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注：因本次是家族会议，需至少带1位家人参与哦）
排版 | 杨羽| 微澜 执行 | 夏昆
内部培训流出：北交所，只是少数人的机会？
#秋日好时光#北交所，看上去好像只是一个交易市场的政策变化，但其实背后紧锣密鼓的政策细节一直在快速落地，目前看，北交所确实有可能给整个投行业务、咨询业务、投资业务、培训业务，带来重大的变化。 这种影响力的纵深，可能是科创板当时都不具备的，具体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逻辑来推导。 01 北交所背后，有更大的企业覆盖的市场纵深。 科创板是中国新 科技 企业快速资本化，而北交所是整个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成长性企业的主战场，这是两个数量级的企业群体。 北交所最大的政策变化，是把中国证券化门槛，从10亿拉低到了2个亿，这意味着市场纵深规模瞬间被放大了几个量级。 如果按2000万净利润对应的经营规模计算，新三板未来3年至少有2000家企业符合标准，按4000万的门槛做评估，至少也有超过1000家，这意味着新三板会出现独立的资本生态与交易生态。 例如公募基金中有独立的新三板研究员和基金经理，有做市商，有券商的营业部，有意见领袖，有小圈子的专业投资者，有散户的意见领袖，有三板的专门服务机构，这里的从业人员可能近万人。 02 2亿市值的证券化门槛，意味着什么？ 这覆盖了中国的B轮以后的创投市场、中国各省级的区域股权中心市场、还有国企央企的子公司孙公司。 也就是说新三板+北交所的辐射范围，至少在2-3万家企业，这也意味着企业级的中介服务、投行服务的纵深被急速扩大，甚至这是解决中国私募股权一级市场投资的堰塞湖问题的主要主力方式，这个市场保守估计可能被困了8万个亿。 03 短期看，北交所是资金比股票多；中期是股票比资金多，长期是资金在头部抱团。 北交所估计1年内，也就2-300家公司左右；但是目前符合开户条件的有700万户，已经开户的有130万户。 且北交所刚开始会有减持限制，意味着短期流动性无忧，但持续实践不会太久，例如2022年或者2023年，挂牌企业越来越多，那么流动性会越来越集中在头部企业。 北交所会被再次“分层”，这种分层会是市场自发产生的，就和现在的A股市场一样，30亿和300亿是两个资本市场。 未来会是看上去是上市更容易了，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有流动性的门槛反而提高了，未来只有市场中的头部才有超额资本红利。 04 这意味着对中介服务机构来说，抢夺头部客户是“上甘岭”战役，有重大战略意义。 对企业来说，能否拿到自己的资本超额红利，是产业竞争的关键，本质上其实是谁来掌握“定价权”的问题。 企业的市值定价权，是在投资机构手里，还是在自己手里？这是上市公司资本经营的核心命题，这个挑战对上市公司来说非常大，这个问题不限于北交所，对所有A股公司都一样。 本质上是企业自建资本能力的过程。 05 券商的新三板投行业务正在深刻变化，但大部分券商有认识没行动。 一个典型特点是北交所的招股书材料其实已被简化，看上去难度变低，实则主要矛盾在发生转移。 投行的核心价值正在从如何合规搞定材料报送审批，快速变成如何让客户有价值？但对投行来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是投行内部组织分工问题，投行部管保荐通过，资本市场部管发行完成，必然决定了各管一头，企业价值只能老板上市之后自己管，董秘都管不了。 但券商内部北交所业务的组织分工是闭环的，承销承做承揽都在三板部门，甚至有独立的研究能力和并购重组能力，有的券商内的三板部门相当于是一个小券商，对于这种券商来说当前环境其实是个重大机会，但对业务能力的挑战较大。 我跟几个国内券商三板部门做内部培训的时候，也都谈到此问题。 要么有认识没能力，要么没认识没行动。 注册制背景下，投行的核心价值正在从被割裂的保荐能力，变成如何完成对“企业价值”的定价权的能力。 本质上，这是一种新型投行业务能力。 06 证券化门槛降低，意味着企业的“外部资源”在被重新定价，市值是企业最大的战略资源之一，这会导致是谁有更大战略格局，谁就能撬动更大资源杠杆。 这种资源潜力的定价重固，意味着企业的资金调动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都在重构，在这个潜能激发的过程中，企业都需要有新的战略格局去争取新的资本支持，这意味着企业的咨询需求会伴随放大，尤其是战略升级，业绩增长，营销定位，数字化转型，甚至是市值管理。 他们不缺钱，但是可能缺能力，缺体系，缺系统，缺人才。 07 对投资者来说，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北交所会带来更多的标的，但是新三板被定义为场内市场，可能会导致很多一级市场的投资条款在三板上不适用，以前新三板流动性不好，投资机构强势，要拿融资必须摘牌，摘牌才可以拿到一些有利的条款，甚至有些是明股实债或者定期回购，这种谈判环境反转之后，会反过来倒逼投资机构有更强的投研能力，更加回归投资的本质，交易更加标准。 08 北交所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创新业务机会。 比如中小企业的可交债、场内质押（这意味着金融资产的二次定价能力）、中小企业的高收益债等；我们之前研究纳斯达克，很多中小企业上市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融资，多数其实都是发可转换债券，国外是这个趋势，国内的注册制成熟后也会是这个趋势。 09 目前整体的融资政策定位，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意义。 鼓励融资支持融资，但是减持并不容易，就目前的流动性结构，意味着如果想减持炒股票，或者是想大额做套现，想割韭菜，监管环境会比较高压。 这意味着想要保持套现能力，则必须持续把企业做大，流动性=成长性，想纯割韭菜收割流动性，走不通，可能瞬间会被市场抛弃。 10 地方园区、地方政府也会是北交所重要参与主体。 这些不但手握着大量的企业，还握着大量的资金，甚至还可以跟当地的招商引资政策相结合，还可以孵化当地的企业去去北交所，可以联动当地股权转让中心，甚至可以推动政府引导基金收益模式升级，甚至会创造出新的招商引资基金的模式。 具备地方政府资源的支持可能会非常有价值。 11 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北交所也有关系。 创新孵化业务、体外孵化业务、孙公司子公司，都可以放到北交所去再融资或分拆上市，子公司一旦有了独立的流动性，意味着对组织活力、对造富机制、对成长模式、对融资通路都有新的打法。 对上市公司来说，本质就一个问题，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完成自己的创新业务成长。 新三板仍然会是一个并购标的池，被并购标的池，相互并购标的池。 12 财务顾问业务也会分层。 马上我们就能看到，在北交所这个市场上，各种财务业务搞得如火如荼热闹非凡。 但FA业务的本质是，要么一端绑定核心机构投资者资源，要么一端具备锁定优质头部客户的能力，这两者必须具备其中一个。 在融资业务中，IPO券商包销承销业务目前是券商的（未来肯定会出现联席承销模式），所以市场化的财务顾问是切不到的。 再融资是市场化机构的主战场。 核心业务是头部客户，单次融资几亿人民币以上（大几十亿市值），基本上是新三板上的主流FA争相抢夺的客户，且客户不缺钱。 次一级是单次融资在大几千万到上亿级别的项目（市值10亿左右），竞争惨烈；但这块业务依旧挣钱，且有优质客户； 再次一级是融资百万级到千万级的（市值几个亿），基本上可可能就不太赚钱了，甚至可能完成率都不一定高。 说起来大家做的都是FA业务，但是参与主体、业务流程、投资对象、收费模式可能都不一样，可能只有“财务顾问”四个字是一样的。 13 并购重组，好像看起来会有新机会，但其实很难做。 证券化门槛降低，意味着小公司的阶段性“资本价值”又出现了。 一是有些公司原本想卖给上市公司，但是突然发现自己也能证券化了，所以内心又有波澜，又自己跑去北交所了，会导致短期A股的并购其实反而没那么好做了； 二是小企业好像又有出路了。 一个30亿市值的公司不太可能去并购一个利润500万的公司；但是利润3000万的企业，并购一个500万利润的公司，看上去好像还是有意义的。 虽然不是那么靠谱，但是也挡不住别人对自己有期待，总有人会为了期待去付费。 万一呢？ 14 对于核心人才来说，北交所才是共同富裕机会。 股权激励拿了吗？自己的公司有资本化机会吗？ 如果没赶上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证券化，未来三年，个人职业发展上，能否抓住机会把自己“证券化”了，这个是个重大职业发展问题。 这个机会也是我自己在战略高手班上反反复复讲了2年的机会——核心人才，赶紧重仓“职业能力的资本化”。 北交所又会带来一批身价过亿的人群出现，某些小区的房价可能说不定得微涨，小区门口的中介可能有几个月生意会不错。 15 其他碎片化的业务，长期不一定，但短期都有机会。 包括：媒体的，培训的，路演的，搞论坛的，搞APP的，搞信披的，帮忙做PPT的，搞补助申请的，甚至微信群里像发传单一样的搞财务顾问的，都有机会。 还真别看不起这些小产品，一旦标准化，一旦能放量，可能很小的一个不起眼的点，都能做出精品团队。 在北交所大背景下，核心是一个大原则：这个市场，智力服务与中介服务，是分层的。 每个层都有各自的需求，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相应的机会。 头部企业需要深度定制，北交所的头部企业，资源能量完全不亚于一家A股的上市公司。 腰部企业，都在谋求战略升级，说不定就完成了成长逆袭。 长尾企业，虽然可能很小，但是数量级大，说不定一个标准化产业，也是一片大天地。 2017年，在一次新三板论坛上，我讲了一句话：“我们深刻看好未来几年的新三板注册制的机会，我们将以“长周期、大比例、重参与、自主可控”为模式，对当前苦不堪言的新三板咨询投行市场进行饱和攻击，坚定守望成长性企业机会，未来3年时间，自我成长、囤积规模、广积粮草、拿足筹码，坐等牛市；” 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和君一定有机会在北交所这个领域中成为头部的服务机构之一。 北交所的下一个3年，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
分析农村土地制度未来改革趋势？？？
摘要：中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首先在农村开始，继而在城市推开。 1978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8年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关系由15年不变、30年不变为长久不变；改革推进到城市后，城市国有土地使用开始由无偿、无价、无限期使用逐步转变到有偿、有价、有限期使用；通过这场改革初步形成了我国土地市场的基本制度和政府调控管理体系，带来了土地利用方式、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对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城乡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受损害最大的是广大农村、农民。 未来土地使用制度深化改革的出路，是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他们能够具备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 关键词：土地管理土地使用权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城市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 一、改革历程1．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1979年中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改革首先在农村推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核心内容就是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 中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过去由集体统一经营。 改革以后，逐步按人口或劳动力承包到个人，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同时保留某些环节的集体统一经营。 80年代中后期，为稳定农民对土地制度的预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土地承包关系15年不变。 90年代中后期，又提出30年不变，并于2003年在法律上加以确定。 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农民承包土地要向国家交农业税，向集体经济组织交一定的费用。 90年代中后期，为了防止基层乱收费增加农民负担，政府决定将农民上交集体的费用纳人农业税，税外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2005年前后，政府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取消了农业税。 这样，中国农民务农种地，不再有任何负担，相反，国家还给农民种种生产性补贴。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农村，其中有的人把土地或转让或转包或转租给别人，农地流转市场逐渐发育、活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农地流转量仅占承包地总量的1％—2%,90年代末达到4％左右，现在已经达5％—6％。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省，则高达30％左右。 中国的农地市场，交易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承包经营权。 2.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改革开放前，城市土地由用地单位无偿、无限期使用（但真实的经济关系并不像表面那样），不存在土地市场。 80年代中期，从扩大企业自主权人手开始城市改革。 随着企业逐渐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无偿、无限期使用土地的弊端逐渐暴露，改革城市土地使用制度的任务被提上日程。 80年代末到整个90年代，采用多种形式，实行城市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主要形式有出让、出租、入股、资本金挂账，等等。 这些形式，都是国家向用地者有偿让渡土地使用权，属于土地的一级市场。 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在土地使用期内，可以转让、转租土地使用权，可以凭土地使用权向银行抵押贷款，这些都属于土地的二级市场。 中国城市土地市场交易的，也只是土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在较长时期内，城市国有土地仍大量采用划拨方式，但有偿使用的比重逐渐加大。 到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人21世纪以后，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主要是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应了，但仍保留一定比重的划拨使用方式。 在有偿使用方式中，出让方式比重越来越大，出租等其他有偿使用方式比重越来越小。 以2007年为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31公顷，其中出让.94公顷，占73.48%；租赁和其他有偿使用方式 公顷，占0.5%；划拨.03公顷，占26.02％。 就是说，现在每年新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约3/4由政府采用市场交易方式，向用地者供地；约1/4仍采用计划方式供应。 3．土地管理改革为了培育和规范土地市场，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和改进土地管理。 (l)1986年成立国家土地管理局，统一管理全国城乡地政；1998年组建国土资源部，进一步强化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的管理。 (2）土地管理的基础业务从无到有，不断拓展完善。 土地利用规划、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发证、地价评估、土地整治、耕地保护、土地督察等逐步建立健全。 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计算机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卫星定位技术等，已在土地管理中广泛应用。 (3)30年间，适应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需要，陆续修改了宪法，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法，及其配套的法规、条例，初步形成了土地法律体系。 二、巨大成绩1．农村农业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利益与生产成果紧密联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收人增加较快。 1978年全国粮食总产3亿吨，1984年就达到4亿吨，上了一个大台阶。 目前，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稳定在5亿吨以上，基本上能保证13亿人口的生活、生产需要。 经济作物及肉、蛋、奶、鱼、水果等，发展得更快。 1978年至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每年的增长率为15.9%，后来降下来，但仍长期稳定增长，30年平均在6％以上。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1.2亿，尽管不断提高收人贫困线的标准，现在贫困人口已降至2000万。 从总体来看，中国广大农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向小康社会迈进。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大力支持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后来的土地管理法对此加以确认。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大量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1978年全国农村社队企业的产值为500亿元、就业2826万人。 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为6.8万亿元，约占全社会增加值的27.6%,吸纳农村劳动力1.5亿人左右，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9.5％。 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普遍改制为独立的企业法人，集体经济组织不再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但可以凭借土地出让、出租、人股、联营等方式，获取土地收益。 在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土地制度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2．城市(l）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对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7年，全国土地二级市场（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土地交易行为）情况大体如下：转让土地使用权145万宗，涉及的土地面积6万多公顷，交易金额近7200亿元；抵押土地使用权81.7万余宗，面积50万公顷，抵押金额近4.8万亿元，实现抵押贷款2.5万亿元；土地使用权出租7.6万余宗，面积2300多公顷，土地租金约1.2亿元。 土地二级市场反映了如下情况：一是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例如转让土地使用权145万宗，按每宗交易主体为2家计，涉及的企业主体近300万家；二是土地融资的范围广、数量大。 股市融资对上市企业要求高，2007年中国沪深股市的上市企业只有1530家，绝大多数企业没有条件到股市融资，却可以通过土地融资。 这一年土地抵押81 .7万宗，如以每宗涉及一个企业计，就是80多万家企业。 同年全国股市融资额为7792亿元，而土地融资则是2.5万亿元。 土地制度对搞活经济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2）中国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央政府行使国有土地所有权代表职能。 这使得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时，除了运用财税、金融手段，还可以从土地管理的角度加以配合。 例如，用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供应计划，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加以控制；用地租、地价政策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 2003年至2005年，中国政府治理经济过热和重复建设，明确提出了“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严控土地和金融两个闸门”等政策主张。 当时，解决钢铁业盲目、低水平重复发展问题，就是从整顿土地市场、查处违法用地人手，取得了明显成效。 (3）实行有偿用地制度，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在经济上得到实现。 1987—199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计约1 300亿元。 随着改革的深人，政府的土地收益大幅度增加，2007年一年就高达1 .2万亿元。 土地收益属于政府财政预算外的收人，2007年全国预算内财政总收入约5.1万亿元，土地收益相当于预算内财政收人的24%强。 一些地方的比例更高，例如北京、杭州等城市的土地出让收人高于财政收人的50％。 中央财政从土地收益中提取一小部分，大部分留给地方财政，对缓解地方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最近10年中国各地的城市建设发展迅猛，土地收益是十分重要的资金来源。 例如杭州市，90年代初期，每年城市建设资金不到2亿元，近几年每年从土地出让收人中提取的城建资金达400亿元。 三、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趋势1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中国人口多、耕地少，按人口平均承包土地，一家只有几亩地。 生产规模太小，难以发展现代农业，农民仅靠务农也难以致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农业完全市场化了，面对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变化，分散的小生产者没有能力逆向操作。 而无数小农顺向应对市场变化，反会加剧市场的波动。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一部分农民让渡承包经营权，使另一部分农民能够适度地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 农民是否愿意让渡承包经营权，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脱离农业、农村，在城市里有稳定的非农就业和稳定的生活居住；二是享有基本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否则，农民就不愿彻底放弃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因为那是他最后的退路和保障。 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的就业环境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 约5亿农村劳动力中，1.5亿在乡镇企业从事二、二产业，1.5亿—1.7亿在城市打工，还有约不到2亿人务农，而且多数是老人和妇女。 与此相对应，农地流转逐渐活跃。 但总体上看，流转的比重偏低，期限偏短，致使发展现代农业缺乏稳固的基础，不尽人意。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问题，但深层原因却在城市。 城市化需要加强城市建设，但城市建设的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化的发展。 尽管近些年中国的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城务下，但其中绝大多数农民仍然不能享受市民待遇，难以融人市民社会。 在中国的城市里，这些特殊身份的卜人，被称为“农民工，从事的是二、三产业，身份却依然是农民。 由于不能落户城市，他们对农村的承包地即便不耕种，也不敢轻易放弃。 情况表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进程，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格局，尚未根本改变。 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是使“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在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居住、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 “农民工”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城市化，一头挑着农业现代化。 城市化切实发展了，农业现代化才可能有较快的发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发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等战略思想。 采取了切实措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相信经过未来不懈的努力，一定能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 2．城乡土地收益分配严重失衡这里讲的土地收益，主要指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以后的增值收益。 前已述及，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城市即国有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搞活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获得了数量可观的土地有偿使用收人，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 政府集管理者职能与土地所有者职能于－身，按道理，应当是后者服从前者。 就是说，政府应当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不能片面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 用形象的说法，政府应当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但从中国一个时期内的情况看，许多地方政府却热衷于当“运动员”，成了市场主体。 由于同时具有“裁判员”的身份，势必损害其他“运动员”的利益。 受损害最大的，是广大农村、农民。 改革开放30年来，对农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除允许办乡镇企业外，不允许进人市场交易。 一切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和非乡镇企业的企业用地，都必须使用国有土地。 而国有土地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征收农村土地。 征收农地，按农地价格补偿……这一套，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已经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土地的价格得以显现，这个价格与农地价格的巨大差异，基本为城市政府和有关企业获取，农村、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不能得以实现。 其后果，是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但广大农村的建设因缺乏资金而发展缓慢，特别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不少农村，甚至更加衰败凋敝了。 有研究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主要依靠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从农业、农村提取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那时的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基本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 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逐步取消或缩小了，但国家依靠征地制度，仍在从农村提取大量资金，用于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 因此，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并未根本改变，仍然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 笔者认为，有关研究所依据的具体数据，可能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他们的基本判断还是符合实际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利用政治、军事强权和经济优势，从全世界掠夺资源，用于发展本国经济。 因此，可能有必要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靠勒紧自己人民的裤带，筹集工业化、城市化所需的资金。 但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计划经济时期，城里人也苦，农民虽然更苦一些，却能够理解而没有怨言。 现在的情况是，城市发展很快，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大为提高，但农村、农民依然比较贫穷，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农民对此感到不满，产生出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经过30年的发展，国家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是否仍然要从农业提取发展工业的积累，仍然要农村支持城市？对此，党中央已经做出了明确回答。 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论述了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 这个重要判断，是科学发展与统筹发展观的具体化，为我们今后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就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改革而言，落实中央精神的关键，就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他们能够具备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 这个任务十分艰巨。 首先，人们对不少问题的认识还分歧较大，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探讨、明确。 例如，征地补偿的标准，是由政府制定还是由双方参照市场价格商定？政府的管理职能与土地所有者职能，要不要分开，怎样分开？政府应不应该获取土地收益，怎样获取，土地收益该如何使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是以出让制为主，还是以年租制为主，还是多种方式并存？农地的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权可否抵押，抵押的经济意义是什么？集体建设用地能不能开发房地产？“城中村”的土地是征为国有好，还是保留集体所有性质更为有利？政府投资农村土地整理，节约或增加的土地，权属该如何确定？土地税制该如何设置？土地能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怎样进行调控？等等。 其次，许多法律如土地管理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都需要根据中央的新精神重新修改；过去缺如的法律如土地法、土地调查法、土地规划法、土地登记法等也需要制定；还有许多相关配套的法规、条例、政策，也都需要修改或制定。 凡此种种，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还需要特别指出，土地制度安排存在缺陷，是导致城乡土地收益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主要的原因。 笔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深层原因在于，我国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干部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等还不能完全适应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的要求。 因此，解决土地收益分配失衡问题，需要综合配套改革。 目前，各有关方面都在按照中央的精神推进改革，相信问题最终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但是，综合改革的任务更为复杂艰巨，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晚年曾经说过，看来，发展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的问题少。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取得巨大成绩，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又积累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永无止境地继续努力。 这就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
全球企业破产潮，马上要出现
前不久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说了一番话，先一看让人感觉欣慰，再一看让人感觉后怕。 他说今年范围内不会出现企业破产潮，大家的心先是放下了，觉得这是不会出大问题的意思，眼前的问题都是临时的。
但是细细去品后边的话，就觉得其实这不是个安慰，而是个警告。 他表示现在已经8月底了，再过四个月今年就结束了，救市政策还是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至少在今年全球不会出现破产潮。 明年困难才慢慢来，而且不止欧美企业会出问题，企业家要想想四季度后，明年可能面临的情况。
说话艺术家背后的意思是：破产潮还没来，但是明年是一定来。
可就这在破产大潮彻底袭来之前，情况已经很不妙了。 根据Statista的数据，美国在今年的破产水平已经是10年来最高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24家公司破产，单单是在7月27日到8月9日之间，就有31家公司提交了申请。 45家资产超10亿的美企都没扛过去。
其 中最惨的自然就是零售业了。 在疫情间美国居民需求萎缩很大，二季度个人支出下降了34.6%，消费品公司破产申请那是此起彼伏。 彭尼百货 （）、罗德与泰勒（Lord &Taylor）百货这种大型百货也都纷纷倒下，8月12日的时候，美国折扣零售斯坦·玛特（Stein Mart）也申请了破产。 上到美国王府井，下到美国拼多多，都熬不过去了。
著名企业玩具反斗城的前执行官说，下一个10年经济周期的破产数量，都会集中到最近1-2年，明年还会出现第二波破产狂潮。
至于那些无名的小企业，倒下的那更是不计其数了。 美国耶尔普公司（Yelp，类似于大众点评，上面有很多种小餐厅）的数据估计，从3月1日到7月25日期间，就有8万家企业永久关闭。
曹德旺老板在美国是有厂的，在这个数据下他能说出破产潮还没来的话，那说明福耀的企业经营情况那是还可以的，曹老板是有水平的，或者说是有运气的。
当然这股破产狂潮可不光是美国的事 。 根据贸易信用保险集团裕利安怡（Euler Hermes）的报告，今年全世界产业破产量将激增35%，而且未来两年企业破产的年复合增长率也会高达16%，和2008年金融危机水平差不多。
更不幸的消息是，这个数据还是以全球经济实现U型复苏为前提的。 可前些天我们讲过了，经济复苏可能来不了。 不少人还批评油条说太悲观，觉得采纳了太多西方经 济学家的观点，不太可靠。 这就叫坐井观天，世界复苏来不了的悲惨后果，终究会传递到曾主导全球化的中国。 8月底的“中国财富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就定调了，世界经济长期停滞，会成为新常态。
这是一个全球普遍共识，你接受还是不接受，都终究要忍受。
未来企业破产的数量，还要比预计来的更猛一些。 新一代研究所（New Generation Research）首席执行官的詹姆斯•哈蒙德（James Hammond）表示，不要以为现在惨淡的数据能代表一切，破产申请作为指标是有滞后性的，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糟。
“我们处在崩溃边缘。 ”他如是说。
国内，死守不退
今年二月份，也就是疫情在国内最严重的时候，国内车企还是一副乐观的模样。 当时行业内还在表示中国 汽车 业正站在下一个黄金十年的起点上，吉利、上汽、广汽、北汽都认为疫情只是暂时，消费不会消失不过是延迟。
当然了，车企在2018年以前都在黄金发展期，哪怕是2018年以后逐渐登顶饱和，倒闭和破产也都算是离奇事件了。 8月23日，力帆股份发布公告，表示收到了法院裁定，公司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如果失败就会转入破产清算程序。
捷豹也面对着严峻的困境，不久前捷豹 汽车 停止了生产以及零部件供应，经销商已经用完了库存，免费质保的口号现在成了张大饼，25万用户自此以后维保将会成为问题。 人们朝内部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在去年捷豹已经油尽灯枯了，甚至不少生产基地都要求降低了员工工筹了。
消费不是延迟了，消费是消失了。
在危险边缘上的中国车企并不只有这一两家。 根据乘联会的统计，在7月份的时候国内40家车企销量不足千辆，其中16家销量为零。 力帆、捷豹、宝沃、汉腾、大乘……都遭遇了销售滑铁卢。
向头部企业聚拢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是没人意料到灾难会来得这么快。 现在再看看2月份对于中国车企实力的美好愿景，现在都是梦幻泡沫。
当然了，要知道在可能的经济危机中，中国是一直死守不退的，所以还能在渺茫的时刻看到一点光。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近日发布了新冠肺炎对企业经营影响的第三期跟踪调查报告，就现在来看因为疫情控制比较成功，企业生产经营已经恢复到平常水平的88.5%。 尤其是个体户，经营困难明显小了很多。
在政策加持下，企业对政府的支持政策满意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各类企业对政府的平均满意程度提高到了8.0以上。 这可不是虚晃的数据，延缓交社保、延缓缴纳贷 款、减免租金，都是实打实办下去的。 在疫情刚压下去的3月，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了800多项政策，这是史上前所未见的财政政策下达速度。 不少中小企业有了 及时雨，好歹是缓过一口气，经济比预期好一些，那都是把系统拉到极限办事的结果。
美国企业那么惨，主要是因为在疫情前，特朗普为了振兴经济减了不少税 。 虽然短暂地迎来经济的复兴，但是也把财政政策的释放空间用没了，国库在面对疫情的时候马上就见底了，之后只能依赖发布国债续命。
就现在来看，美国财政情况很惨。 拜登表示，如果当选，会把减税政策取消，这些钱会用到基建上，尤其是清洁能源项目。 这个思路一看老凯恩斯主义，对现在的美国或许还真能管用，但是企业一定会很难受，还得死一批。
而且现在面对一个很难的境地：现在全球各国的财政政策，比如降低税款、国家贷款、工资补贴、债务减免，让不少企业都是靠着补助一口气撑着，要是过早取消政策支持那么结局只有破产 。 但是这些政策若是再继续下去，会出现不少懒惰的僵尸企业，生产效率不行，长期破产风险大了。
暴雷免不了，无非是早还是晚，以何种形式而已。
对于中国来说，在财政政策取消以前，消费圈得养起来，不然现在相对没有那么惨的局势也可能崩盘。 但养得起来吗？不知道。
治标不治本
破产潮只是个表象，各国的财政政策也仅是临时雨，如何恢复需求是现在的重中之重，但是深层来说，情况不太妙，全球性的需求降低不解决，企业破产还会继续下去。
要问疫情里有没有什么受益企业，那是有的，一些在新冠情景下的消费需求增加了不少。 比如披萨。 快餐披萨巨头多米诺（Domino’s）就表示，新冠疫情增加了在线订购和送货服务的订单，净利润比2019年还增长了19.4%，这比原来预期的好不少。 也是披萨企业的棒!约翰（Papa John’s）表示，自己和多米诺一样，也迎来了一个令人高兴的增长。
当然多米诺是明白的，这个也只是短暂的疫情红利罢了 ，因为大家都在家隔离呢，门店扩张脚步慢了，或者关店数量多了，这些损失会造成更长期的损伤。 一个门店关店，可能一下子10个人就失去工作岗位了，大家到时候都自己在家烤披萨了，没消费了，那才惨淡，眼前增长对于经济来说得不偿失。 稍微贵点的披萨大家都不吃 了。
比如必胜客母公司百胜集团在美国最大的特许经销商NPC国际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旗下300家必胜客餐厅将面临永久关闭。 NPC国际在美共有1227家必胜客门店，除关闭300家外，剩余927家门店也将被出售。
不同于必胜客在美国市场今年的惨淡情况，必胜客中国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国内不受影响。 百胜中国表示，尽管新冠疫情带来挑战，但公司看好在中国的长期发展，2020年新开800-850家门店的目标不变。
必胜客的表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据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1-6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721.8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3%，确实不大好看。 但是二季度实现同比增长8.4%，较一季度（下降10.8%）回调明显，外商投资预期和信心稳定趋好，已经有反弹了。
看到外部市场的萎缩情况，我想读者朋友们应该对内循环的重视有更丰富的理解了吧。
但是外部市场持续萎缩对国内经济也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这萎缩的严重程度，看上去还挺吓人的。
2020年全球能源需求降低了6%，这是70年以来最大的降幅，全球电力需求直接下降了5%，这是上世纪以来最大的降幅了 。 能源需求可是衡量第一和第二产业生产的重要的指标之一，它的降低意味着无数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正在降低。
能源下降6%对是个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加一起停止使用能源的总和，与之配套的是大规模的减产、降产、失业、关店、倒闭。 这才是最麻烦的。 人类的总体需求下降了很大，还没有回去的希望，这是最可怕的。
美国的破产潮，这才刚刚开始，曹老板说的明年真正意义上的破产潮还没来呢，而且现在还一点都看不到缓和的迹象。
记得前两年流行讲，未来世界将走向存量残杀，增长空间不多了，大家都在进行最后的圈地抢马运动。 现在看看，这实在是太乐观了，因为就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存量了，人类走入的是负增量的世界。
财政政策死守不退，只是独木难支，大厦真要倒下的时候，同林鸟们也会各自飞。
